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丹何许人也？原中信集团老总，红二代中的一个知名人士。他近期在接受内地媒体访问时，纵论国是，大胆陈言，提出的很多观点和看法在红二代中很有代表性。如他坦承国企是中共执政基础。
要解决国企的严重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对国企领导人的权力监督问题。
孔的原话是，从国企作为中国经济基础的这个意义上说，国企也就成为了中共执政的一个基础。这样说并非要把国企变成一个政治工具那么简单，而是说，当国企发挥好经济基础这个作用，则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不就成为了一个执政的基础吗？・・・・・・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其在主客观上实际都成为了中共执政的基础。
孔丹在上述访谈中，一再强调自己只想做企业，不想做官，不怕谈论一些尖锐问题，实话实说，因此，他这番话，既可以看作是他思想的一个自然流露，也可以看作是他所属阶层的一个看法，更可以看作是对国企状况的一个客观陈述。换言之，孔丹不过是讲了实话而已，尽管这个实话并非人人能讲或人人敢讲。
当然，承认国企是中共执政基础，并非是说国企就是执政党或者执政党中某个人的。孔丹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国企是执政基础的：中共是中国的执政党，它带领人民走市场经济道路，国企作为中国的经济基础，于是也就自然成为中共执政基础。从逻辑上，这么讲似乎没有问题。
不过，既然国企是执政基础，常识来看，只有基础牢固扎实，执政才不会有事，故为长期执政计，中共也要把国企搞好。另一方面，说国企是中共执政基础，并不表明它就不是人民的或人民不能从国企中得到好处。因为中共号称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没有党的特殊利益，那么，国企的利益自然应当为全体人民所分享。而人民要分享利益，同样需要把国企搞好。所以，国企是执政基础，执政党其实是揽了一个很大责任给自己，它只能把国企做好，不能做砸，做砸了，执政不就堪忧吗？故可想象，当孔丹们掌控着一个个国企，如果他们有江山意识的话，心里肯定是如履薄冰的。也因此，当他们看到日前由中央巡视组公布的对七家大型央企的巡视结果，势必会骂人，因为那简直是在挖执政墙角。
被巡视组批评的联通、中海运、华电集团、东风汽车、神华集团、中石化、中船舶七家央企，都是所属行业的超无霸垄断企业，但竟然存在那么多的问题和腐败。巡视意见称这些企业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靠啥吃啥」； 违反「八项规定」，「顶风作案」；管理制度存在漏洞，内部监管流于形式；选人用人体制腐化，「带病提拔」、「跑官要官」；「两个责任」落实不到位等。 「黑金」、「黑洞」、「严重违规」等是巡视意见中出现最多的字眼，连「吃里爬外」都用上了。甚至有私人老板为得到国有资产，放火烧山。央企巡视出来的这些问题，一个个都触目惊心，能不让孔丹们忧心吗？
提起腐败，人们想的总是政府腐败，其实国企比政府更腐败，无论从腐败形式还是查处难度来说，国企都要赛过政府。原因在于企业是一种经济组织，有着产出和利润压力，面对着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客观上需要一定程度的集权。从而，企业领导比起政府官员有着更多的自由裁量权。有集权的地方就有腐败，但和政府不同的是，企业可以把各种腐败说成是市场交易和企业创新之需。
当然，企业的属性只是为国企领导的腐败提供了一个客观诱因，如果监督到位，或者国企数量不多，企业领导要搞腐败就困难得多，腐败的后果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严重。中国国企领导的腐败则还有中国自身的因素。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总结中石化陈同海案教训时曾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企业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建立健全，保证权力规范运作的体制机制还不完善，企业主要负责人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容易导致滥用权力。另一位国资委领导、纪委书记黄丹华也认为，国企腐败缘自三大缺陷：其一，企业因权力构架不合理、职责不分明和法定责任不到位而缺乏对权力有效制衡；其二，某些人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想信念淡薄、法纪观念缺失和心态失衡而生成腐败动机；其三，由于制度的缺陷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善、监督缺位或流于形式而构成腐败机会。
根本上讲，国企腐败在于其多级代理所导致的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讯息高度不对称所致，致使国企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这种内部人控制再加上不受或少受约束的权力，给了国企领导对国有资产的绝对支配权。从而，使得他们轻易将国企变成企业领导的国企。与政府的权力结构一样，国企的权力结构也是金字塔型的，越往上制约力度越小。政府官员还有同级纪委制约、上级和社会的监督。而国企一把手这样的监督力度更弱。虽然国企普遍意识到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结构，形成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相互制衡与协调。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国企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企业领导人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基本是由行政任命，且往往为了实现企业的决策效力，很多企业都是两权合一（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或三权归一（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一肩挑），让「一把手」大权独揽，这样，也就导致企业内部机构虚设化和企业决策程序形式化，内部不存在有效制约主要领导人的力量，从而为其把集体决策变成个人的独断专行创造了条件。
此种情形下，要监督一把手只能依靠外部的审计和国资委的考核。外部监督虽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存在讯息的不对称性，也不可能有效监督，何况很多国企领导人级别要高过监督者的级别。因而，企业领导若不高度自律，十有八九会发生腐败。
可见，要解决国企的严重腐败问题，就必须解决国企长期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对国企领导人的权力监督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非是要减少所有者的委托―代理链条层级，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落实公司化的治理结构。这里的一个障碍是，企业治理机制的市场化和「党管干部」原则的内在冲突。后者是国企作为中共执政基础的一个体现，对于国企的主要领导，都是由党的各级组织部门来负责任命和管理。即使身为国企的出资人和管理者，国资委都没有管辖权，而党对国企领导的考核，一般是政治考核，即考核其是否对党忠诚，有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否，并不考核他的经营业绩。
所以，要解开这种内在冲突，还必须在建立健全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创新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企高管的管理方式，改变国企「一把手」集权体制，加强组织人事、经济审计等专门监督，同时明确国企领导人员的委托代理关系，强化其职责意识，健全讯息披露制度，使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及主管部门与相关机构的监督能够落到实处。
与此同时，也需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打破国企对重要资源的控制与垄断，减少国企数量。即使从执政角度言，目前的国企数量也有些多。必须进一步减少国企数量，可在竞争性行业，实行国企的战略性退出；在非竞争性行业，打破国企垄断并使之股份化。从中国的改革经验看，许多行业并非需要国企来经营，国企数量减少并股份化，能够最大程度地切断企业和权力的直接联系，从而减少由权力带来的腐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一个思路。
问题其实很清楚，关键是执行和落实。无论从人民利益出发，还是中共要想执政万年长，都必须对作为执政基础的国企补制度漏洞。从中纪委的巡视结果来看，这一点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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