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运动中，中国共有55万名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著名社会学家吴文藻被划为右派后，周恩来把其夫人冰心接到家中对她说：“吴先生的事，现在需要的是你关心他，帮助他，而不是别的。这，就要看你的啦……”这亲切的话语给困惑中的冰心极大的温暖和鼓励，也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1991年，冰心在《周恩来总理----我所敬仰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一文中写道：“周恩来总理是我国20世纪的十亿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事实真相却是，周恩来在反右运动中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是反右决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
1957年反右运动进入高潮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国宴上
本文原载《党史博采》2015年第1期，作者胡新民，原题为《周恩来与反右派斗争》。
新中国诞生前夕的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发表了《学习毛泽东》的讲话。他说：“三十年革命运动的实践使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领袖，就是毛泽东。我们这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口号也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我们决心举着这面旗帜前进。”
国际知名的研究周恩来的专家、英国学者迪克·威尔逊在其《周恩来传》中指出；“1935年，周恩来在遵义戏剧性地由毛泽东的上级和批评者一变而成为毛泽东的下级和支持者。这种引人注目的关系决定了整个人民中国的轮廓和进程”。“他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互为补充的”“在经过多年的风雨之后，这两个人倒是变得越来越离不开对方”。“周恩来在执行党的政策时总是与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保持一致，从不打折扣”。这些论述大抵说明了毛泽东与周恩来自1935年以后建立起来的相知互信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建设新中国的事业进程中的每一个大的决策的决定和执行，当然也包括1957年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周恩来都担当了极其重要的角色。1957年整风运动决策的主要参与者
1956年初至1957年春，国内国际形势发生一些重要变化。我国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不少人对新的社会制度还不能马上适应，再加上党和一些政府工作部门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引起一些群众的不满，因此出现了一些以前很少出现的情况，发生了诸如工人罢工、农民退社、学生闹事、复员军人集体请愿等社会群体性事件。
但是，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也的确处在一个相当好的时期。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共识。著名的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和储安平都认为，新中国七年来，“看到了中共执政的累累硕果”。另一位著名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也动情地说道：“今天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如此辉煌”。
形势很好而又出现很多群体事件的这种复杂情况，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严重注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对党在执政地位上能否继续密切联系群众而担心。每当出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总是先在共产党自己身上找原因。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说道：
“这些人闹事的直接的原因，是有一些物质上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这些要求，有些是应当和可能解决的，有些是不适当的和要求过高、一时还不能解决的。但是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的错误，有一些是要由上级机关负责，不能全怪下面。闹事的另一个原因是对于工人、学生缺乏思想政治教育。”“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
在稍后的三月十二日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出，要在适当的时候重新提倡新的整风来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在党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上述讲话有格外深切的体会，因为他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了坚决地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的重要性。
当时在国际出现了一些复杂的情况。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以及波兰、匈牙利事件，在我国国内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波动。周恩来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访问亚欧十一个国家。其中对波兰和匈牙利的访问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两个国家当时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当时都经历了严重的的群体事件，对两个国家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周恩来在访问中深刻感受到执政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性。在波兰，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在第一次会谈中就说：工人上街游行的直接原因是工资太低，因为当没有实现六年计划中许下的诺言，但是，假如原来党群关系好一些的话，也不会发展到罢工的地步。(金冲及：《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1157页)在匈牙利，周在讲话中谈到了他反复研究分析过的意见，认为匈牙利党的领导者由于未能及时回应广大群众要求其纠正过去的严重错误，因而引发了大规模严重骚乱。同时指出，在骚乱中，匈牙利内外一些势力乘机阴谋摧毁匈牙利人民的社会主义制度，许多共产党人和爱国者惨遭杀害。因此，对颠覆国家政权的反革命分子不能不进行镇压。周讲完话后，全场掌声雷动，表示了1500多名在场听众对周的观点的赞同。(见石仲泉：《我观周恩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回国后，周恩来联系他在波兰匈牙利还有苏联访问了解到的情况，结合国内群体事件频发的实际，在各种场合强调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促醒了社会主义国家要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应该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搞好，这是根本大计，这就首先要承认国内的矛盾，要正确处理国内的矛盾。他进一步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领导者永远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我们党有个走群众路线的传统，还有一个传统是整风，整风就如人脏了要洗脸。”因此，周恩来十分赞成毛泽东提出的“在适当的时候要重新提倡新的整风”。1957年4月13日，周恩来还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
关于周恩来在这段时间推进整风的经历，迪克·威尔逊是这样写的：“(1957年)2月初，他返回中国……周得出的教训是，共产党领导们应当纠正自己的错误……不断纠正错误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国的社会主义”。周恩来“明显地赢得了毛对此事的赞同，并决定开展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207页)”。
坚定地支持反右派斗争
整风初期，运动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毛泽东肯定了开门整风的成果，指出：开展整风“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而且认为“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们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报纸上发表的一些报道、评论越来越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都发生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根源就在于党委(党组)领导负责制；似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已经发生危机，快要混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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