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认为：理性是人所特有的一种精神属性，它主要是指人遵循一定的逻辑规则和逻辑程序而进行的感觉、知觉、表象、概念、判断、推理等自觉的意识和思维活动。在人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理性起着极大的作用：客观规律的发现，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社会秩序的维持，社团生活的协调，都要依靠理性的力量。但是，人作为主体，其精神生活绝非是纯理性的，在它的彼岸，存在着情感、欲望、意志、直觉、理想和幻想、灵感、潜意识、习惯等等的不自觉地、自发的、偶然的、非逻辑的精神活动。这些便是人的非理性因素和非理性的精神活动。〔1〕
波普艺术代表人物安迪·沃霍尔所作的毛泽东画像。
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晚年毛泽东，一直是文革研究的持续不断、卷帙浩繁的热点所在。然而，海内外的大多数的研究还主要是集中在研究毛泽东的理性的层面，诸如他的思想、理论、政策等等。而对他一手发动和领导的文革中存在的大量非条理化、非规范化、非逻辑化、非程序化的精神现象，至今还缺乏足够的研究。其实，我们完全不必、也不应当把毛泽东的个人活动和他领导的混乱的文革看作是完全有理性和规律支配的必然发展过程，相反，我们应当肯定种种非理性因素对他的决策、思想以及对文革进程的巨大影响。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历史进程的偶然性和复杂性，比较客观地解释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扑朔迷离、跌宕起伏的历程。如果我们否认偶然性等非理性因素对文革的作用，那么历史进程就会变成一团永远无法解释和透视的神秘迷雾。人是唯一有理性的存在，但理性并非人的一切。就毛泽东和文革研究而言，他的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有其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因为他作为文革中中国唯一的伟大领袖，他的非理性对历史进程起到了一般的人、甚至所有“中央首长”的总和都起不到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种种非理性因素----他的意志、情欲、幻想、猜疑等等在晚年的毛身上表现极为突出。其中他的私人情欲、病态人格、潜意识情结更导致他本来就错误的决策中非理性因素的失控，推波助澜、层层加码，大大加重了文革的灾难程度。最后，不研究毛泽东非理性的一面，甚至不符合他对自己的客观评价。毛泽东自己从不违言、更自傲于他自己的非理性行为。例如，在文革中他曾公开自喻为“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2〕 作为二十世纪最大的独裁者之一，他的种种非理性行为导致了中华民族甚至是整个当代世界史上的最大的人道灾难。
凡此种种，都凸现出了一个非理性的、至今缺乏系统研究的毛泽东。
本文作者宋永毅，原题为《非理性的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和他的情欲、妄想和潜意识》
该画像是沃霍尔在1972年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之际所作，他将其用红色和黄色表现出来，以映衬文化大革命的时代背景。
2014年初，在伦敦某拍卖会上以760万英镑（约合人民币7663万元）的高价成交
一，私人情欲：在温柔乡的“塌上乱天下”
人的情欲和性欲在社会关系所允许的时候、范围和程度内，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却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没有人的情欲和性欲，血亲关系和婚姻关系等重要的社会关系是无法形成的。而这些社会关系一旦形成，对处于社会峰顶的政治领袖的影响便常常不可低估。在中国古代数千年的政治史中，君王因私人情欲的原因、或因荒淫无道而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或因专宠后妃造成后宫干政，陷整个王朝于混乱中的例子都不胜枚举。前者有商纣王殷辛、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明世宗朱厚骢等，后者也有唐高宗与武则天、清咸丰皇帝和叶赫那拉氏（慈禧）等故事。甚至在文明社会里，人的情欲和性欲也常常插足到重大的政治生活中去。如果不提凯撒大帝和埃及女王的风流艳史，便不能全面地揭示罗马帝国兴盛和衰落。英国的新教改革尽管有更深远的根源，但亨利八世不断喜新厌旧的离婚案却是它的直接原因。
说起“后妃干政”，人们很可能会自然地想到文革中的江青，并认为她在文革扮演的不可一世的角色是她作为毛所宠爱的“夫人”的结果。其实，这里有很大的误解，因为江青的“干政”实际上首先是她在毛的私人情欲中失宠的的结果。1949年中共建国时，江青不过35岁，尚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年龄。但是她和毛在丰泽园中已经分居两室，很少得到毛的眷顾了。显然，这和毛泽东的多次婚姻中一贯的有始无终、喜新厌旧的特点有关。但另一方面，江青在那时不幸得了严重的妇女病----子宫颈口糜烂，后来又被诊断为子宫癌去苏联治疗。对于性欲极为旺盛的毛泽东来说，疾病也使她自然在实质上失去了毛在性关系上对她的宠爱。但是，毛泽东碍于他伟大领袖的名声，既不想离婚，又想满足他的婚外淫欲----“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就必须要得到他的合法夫人江青的默认。当然，如同任何一桩民间法庭外了结的这类“不离婚案”一样，这种默认也必然是丈夫对他名义上的妻子的补偿为必要前提的，只不过毛对江的补偿不是在金钱上而是在政治上。根据在毛身边多年的工作人员在文革中的回忆：“毛和江谈了一次话，有了‘协议’，毛向江点明了自己的私生活问题，毛要江不要过问毛的私生活，代价是毛在政治上提拔和保护江”。〔3〕根据专门研究毛泽东婚姻和私生活问题的中国大陆女学者陈小雅的考证，毛江之间的夫妻关系的战略调整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开始了：
妻子疾病的发现，对于一个“不能再娶”的丈夫来说，自然是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接踵而来的问题自然是，如何调整安排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安排妻子的角色？如何过新生活？……为了适应这个调整，江青对外也大造舆论，宣称自己和毛泽东早已没有“夫妻生活”，他们的关系，只是“政治夫妻”。对此，毛泽东也不违言，予以配合。〔4〕
然而，江青毕竟是毛名义上的夫人，毛在外面不断升级的拈花惹草自然伤害了她原来就十分敏感的女性自尊，加剧了她对于随时可能失去的合法的“夫人”的地位的心理恐惧。为了消除这种恐惧，她又渴望通过在政治上充当毛的得力打手，不断攫取权力，来和毛保持长期利益上的一致的政治夫妻关系。正是这种病态的恐惧和野心，使得江青从延安时期一个性格温顺的女子在1949年后变为一个刻薄待人、歇斯底里的怨妇，从而在文革中更成为一个疯狂报复、暴戾恣睢的政治毒妇。举江青在文革中对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报复为例，就有很大的文革前她对毛的情欲导致的防卫性的猜忌。根据最近出版的王光美的回忆录，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非常喜欢请年轻漂亮的王光美一起游泳，还派秘书专车接送。据王光美回忆，有一次竟然发生了这样醋海生波的不快：
游完泳上来已经是晌午，主席留我们吃饭。饭摆好了，江青还没有来，催了两次，仍不见踪影。大家说：“请主席先用餐，好早点休息，我们等江青同志来了再吃。”毛主席说：“咱们一起吃吧！”大家刚坐好，江青回来了。他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5〕
虽然王光美当场陪笑、平复了江青的情绪，但江青的猜忌无疑导致了她在文革中对王光美的“两个女人的战争”。虽说历史不能假设，即便是杨开慧在世或贺子珍仍然是毛的夫人，她们也完全可能在文革中充当毛的政治工具。但如果毛和江在中共建国以后的夫妻性关系和谐、江青没有因上述病态的恐惧和渴望所造成的阴暗心理和疯狂个性，文革在某些领域内所造成的人道灾难至少会有所减轻。这里毋庸违言的是：江青文革中的不可一世和她文革后的可悲下场很大程度上皆根源于她身后那位寻花问柳的风流老公的情欲。
当然，也有学者从另一个方面来分析毛、江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对文革进程的积极影响。他们认为：如果江青在文革中仍然有向毛泽东吹“枕边风”的机会，会给国家造成根大的灾害。例如，香港学者寒山碧就持这一观点：江青虽然一直挂着“毛主席夫人”的招牌活动，但实际上毛、江已经分居。具体分居日期尚待考察，不过相信是张玉凤介入之后才分居的。一九七四年“四届人大”时候，正因为毛、江已分居，江青见不到毛泽东，无法告枕头状，才不得不推选王洪文到长沙告密；正因毛、江已分居，江青才不得不委屈请托王海容、唐闻生向毛告周、邓的状；正因毛、江已分居，毛对江的支持削弱，周、邓才可以在“四届人大”中掌握实权，抗拒江青的“抢班”。〔6〕
这一分析当然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它毕竟忽略了我们前面所作的分析：如果毛江琴瑟和谐、感情和性生活正常，江青或许就不会在政治上变态。
对于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预谋和发动，不少研究者常常追溯到1962年1月11日至 2月7日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因为刘少奇总结了大跃进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这些研究者的结论常常引自毛泽东在文革中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的一段谈话：
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一九六二年一月，我们召开了七千人的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那个时候我讲了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这篇讲演没有公开发表，在内部发表了。以后还要看一看，里面也许有些话还要修改。不过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7〕
然而，根据中国大陆学者最近对七千人大会的详细考证，发现毛泽东其实并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经过再查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讲话的原始记录，结果并没有这样的内容，即使1962年4月下发的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稿，也仍然没有这段话。相反，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通篇讲话给人感觉既幽默风趣，有谦虚诚恳，洋溢着比较浓烈的民主气氛，流露出他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和谐的亲密气氛！〔8〕
显然，毛泽东给他和刘少奇等人的最初分歧杜撰了一个虚假的但是冠冕堂皇的理由。这一杜撰还很可能完全是下意识的掩盖行为。虽然我们没有必要排斥他们之间在七千人大会上在如何纠正大跃进所造成的灾难上确有理论上的一些分歧，但是事实上还有着非理性的原因导致的冲突。换言之，毛泽东对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的预谋，是他和刘邓等人一系列理性和非理性冲突的综合结果。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1961年春天震动中共上层的对毛的“窃听事件”。根据最近发表在《北京日报》上的署名文章，这一“窃听事件”的梗概如下：
1961年春，毛泽东乘坐专列到广东、山东一带调查研究。某日，毛泽东和一位服务员在专列办公室谈话。谈话结束，服务员步出，恰遇另一专列工作人员。这位工作人员得意地告诉服务员，他知道刚才毛泽东与服务员的谈话内容。服务员问他为何知道，那位工作人员便展示了录音装置及设备。 服务员转身便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闻讯后，大发雷霆。“秘密录音”的事情就这样闹大了。〔9〕这里，中共官方的报道掩盖了最重要的史实，即这位“服务员”的性别及她和毛的关系：这位“服务员”是一位青年女性，是和毛泽东有性关系的“女友”。更重要的是，这位负责录音的工作人员录下的是她和毛在专列中发生性关系的浪声淫语。在毛的这位“女友”向毛作了汇报后，毛泽东当即恼羞成怒、大发雷霆，指责为“特务手段”。其实，对毛泽东的录音是中央书记处1958年12月决议，1959年开始执行的。这是当时主持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为了紧跟毛泽东而采取的一个拍马屁的决定。把毛泽东外出时的谈话都录下来，就能使他们随时了解毛的政治思路，以便在他们的工作中采取主动、讨毛的欢心。没想到在阴差阳错之中录下了毛的私生活放纵，又被毛的“女友”告密----马屁派到了马脚上。引发了一场毛勃然大怒的政治风暴。
虽然事情的最后替罪羊是由具体执行这一录音计划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毛的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和刘少奇秘书、周恩来秘书等人承担，但是毛心里清楚得很，他们背后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对于中央一线领导人“想留下毛谈话的资料，以后好些党史”的解释，毛反诘道：“他们是不是从现在就开始准备赫鲁晓夫式的黑报告？”可见毛完全把它看作是中国式的“水门事件”。
根据自始至终在事件现场的毛的医生李志绥回忆，这一“窃听事件”才是毛和刘等人关系敌对化的一个转折点，它对毛以后发动文革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毛的私生活的放纵早已是领导间公开的秘密，因此毛最大的恐惧还是在对他权力的潜在威胁。……毛认为这是“中央这几个人”----也就是其他中央常委和书记处----针对他的行动，采取的特务手段。结合这些年来反斯大林的经验，他认为这是反他的准备行动之一。很自然，从这时起，他对“中央”的隔阂增加了，怀疑更大了。这些疑惧都在文化大革命是爆发出来。〔10〕
在文革准备阶段，杨尚昆便被调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文革一开始，他又被打成“彭陆罗扬”反党集团成员。 在中共中央1966年5月24日文件〈中共中央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里，杨被指责为：“他不顾中央多次关于禁止安设窃听器的决定，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私录毛主席和常委同志的讲话，盗窃党的机密。”〔11〕在这一反党集团中，至少有两人：杨尚昆和彭真和这一由毛的私人情欲引发的“窃听事件”有直接关联。为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毛对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的仇恨极可能在更大程度上源于他的非理性因素。
然而，毛对于自己放荡糜烂的私生活的态度是极端虚伪的。一方面，他肆无忌惮。另一方面，他又要欺世盗名。为此，他对于任何一点可能的影射都会无端猜疑、恼羞成怒，引发出新的政治风暴来。顾名思义，文化大革命是在文化领域内肇始的。其中发生于1963年的“批鬼戏”的风波是文革的重要先声。但有趣的是，这场风波的发端便和毛的非理性私人情欲有很大关系。1963初，经手下工作人员提议，毛为了消遣调新编昆曲历史戏《李慧娘》来中南海演出。不料该戏的内容是将南宋末年奸臣贾似道私生活淫乱，在西湖残杀想争取爱情自由的宠姬李慧娘，结果李慧娘化作厉鬼向贾复了仇。无巧不成书，在毛看此戏之前，他的一个女友向他提出要和外面自由恋爱的男青年结婚，但是毛不肯批准。她为此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被毛踹下床去，刚刚闹出了一个不小的宫闱风波。为此，毛马上下意识地认为此戏是在影射他同样是骄横淫逸的私生活：当演出至贾似道携带众姬妾游西湖征逐歌舞，游船中途遇到裴生，李慧娘脱口而说：“美哉少年”时，我心知道不妙了。西湖恰好是毛最喜欢去的地方。接下来演气愤异常的贾似道杀死宠妾李慧娘。我记忆中演员穿了白衫翩翩舞蹈的一幕，原来就是心犹未甘的李慧娘化作鬼魂，向贾似道报仇的情节。当我看到毛的神态一变。毛除了偶然大发脾气外，很少让他的不悦流露于外。但我学会观察他情绪的变化----锁紧眉头，眉毛高挑，身体僵直。我心想犯了忌讳了，好像以戏剧演出来嘲弄他玩弄女性和年老荒唐。这情节使人想起了毛不准机要员和她的爱人结婚的事，她那时骂毛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玩弄女性”。〔12〕
果不其然，毛马上发动了对《李慧娘》和所有“鬼戏”的批判。一方面，他让江青找上海柯庆施在《文汇报》发表罕见的长达一万三千多字的文章，题目是〈驳“有鬼无害”论〉，猛烈抨击《李慧娘》等鬼戏“发挥‘异想遐思’，致力于推荐一些鬼戏，歌颂某个鬼魂的‘丽质英姿’，决不能说这是一种进步的、健康的倾向。”〔13〕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还正式发出文件指责近几年来“鬼戏”演出渐渐 增加，有些在解放后经过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剧目又恢复了原来的面貌，甚至有严重思想毒素和舞台形象恐怖的“鬼戏”，也重新搬上舞台，“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鬼戏’辩护。”报告要求全国各地，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题材。”〔14〕就这样，一次由毛偶然看戏、毫无道理地怀疑该戏“影射”了他的私生活的小事，酿成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成为后来文革的导火索之一。还为后来批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创了从“影射史学”入手进行上层政治斗争的先河。当然，该戏的编剧孟超也因此被打成向无产阶级文艺路线进攻的“黑典型”，在文革中被残酷迫害致死。
从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中可以看到，“窃听事件”还使毛身边最贴身的工作人员的性别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五十年代的男卫士群体变为六十年代的“女友”群体。如同李志绥所说：“使他更为震动的是，录音安装了几年，身边的人竟然没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最后让他知道了‘情况’的是他的‘女友’。由此，他认为身边的人并不可靠，比较可靠的是‘女友’，这些人往往告诉他真的情况。”〔15〕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毛身边的年轻的性伙伴有增无减。对这些围着他“女友”，他常常怀有一种征服欲和性幻想交织的心态。在他晚年和孟锦云、张玉凤等最亲密的女友谈论《红与黑》和香港电影《云中落绣鞋》等作品中情欲关系时，他总是把两性关系解释为一种征服者的“阶级战争”，并把这种有权者对无权者的权力征服和男性对女性的暴力占有合理化。〔16〕一方面，毛的这种权力征服欲是一种古已有之的君王心态：古代的君王常常把被自己征服的部落和国家的后妃变为自己的女奴和嫔妃。而只有在性方面占有了她们后，才认为自己获得了彻底的胜利。而她们也才因此而成为可靠的自己人。另一方面，毛又常常把自己幻想为《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理应得到众多美女的青睐和忠诚，乃至他的“女友”有一次都在背后笑他“分不清楚人家对领袖的热爱和男女的相爱”。〔17〕毛的这种奇怪的心态造成了他“把女人做享乐工具外，还做政治工具。如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要她咬谁就咬谁……利用性关系为政治服务，毛是史无前例的”。〔18〕作为他的政治工具，毛的“女友”有时也给他带来极大的利益。例如，林立果和他的“小舰队”要刺杀毛的阴谋，就是他的一个“女友”（谢静宜）通过她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工作的丈夫（苏延勋）得到消息后及时密报毛的。〔19〕但是，毛的“女友”们有时也会出于自身文革中的派别利益，向毛报告一些片面的消息。而毛出于自己的膨胀的情欲需求又答应了她们的要求。其结果是反而破坏了他自己一手建立的权力制衡。1967年震动全国的“5·13事件”便是这样的例子。
“5·13”事件是1967年5月13日发生在北京展览馆礼堂的一场小型武斗。武斗的双方是：1）演出派，即“老三军派”。是1966年冬至1967年春，在空军机关、海军机关、总后勤部机关和它们所属的文体单位、院校，群众组织中的所谓“保守派”。他们在空军中保吴法宪； 在海军中保李作鹏，在总后中保邱会作，人数较少；2）“冲派”，即“新三军派”。他们反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即所谓“造反派”，人数较多。当时的“造反”是得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如中央文革和周恩来支持的。军内的萧华（时任总政治部主任）、杨成武（时任代总参谋长）随之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这一大派。最初，周恩来坚决要求两派联合演出，其实是建立了军内在林彪嫡系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和比较倾向于毛自己掌控的萧华、杨成武之间的权力制衡。〔20〕从全国的权力格局上来讲，也在以江青为代表“文革派”和林彪军人集团之间建立了必要的政治平衡。
可是，这一微妙的平衡被毛自己打破了。毛在1967年4月在他中南海的卧室见了他在空政文工团的女演员、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刘在文工团是保吴法宪的绝对少数派，她一见了毛就哭诉“造反派在文工团夺权后，就将三人赶出宿舍……她们已经在街上转了三天。”
毛见了刘和另外两个，说：“他们不要你们，我要你们。他们说你们是保皇派，你们保的是我嘛，我就是那个‘皇’罗。”刘从和毛的“特殊关系”中得到不少好处。毛命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叶群替刘及另两个女孩平反。叶不但照办，还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任命刘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革命委员会主任。刘在短时间内便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自此后，刘和另外两个女孩在中南海进进出出，常常一住下来就有五天十天。〔21〕
毛泽东非但让他的“女友们”自己去找叶群，正陷于火热的情欲泥沼中毛为了讨好她们，还派了秘书徐业夫去找叶群。叶群也当然不会放弃这个大好机会用来扩张林彪等人对军委的直接控制权。林彪秘书张云生对叶群和刘淑媛等人的会面有如下的详细记载：
1967年4月的一 天，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了毛家湾。叶群接待后，把我叫了去，说：“张秘书，我去接见空军文工团的几个演员，你跟我去做一下纪录。不然，她们几个对我一个，事后说我对她们讲了一些什么什么了，我空口无凭。”叶群接见演员干什么？既然要见，还找个“证人”在场做什么？不待我问，叶群自己的嘴就漏了风：“徐秘书来，传‘一组’（即毛泽东） 的话。空军几个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她们在空军内部是受压的少数派，要向主席反映情况。主席说，让叶群找她们谈谈。”叶群又神秘地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小看他们，那是通天的！”
在一个事先安排好的小招待所里，叶群接见了她们。为首的姓刘，叶群似乎认识她，至少知道她的名字。……
“叶主任，你知道，我们是保吴、余（立金）首长的，可是在空政文工团里，和我同观点的，就这几个人。” 她用手指了指在座的几位。“他们骂我们是老保，还骂……”
“我们现在都不敢回去，一回去就受围攻。”另一个女演员补充说。
“你们保吴、余，并没有错。”叶群说：“我和你们同一个观点。”
“就是听说林副主席和叶主任也保吴、余，我们才保的。”小刘这时才有些笑意。
“你们经常去中南海，没有问一下‘最高’（指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吗？”
“主席说，我也是保吴法宪的。”小刘回答说。
“那你们就放心保吴司令，没有错。”
“文工团是演出单位，现在什么也不排练了。”小刘又说：“我们想排点节目，争取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 时演出，叶主任支持吗？”
叶群说：“我支持，林彪同志也支持。你们搞演出，要热情歌颂毛主席，歌颂江青同志。江青同志使馆文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
“我们还要歌颂林副主席。”小刘补充说。
“还要歌颂‘文化大革命’，歌颂中央文革。”叶群越说越有劲。“你们先排好，我争取先让江青同志看看。他会支持你们的。”
“我们就这几个人，怎么排练呢？”另一个演员问。
叶群说：“你们人少， 可以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同一观点的串连一下，与他们联合演出。”
叶群的主意确实发挥了作用。小刘 等人经过串连，很快就和海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一些同观点的人联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5月13日，她们在礼堂举行试验演出，由于这一演出是背着军内各单位文艺团体居于多数的对立面群众组织高的，结果遭到了这些组织的冲击。〔22〕因为演出实际上是同一观点的群众组织的联合，不同于周恩来和萧华指示的不同观点的联合演出，萧华当然劝他们不要演出。但因为有毛对这些通天“女友们”的承诺，林彪公开支持演出，激发武斗。事后，林彪又利用这一事件、通过叶群幕后操纵，掀起了打倒萧华的政治风暴。根据文革研究者黑雁南的记载，对打倒萧华最致命的“最高指示”----“萧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毛泽东就是通过他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向叶群、吴法宪等人传达的。〔23〕
6月9日，林彪又带上他的嫡系人马和中央文革成员们再一次在人大会堂观看了“老三军”派的演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作了报导。此举大长了“老三军”的威风，大灭了“新三军”即的志气。从此，林彪等人通过“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即“老三军派”）从中央文革手里夺过了对群众运动的指导权，就连红得发紫的聂元梓都不得不奔走于它的门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成了“林副主席直接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他们马上在6月初组建了由吴法宪、邱会作和张秀川（李作鹏的副手）组成的“军委临时看守小组”----后来林彪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24〕接着，他们又都在“九大”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等到毛泽东认识到一个尾大不掉的林彪军人集团已经对他的绝对权力形成威胁时，已经一定要动大手术来解决了。追溯毛泽东政治平衡格局的打破，竟然发端于他对那几个“女友”的一时讨好和情欲纵容。对此，毛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和林彪闹翻后有所觉察：
毛的女友刘和她两位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朋友，都不再允许进入中南海。刘和叶群、林彪关系密切，毛怀疑刘是林彪的特务。林立果现在空军权倾一时，毛认为她们三人都是林立果派来的。〔25〕----“特务”之说，显然是毛的杜撰和自辨。但从中仍然可以看到毛的一丝不愿说出口的悔意。
然而，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放荡淫逸君主一样，他们都常常是要为自己的“权色交易”付出政治代价的。1974年年初由毛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本来的意图是帮助江青等毛的嫡系帮派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手里夺取更多的国务院和军委的掌控权力。为此，江青和迟群、谢静宜等人在1月24日、25日连续召开军队系统和国务院系统的“批林批孔”的大会，会上江青公开点名叶剑英“开后门”送子女参军上大学的问题。之后，江青、张春桥等人又在《人民日报》和地方报刊上刊出一系列高校清查“开后门”学员的文章，比较有名的有南京大学政治系工农兵学员钟志民的《一份申请退学报告》等。〔26〕
七十年代初，各地的掌权者，尤其是军队干部利用特权为子女亲友“开后门”入学参军的歪风邪气已经成为全国民怨沸腾的焦点。应当公平地说，江青等人抓住这一问题向确实存在严重的腐败问题的叶剑英等人开刀时，是符合党心民心的， 是有着在军内扩充势力乃至在毛的支持下重新洗牌的可能的。叶剑英在1月30日向毛泽东写出了就自己的“严重错误”所作的“检讨”，但是毛却在2月15日复信中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批）‘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下发，我的意见如此。”〔27〕毛的回答显然是不符合基本逻辑的，江青、迟群所批判的“走后门”实际指的是走后门的形式，并没有给前门后门进来的人定性。毛泽东的这段最高指示后来成了大开后门的护身符，对全国性的党风腐败起了极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要这么说？据毛泽东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 ……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现在送她们去上大学，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28〕显然，这些人是毛的“女友”。毛之所以说“我没有办法”而只能开后门送她们上大学，显然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约定的“权色交易”。据当年北大历史系的范达人回忆说：“1973年，北大历史系来了三位女学员，他们的年龄大约在27、8岁，三人无单位推荐，不知从何处来，有人试图打听她们的底细，三人都守口如瓶，不透自己的身世。班主任甚为恼火，扬言一定要将他们的情况弄清楚，否则就不准她们在系里学习，校党委知道以后，派人 找班主任谈话，做了一番劝说。”后来这些女孩子告诉范达人说她们原来是浙江省文工团的乐器演奏员，是“毛泽东同意，通过谢静宜安排到北大历史系学习。”〔29〕据范回忆，这样和毛直接有关的神秘女学员，北大还有好几个。另据原中共资深新闻干部沈容在《我所见所闻的几位毛泽东身边女孩》中回忆，毛还通过周恩来安排他的“女友”开后门到北京外语学院读书。〔30〕----现在事情清楚了，原来毛出于他的“权色交易”，带头开后门送了为数不少的“女友”上大学，而且不少还是通过周恩来等元老派来安排的。这样他自然没有了抓住这一机会整倒元老派的勇气，而只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地与他们妥协了。两年以后，当他认识到叶剑英的威胁，采用不合程序的中央文件宣布他“生病”、“由陈锡联同志负责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时，〔31〕已经为时太晚了。因为叶已经在军内又苦心经营了两年，形成的盘根错节早已经是资历尚浅的陈锡联所无法取代的了。
论及毛的情欲和文革的关系，不能不涉及他和他晚年的宠妾张玉凤的关系。根据李志绥的回忆，张玉凤是在1970年毛在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等人因和林彪的关系失宠以后正式调入中南海的。但在她陪伴毛渡过他风烛残年的最后六年里，张本人在中国政治，尤其是宫闱政治中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首先，她从毛的生活秘书变为“机要秘书”，掌管着毛的私人保险柜。里面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无疑代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谁都知道，这批材料对中共十分重要，掌握了这批文件就等于变相控制了党政军大权。其次，她完全取代了毛泽东“家人”，即实质上的妻子的地位。毛泽东临死前的几年，只有她和另一位“女友”孟锦云才能进入毛的房间，而且也只有张才听得懂毛因病而含糊不清的讲话。而毛的所有的“最高指示”和批复的文件都要经过张玉凤之手，乃至毛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怀疑：“谁知道这些同意或批评，有多少是真的或是歪曲了的。”〔32〕当然，由于中国宫廷秘史资料的一贯缺乏，我们对此很难下任何具体的结论。最后，在海外最近披露出来的张玉凤的回忆中，竟有这样的内容：主席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 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33〕
当然，我们完全可以把毛的这一荒唐昏乱的身后安排当作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在临终对自己的宠妾的一种表面性的政治安慰（尤其是当着她的面所做的临终授命），因为这种安排绝无可能实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张在当时中国政治中的地位和她含而不露的政治追求（否则她为什么不向毛当面拒绝？）。甚至，这一安排及可能是她向垂死的毛要政治名分的结果。
认清楚张玉凤有政治抱负对分析毛张关系对文革最后几年的影响非常重要，因为她的对毛的影响会远远超出一个“陪睡丫头”（江青对张的蔑称）的范围。在目前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录可以看到，江青对张玉凤不断地“巴结”、“献殷勤”，因为毛后来根本不愿见江青。毛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的私人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34〕尽管有江青放下正式的“毛夫人”身价的拉拢，张玉凤和江的关系其实并不和谐。一方面，她们之间的“大奶”和“二奶”的争宠夺利的关系极难和谐。只要张玉凤在实际上是毛的妻子，掌管着毛维持生活一切而毛对她的依赖日深，毛就不可能还想得起江青。在另一方面，张也是一个醋劲十足的泼辣女人。1971年她曾因为怠慢了毛的一个客人而和毛互相骂“狗”，大吵一场、一时被毛赶出过中南海。这个“客人”其实是毛以前的一个文工团“女友”----陈。后来陈女士去了香港，在报刊上披露了这一内幕。〔35〕
但即便是从目前极为有限的已经公开披露的材料，也可以看到张玉凤（包括孟锦云）都没有在毛面前为江青美言。例如，孟锦云的回忆中就提到：毛泽东和她（及张玉凤）慎重地谈过和江青公开离婚的打算。〔36〕如果张一直在毛面前为江说好话，毛绝无可能、也无此必要和她们大谈离婚的打算。此外，据中共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的通知及附件》记载，张玉凤和江青自1973年年底起，多次因为张保管的毛泽东的几百万稿费发生严重冲突。为此江青甚至公开叫嚷：毛的存款 “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37〕如果我们联系到毛对江青在文革中最严厉的批评，即搞“四人帮”正是发生在1973年年底以后，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张玉凤在毛对江青的严厉批评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然，起着更重要的离间毛江关系的还有另外两个年轻女人----毛在当时的联络员唐闻生和王海容。因为她们两人当时认同周恩来和邓小平的政治理念，又和江青有私人矛盾，也就利用联络员的特权、在极为封闭孤独的毛面前讲了许多江的坏话。自然，王海容也在背后大骂张玉凤……〔3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总结毛泽东治国方式使用了“在塌上乱天下”的比喻。此其一是指毛泽东喜欢在床上办公的怪癖；其二就是毛在文革中“视女人为工具”，表现了“他的冷酷而兼放纵的生命的一个环节。”〔39〕确实，毛泽东的晚年不仅生活在情欲横流的温柔乡里，还不时地陷入和引发他身边的女人之间的“战争”。然而，他也为情所累、为欲所害。例如，1976年5月11日，毛就又不知道因为什么无聊的糗事，和张玉凤大吵一场，结果竟导致他心肌严重梗塞。虽然抢救了过来，但大大地缩短了他的寿命。〔40〕毛生前虽然妻妾成群，但死时尸骨未寒，他的夫人便被投入监狱、最后自杀。对于“在塌上乱天下”的毛泽东，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报应和嘲讽。
二，病态人格：在不间断的妄想中清除假想的敌人
多疑是一种病态人格，但任何独裁者都是或多或少地多疑的。由于他们在自己的登基之路中运用了的众多的阴谋诡计，推己及人，他们自然地防范着他人效法自己来颠覆他们手中的无上的权力。然而，多疑在某些主客观情况下会发展成为一种恶性的妄想症的精神病态。例如，当独裁者力图加强自己的权力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智谋时，心胸狭隘的独裁者便会把猜忌变为妄想和行动，残忍的政治清洗便会发生。另外，人到晚年的独裁者的身体心理都会发生器质性和功能性的病变，使本来并不严重的多疑和妄想症日益加剧。他们首先不断地妄想出种种不真实的“敌人”来，又运用他们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进而采用极端的手段来清除假想的“敌人”。
根据毛的医生李志绥的回忆：毛泽东的极度的疑惧／妄想症起源于1956年以后对中共八大反“个人迷信”等路线的不满，“他逐渐有一种非理性的怀疑恐惧，但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时，才完全成形。”〔41〕 依据李的回忆，我们从如下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毛的妄想症的发展及其特点：
时间和地点----事件----政治形势
1958年初，四川金牛坝----怀疑游泳池被下毒----和周恩来等人“反冒进”斗争
1965年底，江西南昌----怀疑自己发烧为下毒所至----北京彭真等人抵制批判《海瑞罢官》
1966年2月，武汉梅园招待所----怀疑房间天花板上藏有坏人----接见彭真等人以后，彭等人带来北京“中央”同意的《二月提纲》
1966年7月，回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怀疑被装了窃听装置----刚回北京，认为刘邓等人在中央仍占优势
1966年7月，搬到玉泉山一号楼----怀疑这里有毒----同上1966年7月，从玉泉山搬到钓鱼台国宾馆----怀疑“仍不安全”----同上
1966年8月，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住得比较久，到最后怀疑仍不安全----和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生公开冲突
1966年年底，搬到中南海游泳池----没有再搬了----基本上掌握了对刘少奇斗争的胜利
1969年5月，出巡武汉、杭州和南昌----发觉服务员全部穿了军装，怀疑被他们监视，要他们全部撤走----开始和林彪发生矛盾
1970年9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原来空政文工团的女友刘素媛、邵锦辉等人是林彪“特务，”再不允许进入中南海----和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因“国家主席”问题发生冲突
1970年9月后，北京中南海----怀疑诊断他得了肺炎的大夫是林彪派来毒害他的----同上
在精神病学中，妄想是在病理基础上产生的不符合实际的错误信念，是一种病态的判断与推理。它本身与事实不符合，而且也不可能实现，但病人却坚信不移，即使经过充分的说理和有力的论证，都难于动摇他的信念，是精神病中常见的症状之一。妄想症，又称妄想型精神病，其特征是由对某真实事件的曲解，进而逐渐形成一复杂纠结的妄想系统。据临床研究显示，妄想症患者中，常见的妄想内容包括夸大妄想、被害妄想、多情妄想、疑病妄想等等。在这一症状形成的过程中，情感对思维进程有明显的影响：病人妄想内容往往与病理的情感相一致。如情感抑郁病人往往产生被害妄想，而躁狂病人往往产生夸大妄想。从上面所列的毛泽东的恐惧妄想中可以看到：1）这是一种 “被害妄想”；2）许多妄想不符合基本的生活常识，如天花板上怎么可能“藏人”（后来证明是一只野猫）？3）他在政治斗争中受挫的心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情感因素影响着他的疑惧／妄想。
李志绥还提到了毛的疑惧／妄想症的重要病理基础：毛长期以来的“神经衰弱”而导致的严重失眠。如他所述：“事实上毛有两种失眠症，一种是生理时钟的混乱，另一种是俗称的神经衰弱性失眠。……毛的神经衰弱有多种症状----失眠、头晕、皮肤瘙痒和阳萎，严重使他会有恐惧感，尤其在空旷的地方，他必须有人搀扶，否则会跌到，在人多的场合也会发生。…… 毛的神经衰弱的最终根源，在于他对其他领导同志可能反抗的恐惧。共产党中么没有几个毛真正信任的人。”〔42〕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毛以夜为昼的生活／工作习惯，使他永远在黑暗中思维，只有更多地帮助和促使了他在漫长的旷夜中的翩翩猜忌和妄想。
明白了毛泽东晚年其实已经患有妄想型精神病，便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会在文革中一手制造那么多常人不可理喻的冤、错、假案。论及毛的“被害妄想”，恐怕首先要提及的是他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所谓的“防止反革命政变”。文革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历史已经证明当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政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被害妄想”像一个不可摆脱的噩梦贯穿了毛的晚年，直至他的死亡。究其原因，其实是毛自己在打倒刘少奇时先调动军队搞了一场货真价实的政变。由此及彼，才时时、处处妄想着别人要对自己搞所谓的“反革命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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