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星期至少有三天， 徐大江都会去超市，仔细端详各种商品。他不是去买便宜货，而是寻找任何可能存在的瑕疵，例如过了保鲜期的产、被禁止的原料、包装上有某种夸张陈述，或者根本就是假货。
徐大江原本也是一位普通消费者，现在俨然成为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者。这位靠抓假货谋生的专业人士，时时刻刻都在搜寻中国本地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各类不当行为，以此为证据，向零售商提出索赔。「无论政府实施多么严厉的监管，总会有一些厂商漠视法律，」 徐大江说，「在这个时候，像我这样的人就有了用武之地。」
由于持续不断的食品和产品安全丑闻，以及中国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打假事业正在中国蓬勃发展。这部法律规定，如果消费者买到受损或虚假商品，有权提出索赔，赔款为商品或服务原售价的三倍之多。消费者还首次获得集体诉讼权。这部法律还对误导消费者的企业给予更加严厉的处罚。在有毒婴幼儿配方奶粉和药品丑闻接连曝光后，中国和国际监管机构一直在打击各种假冒伪劣行为。
但消费者仍然非常不信任零售商。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从2010年到2012年，中国境内共售出价值380亿元人民币的劣质商品。2013年10月，在该法通过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主任贾东明表示，「如果人们对商品更加放心，就会更愿意花钱，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利润，国内需求也将随之扩大。」
中国打假第一人王海表示，有志从事打假事业的人，从新法律中看到了商机。1995年，当时正在学法律的王海在北京一家商场买了两副假索尼（Sony)耳机。彼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刚颁布，王海决定向出售耳机的店家索赔。他最终在北京工商管理部门打赢了这场官司。如今，他经营着一家拥有200名员工的公司，代表个体消费者追查欺诈、提出索赔，但主要是为在华经商企业提供如何实施商标和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王海估计，中国的每个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深圳，都有大约100名打假的专门人士。这个行业没有官方数据。他说，只凭借一些购买假货的经验，打假者每年就可以赚取高达人民币30万元的收入，是北京职工年均工资的三倍以上。打假者的目标还包括国内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其他违法行为，比如虚假广告、不正当竞争，以及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等。2012年，王海就Nike在华销售的Zoom Hyperdunk篮球鞋售价过高，在北京提起诉讼。他注意到，同款产品在中国各地的零售商和耐克美国网站存在价格差异。据中国媒体报道，这款篮球鞋在中国的统一销售价为1299元人民币，比其他国家的售价足足高了500元人民币以上。王海说，该公司宣称这款篮球鞋包含双层气垫，但其实只有单层气垫。新华社报导称，因Nike从事欺诈性广告宣传，北京市工商局对其开出487万元人民币的罚单。Nike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王海说，在职业打假者看来，他们的工作既是事业，也带有社会服务的性质。但并非每个人都同意这种观点。一家在华运营的国际连锁超市的高层表示，许多打假者纯粹是为了赚钱。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赔偿款，不少打假者故意购买好几箱过期或有瑕疵的商品。由于这个话题过于敏感，这位高层不愿透露他的身份。
徐大江则对这种做法进行了一番辩护。他说，加大购买量有两个目的：不仅能够为打假者赢得更多赔偿款，也防止不知情的顾客购买这些劣质商品。在发现并购买他眼中的不良商品之后，他就会直接去找商店经理，要求赔偿损失。一些明显的瑕疵，比如货架所售商品过了保鲜期，一般会当场解决，零售商愿意支付一笔赔偿金。赔偿款的金额不等，通常是相关商品售价的若干倍。对于过期食品，消费者可以要求两类赔偿：新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罚金为商品售价的三倍；消费者还可以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十倍于商品售价的赔偿款。徐大江说，涉及虚假广告的索赔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解决。
家乐福（Carrefour)和沃尔玛（Wal-Mart)等公司表示，它们正在努力改善食品标准和监管力度。家乐福让顾客使用智能手机在店内扫描商品条形码，以检查保鲜期和原产地。沃尔玛中国区发言人布雷西（Ray Bracy)在深圳接受采访访时表示，如果打假者在沃尔玛超市买到瑕疵品，他们会像对待普通消费者那样，为打假者更换商品或者退还价款。「职业打假者总是提出非常高的赔偿要求，希望获得特殊待遇，」他说。
「消费明鉴」是中国一家致力于提供独立商品测试服务的网站。该网站联合创办人菲尔德坎普（James Feldkamp)表示，「暴露产品问题显然是好事一桩，但问题是你用它来做什么，」他建议，打假者用他们的收益来资助消费者权益宣传项目。
重庆市打假人叶光曾经是一位公务员。他预计未来几年将成为职业打假者的「黄金时代」。他说，「中国的法律和执法结构日趋完善，而制造商还没有跟上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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