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塞伦盖提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上，上百万只角马、斑马、瞪羚......逐水草而生，每年5、6月间开始上演超过3000公里的冒死跋涉。一路危机四伏，饥饿、干渴、体力不支或者被食肉动物猎杀的同时，也会有40万的新生命加入这场不停息的迁徙中。这场数十万年如一日的长途循环，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食肉动物，都在历经为了生存的搏击后，在优胜劣汰中得以进化，这种自然界的规律，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样存在。
近期，因为是否应该在高校教育中引进西方价值观，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爆发了一场左右观点的激烈对撞。先是官媒求是网一篇《高校宣传思想工作难在哪里？》，因为点名陈丹青、贺卫方引发舆论混战，后是中国教育部长袁贵仁警告高校教师“不得在课堂上发牢骚，不得使用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招来公知围攻。随后党媒及其所谓“专家”纷纷跳出来为其站台。社科院专家朱继东2月3日在党刊《求是》发文“应严查围攻教育部长的教师和公知大V”，更被指杀气腾腾。有观点认为，“良玉须切磋，瑶玛就其形”，反对意见恰恰是让中共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不断修正和完善的动力。作为官方和官媒，虽然可以亮出自己的官方观点，但是不应该超越法律范畴，借用权力对于有不同意见的公知和异见人士进行打压扣帽子。
未完的左右冲突
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东西最有力量：一是剑，二是思想，而思想比剑更有力量！2015年1月底2月初，以意识形态起家的中共，再次陷入新一轮意识形态大纷争中。背景是1月19日，中共高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文件。《意见》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高校作为意识形态工作前沿阵地，肩负着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的重要任务。”随后，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求是网等与官方有关的传媒不断发表社论、评论和相关文章，强调高校校园要坚持正宗的中国主流价值观，反对西方价值观的侵蚀。反右运动对后来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是极其重大的，有学者认为在1949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和事件中，反右运动是仅次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运动，它标志着从抗美援朝结束之后几年内中国快速而和谐的发展的结束，中共八大提出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告一段落，今后工作以社会主义建设为主”的政策中止，也有部分学者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与反右运动有直接关系。
“七嘴八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文革结束后，掌握中共权杖的邓小平曾如此断言。在随后开始的拨乱反正中，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证明“两个凡是”是不正确的理论，主张纠正文革期间造成的错误，平反冤假错案。邓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让历经多年禁锢的思潮和改革氛围喷涌而现。社会上的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也在思考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西单民主墙”和“北京之春”民主运动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1978年12月5日，魏京生署名贴出名为《第五个现代化：民主与其它》的大字报，认为“中国人民要现代化，首先必须实行民主，把中国的社会制度现代化。”诸如此类的探讨，让中国人在经受长期的封闭的毛式理论洗脑教育之后，打开了一扇心灵上的窗子，在一定意义上，为若干年后执政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提出实现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认为和魏京生当年的“第五个现代化”有异曲同工之处。
今天，经历了文革和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多元化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潮、新保守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家思想等各种思潮流行，诞生于150年前的马克思主义，很多理论已经不适应现实的发展，其理论与现实世界的张力越来越大。于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发表的社评《引领中国--习近平必须面对的十大挑战》中指出，中共面临的第一大挑战就是“建立多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中共可以要求自己的党员信奉马克思主义，但是对于广大的社会大众来说，并不能强制他们去信奉跟现实有些“脱离”的马克思主义。更不应对于年轻人和知识分子采取强制的灌输、压制与说教，而是要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让他们在法律的框架内活动。中共自身则需要对意识形态进行重构，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符号固然不能丢弃，但是也必须对于马克思主义进行与时俱进的更新，一方面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方面对于西方的先进文化与思潮也要吸收借鉴。只有从根源上解决制度所面临的困境，让人民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能感受到制度的优越性，也就不会怕输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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