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打开电脑，读到“人民网，北京2015年2月9日，记者贺迎春报导了南开大学校长龚克校长的讲话，‘意识形态工作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龚克教授明确批评了一种‘左’的意见：“最近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我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我们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重蹈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
凤凰网在转载这一报导时，换了一个更鲜明的标题，“意识形态不能重蹈‘左’的错误”。”
对于龚克校长这一讲话，网上“一片叫好”！“没想到教育界总算还有明白事理的校长，出来说话了！”当然，也有人写评论说，“现在还没有一个学校开除过任何一位教师，你就出来批评‘左’”。
那么，这一“批评”对不对？这涉及在意识形态领域应如何做政治思想工作。
而早在1992年，邓小平有一段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如何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极重要的讲话，“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邓小平讲的“越‘左’越革命”，就是龚克教授所指出的“1957年的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现在有些文章淡化一些说，‘左’的表现是“越‘左’越安全”。其实，“越‘左’越安全”的真实背景是“越‘左’越革命”。越‘左’”也就自以为“越正义”。正因为这些人自以为是“正义”的一方，所以动辙“拿大帽子吓唬人”。而“拿大帽子”却只能“以力压人”，并不能“以理服人”。“压而不服”，就必定反弹！
为什么这些年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有许多问题长期得不以解决？原因就在于在意识形态领域有一些领导人，只知“中国要警惕右”，却不知在“警惕右”的同时，还要“主要是防止‘左’”。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主要”，也就是领导人“主要”应关注‘左’的问题；另一个关键词是“防止”，也就是要在“事先”打预防针，不要“事后诸葛亮”。为什么龚克校长表态“不能同意”搞“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原因就在于中国确有一些只知“以力压人”的领导人，往往不清楚在“警惕右”的同时，“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也就是“主要是防止‘左’”。
为什么在意识形态领域，亦即不限于“经济领域”，邓小平也坚持认为“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历史经验的深刻的总结。
1951年～1956年，我曾有机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工作。那一时期在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主要任务，是夺取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用现时的话语说，要占领阵地，夺取话语权。可以说，在开国时期，在思想理论战线遇到的各种问题和‘今天’是十分相似。但那一时期的陆定一、胡乔木等一些领导人，从来再三说要“以理服人”，而是总是不断纠正“以力压人”，而且从不偏袒共产党的错误。用邓小平的语言，也就是“主要是防止‘左’”。所以，那一时期的知识分子，就逐步从不认同、不信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逐步转到心悦诚服地认同，信服。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逐步占领了思想阵地。
举一个例子。1955年，钱学森教授自国外归国，当然会带来不少所谓“西方”的成见。有一次，他在政治学习时向我们提问说，“共产党是不是不讲效率的国家？”接着，举出一系列不讲效率的事实。这一问题很尖锐，我们都回答不了！汇报到乔木那里，乔木于是找一个钱学森教授也在场的公开场合回答说，“是！由于我国的科学、文化落后，共产党包括共产党的干部们，掌握的科学、文化知识当然也比较落后。办起事来，的确赶不上人家讲究效率。但共产党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首先要在重大的事情，重大的战略，讲究效率。这就弥补了许多不讲效率的缺失。中国的革命，就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大效率。但是，我们欢迎一切朋友们指出我们的缺点，指出我们的不足，这要逐步改进！”乔木同志这一讲话，不仅我们当时很“革命”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感到乔木同志水平真高；钱学森教授听到回答后，也认为这一回答“水平真高”！
乔木同志还十分注意听取党外科学家提出的防止‘左’的意见。也举一个例子。我在中宣部科学处参加工作时，有一次乔木把我叫去说，苏联评出了斯大林奖金，阿里汉诺夫和阿里汉梁两位院士发现了“变子”，荣获一等奖。中国方面应请一位知名度高的科学家向公众介绍一下苏联方面的重大科学成就。我说，是不是应该请王淦昌教授写这篇文章？他是我们的老师，也是中国方面最优秀的粒子物理学家。乔木当即派我去请王淦昌教授为《人民日报》写这篇重要文章。我兴冲冲地去了。未想王淦昌老师却告诉我，“靠不住的！靠不住的！”“这个实验有问题。怎么可能一下子就发现十几个‘变子’？他们用的是计数管阵列，并不是径跡探测器。这很可能是‘假象’”。我见王老师不肯写这篇文章，当然就返回中宣部。但接下来我就找到他的研究生，现在是吕敏院士，交谈对王公谈话的意见。“你看，王公就是保守！他们这些人就是‘崇尚美、英，轻视苏联’”！当然，这是吕敏和我之间的“悄悄话”。回来就向乔木汇报。我说是不是另请一位教授介绍苏方的成就？乔木思考了一下，“很可能他是对的！这样吧！对于苏方颁发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我们采取淡化处理吧！”而后来的事实是，为时不久，果然苏方也承认这一“变子”的发现垮台！中国科技界也就避免也弄出一次大笑话！乔木同志还注意“防止”不很明显的‘左’。有一次，历史学家刘大年来看乔木。刘大年向乔木提问，“联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注：日丹诺夫是仅次于斯大林的把联共中央领导人，是苏联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权威’理论家！）在西方哲学史座谈会上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这是不是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乔木同志当即回答说，“你的意见很对！但你千万不要去写文章！”其实，乔木同志也认同“你的意见很正确”。但“认同”不等于可以写出文章。思想工作同样要照顾方方面面。如果那时的刘大年真的写出文章，“这会在国际共运中弄出大事件！”中国共产党人现在竟然批评斯大林了！
陆定一部长在领导部署宣传工作时，也从来“主要是防止‘左’”。陆定一在部署中国科学院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时，就特别指示中国科学院一定要贯彻“和风细雨，自觉革命”的方针，特别提醒我们“要防止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冲击思想改造运动”。结果院内各位大知识分子，我们的老师们，纷纷说他们收获甚大，有一个时期，纷纷“人心向院”。
陆定一同志写文章或制定政策时，还喜欢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他在撰写那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著名文章时，就将我们这些年青人叫去，专门给他的文章提意见。“小何！你去想几条反对的理由，如果能驳倒我，就听你的意见”。
中央宣传部的部长们虽然一直强调主要要防止‘左’，却仍然出现‘左’的错误。1952年，《学习》杂志发了一组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文章，说资产阶级思想已不起进步作用，只有一面性，没有两面性。陆定一部长还为此向中央做了检讨。但陆定一同志并没有责怪那些要“彻底批倒、批臭”资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家，而是高度注意保护下面的理论家的积极性，承担了责任。总是说，“这还是由于我在部务会议上，没有向当时主管《学习》杂志的同志们交代清楚，主要责任在我！”陆定一同志甚而因此在一个短时期内，由部长变为副部长。
陆定一不当部长后，毛主席当即调习仲勋同志当中央宣传部部长。仲勋同志到部工作时，也高度注意要搞好团结。他到部工作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可以上马当将军，下马当封彊大吏，就是没有资格当什么宣传部长！现在是毛主席一定要我来，所以我只好来！今后主要还是多请定一同志多抓一下防止‘左’”。
为什么那时的思想宣传工作，能够成功有效地“占领阵地”？照我来看，原因就在于那时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领导，能学习、运用、研究，而且还能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写出一篇又一篇“充分说理”的理论文章，但却从不把责任推到下面！因而得到知识分子和一大批理论家们的衷心拥护。当前在思想战线上面临的形势，却是‘左’、右纷呈，情况异常错综复杂。这就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深入下层，充分了解、理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而且，需要认真讨论和研究，如何进行理论创新，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幸的是，现在看到的，是“空话、套话、废话”盛行！这不仅不能有效地夺取话语权，连“守土有责”也做不到！
自袁贵仁部长做了“重要”讲话后，我听到的年青同志们的反映是，“为什么只责怪我们没有‘坚守’阵地”？请部长大人到我们这里试讲几堂大课，直接和青年学生们“对、对话”，也好让我们开开眼界，学习、学习！”
习近平同志多次说，“要求下面做到的，首先要自己做到”。我们的质疑是：袁部长！你首先做到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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