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邦事件继续升温，其中的问题不仅仅在于红二代如何如何，更深一层在于中国的政商关系如何进一步捋顺。政商关系的演进，是各种利益大博弈的结果，也是推动利益大博弈的原因之一。如今，不仅企业家们热切期盼着改善政商关系，走出之前的“潜规则”时代，大多数官员也同样期盼着走出“潜规则”。“潜规则”就是一个丛林，最终所有人都将是受害者。本文作者雪珥，在新华网思客中发表文章《走出政商关系的丛林》，从历史的角度探讨政商关系该走向何处。
安邦事件的背后是捋不清的政商关系
我对2015的“新年期许”，是希望我们能努力走出政商关系的丛林。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搞改革史的研究，经常回国有讲学、有交流，与企业界交流尤其多，常听一些企业家朋友在那里抱怨政商关系，不少都把自己定位在“受害者”身份上。
我告诉他们，根据我的观察经验，在此前35年成长起来的、能够跻身各大商学院的企业家们，当年起家的过程中几乎是不可能如你自己所描绘的那么“干净”。换句话，至少我坚信，绝大多数企业家一定是有“原罪”的，谁也不用装。
现在有了一定身家、有了一点身份之后，爱把自己打扮成潜规则的受害者，这就有点不厚道了。扪心自问，那些如今高唱道德高调、声讨潜规则的企业家，当年有多少人哭着、喊着跪求人家对自己“潜规则”一下。实际上，我们并非仅仅是潜规则的受害者，也是共谋者。如今，你“资本”有地位和身家了，不想继续这样下去；人家“权力”也同样不想继续下去了。别仅仅把自己描绘得当年似乎冰清玉洁的，都是千年的狐狸，谁也别说聊斋。
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控诉，毫无意义，重要的是，“资本”和“权力”既然都不想再那么不明不白下去了，都厌倦了、甚至开始痛恨潜规则，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那就一起努力建立和完善“显规则”----如同当年一起努力建立“潜规则”、且从中获取快感一样。近些年，我研究中国改革史，重点就是资本和权力的关系，就是所谓的政商关系。对于这个关系的认识，必须撇开各种道德判断。因为，在自以为是或假装自以为是的“道德控”面前，很多本质上的利益博弈会被遮蔽而看不清，最后难免连反思本身也被“伪君子”们当作了工具。
比如，中国近现代第一轮改革“洋务运动”，我们很多学者对其中的“官督商办”批判得很猛，对清末所谓“国进民退”批判得很猛，但是，这些批判在大量的史料面前，显得非常虚无和标签化。
近代资本主义在改革中诞生，我将其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权力资本化”，也就是公权力作为资源配置的力量、甚至作为资源本身，扶持、推动、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平心而论，如果没有公权力的强力介入，中国资本主义根本无法起步，看看晚清改革的投资额就能明白，主要的资金来源依然是国有资金、财政资金。这大约也是很多后发国家的共同现象，政府的主导作用十分强大，在初期也十分具有正能量。
与我们同时起步的日本改革，最初也实行“官督商办”，政府主导作用也很强，为什么从结果来看它比我们做得好？问题不在于是否需要政府发挥作用，而是是否规范、以及如何规范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日本比我们更早地通过法治建设，更为明确了权力和资本的边界，而我们在晚清的整个第一轮改革乃至直到当下，都是模糊的。在模糊状态下，企业固然享受了没有边界的扶持，但也承担了没有边界的干扰，“大爱”无边的时候，“大害”也是无边的。在这种状况下，企业家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政府也同样既是受益者，也是受害者；而归根到底，在缺乏规则、边界的丛林状况下，无论企业和政府、资本与权力，到最后都是受害者，没有受益者。
正因为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权力资本化”忽略了规则建设，改革因此被异化，形成了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团，到了第二阶段的改革，这些集团就以“资本权力化”的方式，绑架和攫取了相当一部分的公权力，服务于他们的私利。我非常反感一些学者轻率地指责清末的铁路国有化是所谓的“国进民退”，当年那18家号称民营的铁路公司，有相当比例并非现在我们所以为的“民营企业”，而是获得了非常特殊政策扶持的特殊企业，尤其是湖南、湖北、四川、广东4家，其资本金主要是通过所谓的“租股”向辖内民众强行征集，而其依靠的不仅是公权力的保驾护航，更是公权力的直接让渡。
这类所谓的民营企业，既脱离了原来在国企、或者“官督商办”之下来自体制内的监控，体制内原来有纪检机构、监察机构，原来有政敌反腐、甚至二奶反腐，无论效果如何，毕竟也还是反腐。但是，如今成了所谓的“民营企业”了，这些监控一概失效。与此同时，这些所谓民企的高管层，却并非通过股东选举出来的，这些企业里甚至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股东会、董事会，那些真正出资或者被迫出资的股东，根本无法监督管理者，从而沦为管理者压榨剥削的直接对象。这样的一个特殊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也不忠于民众，按照当年户部的说法，就是“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两头都管不了他们，而为了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两头忽悠、甚至两头点火，通过“离间官民”渔利，最后既葬送政权、又摧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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