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以北不远的圣丹尼斯(Saint-Denis)。18岁的卡里姆不相信官方版本的《查理周刊》遇袭事件。
圣丹尼斯这所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来自移民家庭
加布里埃尔注意到讲宗教越来越难
团结大游行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参加者
《查理周刊》惨案震惊法国卡里姆站在学校外说，“我不知道谁干的，但是他们不是穆斯林。”他的一个朋友则说，赛义德•库瓦奇把身份证丢在车里“非常可疑”。
在法国城市周边贫穷郊区（banlieues）的穆斯林青少年中，这样的疑心非常普遍。
巴黎以东的阿让特伊（Argenteuil），17岁的中学生丽蒂娅不屑地说，“当然了，是有人成心设计的。我的朋友都知道。”
那么是谁设计的呢？丽蒂娅怀疑，可能是政府中的右翼成心抹黑穆斯林。她说，他们达到目的了，“现在别人看我就好像我是恐怖分子一样。”
著名记者惨遭杀害，让整个法国团结起来，在“我是查理”口号的指引下、捍卫言论自由。但是，在法国共和价值观的传统摇篮学校内，这样的团结并不明显。
“漠不关心”
法国举国上下，中产聚居地区、外省城镇、富裕的市中心，绝大多数学生都响应了“我是查理”的召唤。
东部城市第戎（Dijon）的法国文学老师康斯坦斯说，“都是自发的。”她说，攻击事件转天来到学校，发现学生们正在写标语-“让墨水流淌，而不是鲜血”，准备上街集会。
不过在巴黎最贫穷的郊区之一圣丹尼斯，就不是这样的景象了。
洛德尔在一家学生主要是移民后裔的学校教历史。他说，大多数学生根本不关心，“12个人被杀害，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
有些学生确实表示震惊，因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洛德尔说，“他们不是根据普世价值观作回应，而是根据自己的宗教。”
圣丹尼斯也有年轻人坚决支持有权冒犯宗教，但是他们的声音不占上风。
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后裔孩子大多拒绝接受法国共和价值观及其后盾启蒙思想。但是，这确实意味着，在圣丹尼斯和其他一些地区，那些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在课堂上经常受到挑战。
解释原因
法国教育部门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2004年官方报告就曾警告，在有些学生看来，“圣战分子”一词很有英雄色彩。我们采访的一些老师也证实了这一点。
《查理周刊》血案之后，教育部不敢掉以轻心，责令所有学校在举国默哀前一天安排时间解释原因。虽然不少地方有人干扰默哀，但是，教育部的做法确实收到了效果。
圣丹尼斯地区另外一所较好中学的法国文学老师玛丽说，不提前讨论、默哀一分钟根本不可能做得到。另外她说，她无法抑制的泪水，也帮助学生懂得了默哀的严肃性。
洛德尔的做法是挑战一切错误言论，包括歧视同性恋、犹太人等。“有效果。你敢站出来、学生们更加尊重你，因为这表明你很在意。”
但是，另外有些老师无法这样严厉。圣丹尼斯的一位中学历史老师说，“我们等于是在前线。有时候，最好假装自己根本没听见。”
如果说，圣丹尼斯的老师对《查理周刊》血案后的挑战还算有心理准备的话，其他一些地方的老师可是吃了一惊。
中学老师安妮在巴黎西部一个安静、居民混杂的地区工作。她的许多学生来自上进的移民家庭，逃出了附近破旧的公房区。安妮说，她对学生的反应“根本没有准备。”
她说，“我听到有人说‘圣战者找对了人，根本不该取笑先知。’只有穆斯林学生―大约占全班的三分之一―发声，其他人一句话也不说。”
几天后，她又受到一次惊吓。她在学校走廊里贴的一张“我是查理”的招贴画被人撕下来、吐上口水。学校还出过这样一件事。不久前，一个学生模仿恐怖袭击，一边高呼“真主至大”、一边模仿用卡拉什尼科夫扫射。
愈加敏感
历史老师查维亚在《查理周刊》办公楼附近一个居民混杂的地区任教。他也曾听到有学生说“活该”一类的话，但是，他认为这是“吓唬人”的。他的大多数学生、包括许多移民后裔，都参加了在附近的共和广场举行的大游行。
但是，在巴黎富裕地区一所更加受人青睐的中学教文学的加布里埃尔则说，她确实面临严峻的挑战。她注意到，一些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极端化迹象的学生也因为《查理周刊》血案指责情报部门。她说，“他们非常目中无人。好像我代表的是官方版本，他们掌握着别人不知道的真相一般。”加布里埃尔还说，一般情况下，老师讲宗教问题难度越来越大。“如果上课时讲古典文学需要提到圣经，你就还必须讲古兰经，但是这不在官方的教学大纲上。”她说，不这样做，整堂课可能都上不下去。
教育部一位资深官员承认，许多老师面临宗教问题的挑战。血案之后，应一批哲学老师的要求，教育部组织了一次研讨班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官员指出，所有宗教信仰的学生、不仅仅是那些穆斯林人，都变得越来越敏感。
对此，我们在加布里埃尔的课堂内就有所感受。这个班学生年龄在13-15岁之间，其中包括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将近一半都认为《查理周刊》不应该搞笑先知。
没有人为袭击辩护，但是很明显，“我是查理”运动的中心信号―捍卫言论自由、捍卫世俗主义―好像并没有被学生全盘接受。
对于法国许多老师来说，《查理周刊》血案让人重新想起了一个不安的事实：构成法国认同的一些原则和观念已经不再是想当然的了。
巴黎东部中产聚居区的法国文学老师埃斯特尔说，“我必须反复强调共和原则。我意识到，在我许多学生眼力，宽容、言论自由的基本概念并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
法国各地的老师仍然在课堂中展开一场意识形态争夺战，曾经，他们以为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打赢了这一仗。在今天这个新的数字技术和旧的宗教狂热交汇共存的时代，一些老师不敢肯定，他们现在是否能占上风。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