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

师东兵原名师春袖，曾是解放军战士，国营工厂工人，文联副主席，文革时期开始发表作品，自诩“文学史上最敢讲真话的作家”。《政坛秘闻录》一书，是师东兵采访了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期间在中国政坛风云一时的政要的谈话汇编而成的。在访谈中，他们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披露了当年政坛台前幕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中共数位前领导人子女也曾不约而同地对书中内容提出强烈质疑，指其编造访谈情节、虚构历史内情，影响了这些前领导人的形象，干扰党史权威性。本文选自书中对胡耀邦的专访，无论其真实也好，虚构也罢，也可见出一部分人对那段历史的认知，也可见出胡耀邦那句“成功者是不受历史惩罚的”真义。

胡耀邦与邓小平

1988年春天，我两次在朋友的陪同下到中南海附近的一条胡同里，敲开了胡耀邦同志的院门，在他的客厅和胡耀邦同志谈了两次话。初看上去，他的确明显地苍老了。才仅仅两年的时间，他就同当年那个朝气蓬勃、讲话风趣而平易近人的总书记判若两人。他的个子不高，和我握手的时候，总给我一种他是在仰头望我的感觉，但是和他坐下来后，我对他总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过去我并不认识他，但是现在在他的身旁，就像老朋友那样的随便。谈话不久，我就感到此人的气度不凡。和华国锋相比，他更显得精力充沛，浑身上下有一股青年人的童真和豪爽。人们认识这位资历并不很深的政治家，是在他离开总书记的岗位以后。他过去的讲话，过去的行动，特别是他在一些重大案件上的态度和立场，引起人们深深的怀念。

他详细地询问了我的情况，说：“你送我的作品我都看了，写得很好，观点也很正确。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应该有自己的风格，我看得出来你是在有意地树立和创建你自己的风格的，那就是实事求是，严格地在自己的作品里把握历史的真实，起码在文学上你应该有当包青天的追求。象你这样有才华的作家，要善于和准备开辟自己的领域。你认为我的意见对不对呢？”我说：“你的评价我实在不敢当。今天我和你谈话，就想本着一个原则，即平等地对历史事实交换一下我们的意见，我们都是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来交谈的，尽管我对你十分地敬佩。但是个人的感情都不能制造历史和修改历史，也不能任意地对历史事实作出违反实际的表述。所以，我很想和你就文革以后的历史作一个比较详细的回顾，这对我们的今后都是很有好处的。”

“你认为到时候了吗？”胡耀邦问道：“现在公布一些历史事实和文献对当前的稳定、团结有利吗？我可是不愿意因为我再招惹什么是非，但是我对作家和学者们的研究和写作始终是给予我力所能及的支持的。我认为，作家写什么东西不应该人为地限制而且你也限制不了。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引导，使我们的作家和文艺家能够自觉地为人民服务。这一点，小平也同意我的看法。我从这个老政治家身上学到不少的东西，当然更重要的是从实践中学到了最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我总是希望能够出上一两本不朽的作品，把我们党和国家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好好地反映出来。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我希望你能捕捉到这个机遇。你认为呢？”

“我认为是这样的。同时我也认为是你应该坐下来，好好地和大家共同总结你走过的那段不同寻常的道路的时候了。”我说：“你现在已经离开了总书记的岗位，对过去的历史总是可以作出一番自己的总结了。比如对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的斗争，对纠正这段历史错误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胆略，总是可以谈些感想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到现在都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我觉得现在还远远地不是总结这个意义的时候。”我讲话的时候，我注意到胡耀邦的眼睛一直盯着我，端的茶水一动不动地握在他手里，显得很专注。

“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虽然已经离开了总书记的位置，但是我还留在了政治局。当我完全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我会和你合作好好地写本书的。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思想才能完全地解放出来。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给予理解。但是你来到我这里，我还是愿意给你提供一些我所知道的材料，供你参考。我是湖南浏阳人，对了，你去过湖南吗？”

“我去过，我还参观过谭嗣同的旧居呢。”

胡耀邦的眼睛里闪出光芒，他多少显得兴奋地说：“我和谭嗣同是老乡呢。他是近代史上有名的改革家，我们湖南出了不少的人才呀。”他扳着指头数起来，显出一种对家乡的自豪感：“特别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可是旷世奇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