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0日，具有“左王”之称的原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逝世，享年100岁。官方把“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思想理论宣传战线的杰出领导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头衔封给了他。邓力群逝世后，一些门户网站的报道方式颇值得玩味，它们不约而同地主稿中以绝大部分篇幅回顾邓力群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时期争锋相对的历史，提醒中国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于“左”，中国需要防止“右”但更主要还是防止“左”的观点。
习近平
意识形态左转，邓力群幽灵借尸还魂
目前，中共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严峻挑战，尤其是近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往往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改革开放前出现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两个凡是”的争论，以及“六四事件”后姓社姓资问题的讨论似有重新回潮的趋势。
比如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教育系统贯彻《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的座谈会上讲到了“三个决不允许”，“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让人感觉高校又要再搞一次1957年将55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或者是1966年文革又要再次回归的错觉。
2014年9月，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在党刊《红旗文稿》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的文章，文章大力鼓吹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并称“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能熄灭的”，作为中共的高级智囊的王伟光大谈阶级斗争这样的文革词汇，不能不令人联想到是不是文革又要再次回潮？
此后，《辽宁日报》发表《大学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的调查报道，文章称大学教师中存在“呲必中国”的现象，不少大学老师习惯在课堂上攻击、抹黑中国社会的一些现象，并称大学老师应该告诉学生们一个积极的、正面的中国形象。最近又有人在《红旗文稿》上发文，称有人利用微博反党，并近乎直白地点了任志强、茅于轼、孙海英的名字。这种文革式的“揪斗”做法继续在《求是》、《红旗文稿》等党刊上出现，宁波市宣传部的新干事徐岚在《求是》刊文，直接点名陈丹青、贺卫方，把他们列为靶子进行攻击。
袁贵仁的“三个绝不允许”的讲话出来后也再一次受到了网络舆论的攻击和质疑，面对庞大的舆论压力，自然有人出来应战，社科院学者朱继东赤膊上阵，手握大棒，声称要对围攻袁贵仁的高校教师和大V进行“严惩”、“清除”和“拔钉子”，令人不寒而栗。
邓力群作为中共著名“左王”，如果看到今天自己的事业后继有人，又该当做何感想呢？而邓力群被贬职的下场是不是又能够引起今天为了某些利益而放言要大搞阶级斗争或重搞“闭关锁国”那一套的学者、文人的警觉。
六四之后，邓力群反对改革开放终被挫
邓力群1975年复出，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曾经帮助保护过邓小平，也曾为驳倒“两个凡是”出过力。但是他骨子里“左”的思想却随后与邓小平分道扬镳了。邓小平主张要进行改革开放，但是邓力群却担心这样搞会陷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陷阱，而主张继续搞计划经济。作为当时主管宣传系统的干部，为了阻挠改革开放的进行，他利用自己控制的舆论阵地发表反对改革开放的声音。
正是因为“六四事件”之后中共党内以邓力群为主要代表的“左派”的阻挠，改革开放遇到瓶颈，1989年、199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都降到了5%以下。当时“谁要是提改革开放，就有‘自由化’之嫌。人们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口径。”
面对改革可能被断送的可能，已经88岁高龄的邓小平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在1992年的春天开启了南巡的计划，先后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讲话。邓小平再次重申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鼓励深圳“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邓的南巡经历和讲话经过《深圳特区报》等地方媒体报道后，又经过《大公报》、《联合早报》等境外媒体的转载后，逐渐引起国内主流媒体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国内的主流媒体纷纷对邓小平南巡以及讲话做了公开的报道，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也公开表示要继续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就这样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战胜邓力群等左派势力所布下的“障碍”。排除左的干扰，习近平能否效仿邓小平
十八大后，习近平领导中共在改革和反腐的道路上不断突破艰难险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全会确立了60大项180余小项的改革任务单。改革已经在很多方面展开了，有一些重大改革也列出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可以说人们已经感受到了习近平改革的决心。
另一方面，习近平利用王岐山领衔的中纪委对官员队伍展开清理，大力反腐，十八大至今两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近70名省部级的干部被拿下，其中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中共的强力反腐已经令中国的官场出现了一股清风，但是如果想要这股清风持续下去还是需要中共在制度上做出改变。
习近平所主导的改革和反腐两项工作无疑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但是人们搞不懂的是为何伴随着改革与反腐的深入，意识形态领域却逐渐变得更加保守和左转，难道是邓力群的徒子徒孙们要扭转习近平所领导的改革和反腐的大势，要把中国重新带进文革的“阴沟”之中？
不能放任这种意识形态的回潮，因为意识形态的回潮意味着中共已经不如邓小平时代自信，邓小平敢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动摇，对于邓力群等左派的声音于不顾，把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花在了促进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事业上面。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不争论，于是社会各界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硕果。
而今天习近平所领导的继续深化改革大业，势必需要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进行反扑，于是乎他们看到了中共意识形态上的短板，把它拿出来吓唬习近平，如果习近平轻易地听信了这些人以及他们的代表的声音，把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无限夸大，就有可能断送已经进行了两年多的深化改革的进程，重新回归到阶级斗争的“老路”上去。
邓力群的逝世，使左派失去了他们供奉多年的精神领袖，是左派的一大损失。但是左派并不是后继乏人，他们随时准备把改革开放事业“葬送掉”，把中国带进文革的“阴沟”里去。而习近平作为中共领袖需要对于当前的形势异常清醒，不要被这些“小人”所蒙蔽，要继续加大改革和反腐的力度，让人民群众真正的获益，获得人民发自内心的支持，这才是中共保住政权的根本之策。
在意识形态几度收紧之后，面对中国社会出现“反右”回潮的隐忧，纵然《环球时报》等官媒一次次发表社评称这种隐忧是不必要的，但基于历史的创伤，这种说辞难有太大说服力。而如今，“左王”邓力群的长辞恰好给予中共洗清这一舆论忧虑提供了契机，受到中共宣传部门严格控制的门户网站能够不约而同地以重要篇幅公示“左王”对改革的阻碍，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共自身对与“极左”划清界限的认识。而习近平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无疑将化当前的危机为转机，继续在改革和反腐的道路上扬帆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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