邓小平曾指出：“我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些“山头”，虽不如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军队那么根深蒂固，但也真实存在，在经历了数次分化组合后，关系十分复杂。中共开国元帅聂荣臻是文革后较早写作回忆录的领袖级人物。历时数年的《聂荣臻回忆录》于1983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后，曾受到邓小平的好评。在《聂荣臻回忆录》中，我们能够挖掘出中共军中“山头”的历史恩怨。
1955年9月27日，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授予大元帅军衔典礼，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实行军衔制。与开国元帅同一批授衔的，还有10名大将、55名上将等。这个名单的出炉，既非纯粹的论资排辈，也非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
毛泽东在“七大”上说要“承认山头”。不承认是不行的，大别山不同于井冈山，而在井冈山，又有朱毛的红四军与彭德怀的红五军；甚至红四军内部，又有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28团）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31团）。
将军们在革命中的位置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一支自己掌握的部队。“朱毛”一体，成为革命军队的统帅。但朱毛原来都没有自己的部队。秋收起义的主要部队是原武汉政府的警卫团，文家市会师后，总指挥卢德铭牺牲，师长余洒度出走，团长陈浩等人被处决，毛因此成为部队的实际领导。朱德的部队到井冈山后，朱毛时有意见分歧。在争取红四军领导权的斗争中，毛得到朱的部下林彪的有力支持。
不过朱德始终是党在军事方面最高领导人之一，除其宽厚性格和革命立场之外，最主要的历史原因，是他把南昌起义的残余部队整顿起来带到井冈山、成为与毛会师的第一支军队。南昌起义前，他是南昌公安局局长和国民党朱培德第3军官教导团团长。起义的部队共为三个军：贺龙的20军、叶挺的11军和朱德的9军。贺、叶都有自己的军队，而朱德任副军长的9军只有一个番号。没有自己的部队就没有发言权，李一氓发现，刘伯承虽是前敌对指挥部的参谋长，但他说“他也指挥不了什么人”。（李一氓，2002：89）朱德后来有了自己的部队，与聂荣臻有关。聂在起义前期的主要任务是把隶属于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第25师拉出来参加起义。25师三个团中最重要的是73团，即北代时的叶挺独立团，团长周士第。8月2日，聂和周士第率领73团、75团及74团一部到达南昌，编为叶挺的11军的25师，周士第任师长，这是南昌起义中战斗力最强的主力师。9月24日，起义部队退向潮汕，决定朱德指挥25师留守三河坝。当贺、叶部队在汤坑失败后，朱德与主力失去联系后，率25师南撤到福建武平地区，与敌钱大钧部遭遇，损失很大，退到信丰，此时部队还有一千五百多人，周士第等一些师、团领导先后离队，队伍波动严重，但朱德坚定不移，表示：“如你们不愿意继续奋斗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枪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聂荣臻，1983：76）这就是李一氓说的：“朱德的番号叫第9军，任军长，实际上他并没有自己的部队，只有一个空的军的番号。在部队进入广东韩江地区，留下11军周士第师住大埔的三河坝，向梅县方向警戒，归有军长衔的朱德指挥。所以这个师在南昌起义失败以后，经过许多的周折和战斗，一直由朱德带着。”（李一氓，2002：87）南昌起义的希望寄托在朱德的身上。朱毛会师时，朱部比毛部强。井冈山如果不是先有朱德、后由彭德怀率部参与，能否坚持扩大不是没有疑问的。当时井冈山的部队“对朱德军长带点神秘式的信仰，又佩服28团能打胜仗。”（萧克，1997：101—102）这一历史地位，是其他军事领导人不具有的，十大元帅，只有朱能排第一。
聂原来也没有自己的军队。1931年12月，他从上海的中央军委机关到江西根据地，次年3月任一军团政委，从此进入军队系统。抗战后，包括一军团在内的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一一五师，聂为副师长兼政委，但直到五台分兵后，聂才独立指挥部队。1949年以后，华北军区演变为北京军区，聂也转移到科技工作方面，与老部下们没有直接的工作关系。“至于在军区工作的一些老部下，有时候来看望我，也是有的，但我从不向他们交代军区工作应该如何如何做。”（聂荣臻，1983：853）
山头峥嵘，风必摧之。朱德长期不参与军队的具体领导，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山头”，所以对他比较放心。1959年庐山会议上还特意说：“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李锐：1999：238）但对其他人就不一定了。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毛泽东支持林彪打倒杨成武等人，林彪在讲话中特别提到“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康生进而提出要挖杨成武背后的“黑后台”，由此掀起了批判“华北山头主义”的高潮，聂荣臻呼之欲出，处境艰难。同样，1967年“七二○事件”后，林彪以批陈再道搞“兵变”入手把矛头指向陈再道的上级徐海东—徐向前，意欲横扫四方面军的“山头”。到“文革”时期，众多山头已被平得差不多了：
红军时代的“山头”：一方面军内部的彭德怀的三军团“山头”已于1959年铲平。二方面军规模最小，抗战后不久即被分解，但因贺龙一度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而一直保持到“文革”；四方面军虽说在1937年就被严格限制，但许多高级将领还是活跃在军队中。所以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山头”是主要要平的对象。
抗战时期的“山头”：新四军的陈毅已经转业到外交岗位，一二五师的刘邓已不直接参与军委领导，所以要铲平的是贺龙的一二0师（即红二方面军）和晋察冀的聂荣臻。
解放军时代的“山头”：彭德怀的在西北和志愿军的“山头”1959年后已被铲平，陈毅、刘邓等人的工作也已分别与华东、晋冀鲁豫山头分离，剩下的还是聂荣臻的“华北”山头。
总之，“文革”要平的主要是贺龙“山头”、聂荣臻“山头”和虽无领袖但高级将领甚多的四方面军“山头”，以此来保持一军团、一方面军和四野“独尊”地位。但林彪没有考虑到，当他以“全面考察，全面排队，全面调整”为口号铲除异已“山头”、全面突显自己的山头时，也就酝酿着自己要被彻底铲平的后果。当林彪通过陈再道把矛头指向四方面将领时，毛泽东就已经出面保了陈再道。
“山头”有弊也有利。49年后，一批又一批高级领导被打倒，他们的处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监管者与他们的历史渊源。1969年10月，聂被疏散到河北邯郸，“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与聂的良好处境不同的是，朱德到广东从化，“实际上等于软禁”，（聂荣臻，1983：863）原因很多，广州没有他的亲信部下也许是原因之一。此时的广州军区，属于林彪的势力范围。本来林彪的老部队除在广州军区的41军、42军、47军和55军外，还有沈阳军区中的39军、40军、46军，北京军区中的38军，武汉军区的43军和54军以及成都军区的50军，但大军区司令员中只有广州军区的黄永胜和丁盛是四野出身（文革中多了新疆军区司令员龙书金和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但两个军区的基本部队不是四野系统的）。所以“九一三”事件前，林彪曾想到广州“另立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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