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东部横亘着坚固的防御工事马其诺防线。它由钢筋混凝土建造而成，防线内部拥有各式大炮、壕沟、堡垒、厨房、发电站、医院、工厂等等，通道四通八达，较大的工事中还有有轨电车通道。当时以法国陆军部部长马奇诺命名的这道防线不仅是军事屏障，而且也成为法国和德国人的那道心理防线。一度，德军对此一筹莫展。这一情形犹如文革之后的中国。“阶级斗争”尽管依然存在在官方理论中，但是它已经成为束之高阁的、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阶级斗争成为一道坚固的“马奇诺防线”，当局和民间彼此达成了一种默契的配合。当局对那段历史悲剧讳莫如深，民间即便对此记忆深刻但也在努力去淡化，双方一度彼此心照不宣……直到2014年至2015年。
2015年伊始，中共下达命令力推高校意识形态整肃，“阶级斗争”“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头在增强”等重新出现在1月26日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文章中。而在之前的2014年社科院院长王伟光那篇著名的《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更是因为高举“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能熄灭”大旗而遭遇围攻。然而，值得追问的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中国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矛盾，什么阶级，谁做出过调查、进行过论证？彼时毛泽东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当代有杨继绳的《中国当代社会各阶层的分析》、梁晓声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但中共喉舌不仅从未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调研和解释。喉舌功课没做好，阶级斗争俨然成为中共今天臆造的恐怖“乌托邦”。
难以触碰的“阶级斗争”心理高压线
“阶级斗争”一词在当下的中国拥有着特别的刺激性含义，它所能唤醒的记忆和感情是极为复杂的，也正是由此，中共和民间都将其束之高阁。中共建政一直到文革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至高无上的最高指示。按照中共的说法，它巩固了新生的中共政权，但是整个中国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20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不断。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由中共高层认为“右派在猖狂进攻”而发起，最初毛泽东定为5,000人，但后来被严重扩大化。“大鸣大放”之后是“引蛇出洞”，毛泽东一句“这是为什么？”挑起冤案无数，《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的罗隆基、浦熙修都被批判。少数民族、各民主党派、自然科学界、文学界、史学界等等均被冠以“X大右派”列名，而遍布全国的按比例划定的阶级异己分子更是难以计数，各地涌现的惨案触目惊心。
此后，阶级斗争挂帅几乎主导整个毛泽东时代，文革期间更是登峰造极，“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为人们即使在吃饭喝水时也要牢记的口号。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再到经历过八九学潮，从90年代起，“阶级斗争”的提法才在中国官方话语中越来越淡。但而今，山雨欲来，几乎与中共深改元年同步，中共开始新一轮意识形态整肃。历史悲剧仍然在眼前，“阶级斗争”一词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不得不让人们联想这些空前浩劫和内乱。许多人仍然心有余悸，恐惧“以阶级斗争为纲”会在某个时候死灰复燃，卷土重来。因此，当中共强调要高度注意高校思想阵地，并在官方喉舌中重提“阶级斗争”时，舆论反弹的倾向是有必然的：“阶级斗争”的暴力化倾向已然突破人们的心理防线。
阶级斗争？ 中共准备好了吗？
1925年12月，当时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毛泽东为了反击党内两种倾向在当时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一文。该文章通过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政治态度，说明了中国革命的领导、动力和对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的质问最终得到回答和印证。它被视为中共独立领导革命的舆论和思想准备。曾经，《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在20世纪初出版了《中国当代社会各基层的分析》。在第一部分中，首先介绍了社会分层的一般理论和分层标准，介绍了改革以前中国社会阶层的状况，介绍和分析了改革以来影响社会分层的各种因素的变动，接着介绍了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财富、权力和声望在改革以来的变化；第二部分是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介绍了农民、农民工、工人、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第三部分是分析如何促进阶层游动，减少阶层冲突，保证社会和谐与社会安全。著名作家梁晓声号称“后毛泽东时代最深刻的社会分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亦曾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在中国大陆民众中风靡一时。
今天，习近平的改革乃是同样的对利益结构进行全社会大调整的自我革命，因为自上而下推动，必然不是完全推翻，故更需要中共拥有更缜密细致的思路和行动步骤，而绝不是一句“坚持阶级斗争就是对”便可以一呼百应的。然而，反观今天，中共从未进行如此贴近社会而且缜密而细致的调查实证报告公布，甚至连最起码概括刻画中国当下社会各阶层的作品都没有。这便是当下碰阶级斗争即“死”的原因。
坦白讲，在当今中国，阶级分野当然存在，的确并不是阶级斗争就一定是打打杀杀，表现为流血。但是，所谓改革不外乎社会利益的重新大洗牌，所谓习近平当下的“阶级斗争”不外乎调节过高收入、取缔不合理收入，“损有余以补不足”，在被立法固化新的利益分配格局期间的确可能会遭遇激烈的抵触甚至发生冲突，比如国企高管、金融高管阻挠改革推动，但同样可以有可以代替“阶级专政”的手段铁腕推行，犯不着如此绕弯子、兜圈子。反倒是法治乃是阻击阶级斗争蔓延的最后防线，必须将其奉至应有的位置。
从此意义看，或者更明确地说，今天的中共是否做好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是要大受质疑的。重提阶级斗争即便不是彻头彻尾的错误，也是没有任何政治头脑、急功近利的暴力舆论造势。它再度暴露了中共理论薄弱，“做的好却说不好”的尴尬始终没有改变。所以说，重提阶级斗争其实有它的背景，错不在其本身，而在于它是靠单纯的语言文字游戏堆砌起来的虚假证明或者空洞口号，忽略最切近实际的中国当下阶层的调查基础准备。理论是指导实际的，脱离它就是脱离民众，注定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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