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社科院学者朱继东写下《应严惩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V》一文的时候，他绝对未能想到批评之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因此才会满脑子充斥着斗争思维，套用文革时期的揪斗式文风，杀气腾腾地写道：“最重要的就是要对于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的言行要进行严厉惩处，并且要敢于出重拳、拔钉子。”朱继东之所以放出如此令人不寒而粟的言论，是因为一些高校教师表达出对于教育部长袁贵仁讲话不一样的看法。
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
日前，袁贵仁在座谈会上表示，“高校教师必须守好政治底线、法律底线、道德底线”，“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该讲话迅速在中国舆论场上引起较大反响，包括北京大学教授沈岿和贺卫方在内的一些高校教师提出质问。本来这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袁贵仁作为教育部长，是公共政治人物，自然应该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批评，而高校教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公民，在法律保护范围内发表对于公共问题的看法，理应得到鼓励和保护。可是，朱继东却不这样认为，居然将正常的批评声音视为“对中央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示威和反击”，如此上纲上线，只会破坏正常的言论交流。
更严重的是，刊发朱继东极左言论的媒体居然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之一的《求是》杂志旗下网站求是网。《求是》杂志作为中共在思想领域的重要阵地，地位非同一般，刊发的文章应该考虑到社会效应。可是，这么高级别的党媒竟然刊发这样极左的文章，甚至还允许文章里面存在间接指名道姓攻击一些高校教师，非常不妥，很容易给外界传递执政党扼杀批评声音的错觉。
2013年的一次民主党派座谈会上，习近平曾指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习近平尚且如此提倡尖锐批评，那为何朱继东不能？为何《求是》杂志在刊发文章的时候不懂得容忍批评的声音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的经历、知识、思维难免存在局限的时候，因此看待问题难免有不妥的时候，这个时候，批评就变得非常重要，不然一个人只会一错再错。中共是一个提倡唯物主义的政党，主政一切从实际出发。既然如此，中共的官员应该承认世界是不存在神的，因此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不会犯错误。既然是人皆有可能犯错误，而中共又是执政党，那么来自社会的监督和批评便变得至关重要。
毛泽东说过，让群众说话天不会塌下来。事实上，让群众说话不仅天塌不下来，而且对于执政党自身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相反，如果禁止批评的声音，只会让整个社会变得死气沉沉，只有阿谀奉承和溜须拍马，却缺乏有担当和真才实干的人。邓小平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对于正在朝向“第五现代化”努力，旨在开启一个全面改革时代的政党来说，如果身边都是一片附和之声，整个社会万马齐喑，最终肯定不利于改革，甚至误入歧途。
袁贵仁作为教育部长，是一个公共人物，他的言论往往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事关整个教育领域。既然如此，他理应要接受监督和批评，因为他不是神，而信奉唯物主义的共产党的官员，有可能会犯下错误。况且，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公共人物必须接受全社会的褒贬，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错误，才能让公共人物的言行符合社会规范。
至于那些批评袁贵仁的高校教师，只要他们的言论是在《宪法》规定的范围之内，就应该得到法律的保护。回看整个事件，可以发现，批评袁贵仁的高校教师的言论不仅是在法律保护的范围之内，而且他们批评的初衷更多是一种建言。长期以来，习惯于斗争思维的某些中共官员总是容易将外界的正常批评视为敌对势力。其实不然，批评是因为希望尚存，是因为热爱这片土地，是因为希望社会更加健康，所以不愿看到丑陋的存在，所以敢于冒着危险去批评建言，“爱之深，责之切”。
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因为中共官场有许多像朱继东这样看不惯批评声音的人，又加上长期以来政治投机的官场风气，才导致批评在时下中国居然变成一件吃力不讨好甚至带有危险的事情。长此下去，整个社会将会沉默寡言，批评很有可能再无存在余地。前不久发生在广东省东莞市政协会议上无人发言的尴尬场景，正是批评空间日益缩小的不好征兆。
曾几何时，早期共产党人以及更早的仁人志士，为了让中国摆脱清朝“万马齐喑究可哀”造成的内外交困局面，历经艰辛，付出无数的汗水和血水，方才有了今天的中国。可是，在中国有可能实现无数先贤可谓的美好生活的今天，却传来堵塞批评声音的场面，实在有违于时代潮流和人类认识规律，理应引起执政党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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