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还开创了政治局不干预司法的先例。据鲍彤先生回忆："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的我，在记忆中，赵紫阳任内，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没有办过一个''案''，没有讨论过一个政治犯的案子，一个也没有。"鲍彤还举出一个实例：湖南驻军和学生发生矛盾，公检法向常委汇报并请常委定调子：判甚么刑？赵紫阳却说："你们公检法，应该自己依法办案。常委对你们的要求是''依法''二字。这就是调子。除此以外，没有别的调子。今后常委也不讨论量刑。"
正如当时处于权力中心的鲍彤所言：通过"湖南军民冲突案"、"苏绍智案"、"《芙蓉镇案》"等案例，"中央开了不管判刑的风气，不因理论整人的风气，不审查文艺作品的风气，在全党所起的示范作用，不言而喻。"
而江核心与赵紫阳主政时期相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其执政环境都优于赵紫阳时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这就不能不让人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
5．八九运动中的悲剧命运
六四后，海内外都有人援引政治人物应该具有的"责任伦理"，对赵紫阳下台做出负面评价--赵紫阳作为手握重权的总书记，不应该仅仅为了个人道义形象而放弃政治上的"责任伦理"。这种评价假设是：首先，如果赵紫阳不在八九运动前期的关键时刻出访朝鲜，政治局就不会被保守的李鹏主导，其鼓动邓小平的幕后阴谋就难以得逞，即"4·26社论"也许就不会出台，也就不会刺激学生而导致运动的逐步升级；其次，如果赵紫阳在运动中期向邓小平妥协，邓就不会下决心罢免赵，即便无法避免戒严，也许可以避免六四血案；再次，只要在决定戒严之后，赵按照邓的意愿出席宣布戒严的党政军大会，即便无法避免血案，但只要赵能保住自己的权力，既可以减弱六四后的镇压、逮捕和清洗，也可以多少抵制极左派对改革的全面反扑，不但经济改革可以保持延续性，而且政治改革也不至于停滞十五年。换言之，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的坚持己见，起码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如果说，在赵紫阳当上总书记之后的不够韬晦被指责为政治不成熟，我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话；那么，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也是政治幼稚的表现，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中国已经走上改革开发的不归路的前提下，是否同意对和平表达的民意实行军事戒严的管制，绝非如何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根本的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如果在此问题上还一味韬晦或妥协，赵紫阳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必将象独裁制度中的其他高官一样，沦为泯灭是非善恶的机会主义政客，即便保住权力，他也就可能不再是那位矢志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开明赵紫阳了，而更大的可能仅仅是，他变成第二个江泽民而已--中共官场上最常见的平庸政客。
好在，通过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检验，赵紫阳在现实权力斗争的失败，却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典范。换言之，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表现之于中共官场而言，堪称历任党魁中的最大异数，为中国的政治人物保存了政治上的道义尊严。必须承认，在八九期间，赵紫阳为了以和平的方式控制局面，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开明已经是中共历任党魁中的极限了。而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思路应对民间诉求，中国非但不会陷入邓小平害怕的"动乱"，反而会从此逐渐走上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事实上，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非常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发生本身正是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非但不能证明发生了"动乱"，反而证明了民意对腐败的强烈不满和对政治改革的巨大支持。具体而言：1，由于改革的巨大感召力，政府仍然具有很强的控制力和权威；2，在体制内部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已经提出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官民冲突的新模式；3，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4，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5，八九运动本身基本上是"理性、和平、有序"的，即便大绝食以后，北京城里仍然秩序井然，并没有出现所谓"暴力动乱"。6，当时的国际环境极为友善，西方主流国家全力支持中国的改革。在戒严令发布之前，西方舆论不但支持学生们的和平诉求，也对中共高层开启官民对话的方式给予正面评价，称之为"官权对民意的忍让和宽容"。
这一切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反而能够保证：在社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官民良性互动的政治改革。
据鲍彤先生回忆，赵紫阳在八九运动期间的重大决策过程如下：胡耀追悼会后，赵紫阳提出三条建议："1，追悼活动已经结束，应该劝学生复课；2，组织协商对话，解决学生提出的种种要求，力求缓和矛盾，不可扩大矛盾；3，避免流血，只要不发生打砸抢烧，就不应该采取强制手段。这三条，常委没有人不同意，邓小平也表示同意。紫阳访朝，李鹏送行，李问赵''还有甚么事情？''紫阳说，就这三条。人们从当时播放的电视新闻可以看到这样的镜头：紫阳上了火车，隔着车窗，向李拱了拱手，也许在说''拜托''吧。"
赵紫阳访朝回来，学生运动因"4·26社会"而升级，赵紫阳于5月3日发表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讲话，民间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紧张的局势开始有所缓和。接着，赵紫阳又在5月4日的亚银年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主张。据鲍彤回忆："这一原则性的主张，其他四名常委中三人（包括李鹏）说好，一名不说话的常委，当时也没有说''不好''；列席常委会的国家主席和人大委员长都赞成；学生赞成；社会各界普赞成。在这个基础上，五月八日常委开会，十日政治局开会，批准了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开展社会各界协商对话的具体建议。人大委员长召集副委员长开会，全体积极支持这一建议。事后，军委主席邓小平本人，也当著国家主席杨尚昆的面，告诉总书记赵紫阳：''都同意''"。
能够印证鲍彤先生的记述的史料，还有赵紫阳在六四后的自述：他访朝前提出的三点方针，获得了邓小平及大多数元老的统一，也在政治局常委之间达成了一致。赵回国后，坚持认为邓小平支持"4·26社论"是八九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事后，邓小平的子女也曾打电话给赵紫阳，希望赵在5月4日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会议的讲话中，能够突出"邓小平关心青年成长"的一面，赵的纪念五四讲话和亚银讲话也都得到邓和多数常委的肯定。同时，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领导干部与群众对话"、"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主张，在八九运动得到了最初的践行。
5月11日胡启立去《中国青年报》召开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传达赵紫阳的讲话："开放了一点，游行作了报道，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了一点，风险不大。""面对国内人士人心所向，面对国际潮流，我们只能因势利导。"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与中青报新闻人的对话，与此前袁木等人和学生的对话完全不同。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非但没有缓和当时的对立情绪，反而激起学生和知识界的更大不满。而胡启立出面的对话则在知识界和学生中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成为八九运动期间的官民良性互动的象征性事件。
5月13日，为了缓和官民冲突和迎接中苏高峰会晤，赵紫阳派出开明的阎明复与民间进行对话。在统战部的一个会议室，我也参加了由阎明复主持的对话。必须承认，阎明复确实是中共难得的人才，他的真诚、谦逊、长者风范和控制局面的能力，即便在党内开明派中也属于佼佼者。但限于特定的政治条件，阎明复不是决策者，在对话中也无法满足学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但他却以非常诚挚的态度劝说学生们给改革派留有余地："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段时间，有时间我们才能做事情。""4·26社论的定性问题肯定要解决的，但要有时间。我代表中央保证决不会秋后算账。"他甚至说："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以把我抓回北大去，不是抓，是把我带回北大做人质，如果解决了，你们再放我。"
事实上，阎明复已经说服了参加对话的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王丹和吾尔开希还向阎明复做出承诺：在戈尔巴乔夫到访之前，尽量劝说绝食学生撤出广场，他俩回到广场后也确实履行了承诺。然而，由于学生领袖内部的分歧，更由于知识分子的居高临下的劝说姿态，致使王丹、吾尔开希等学生领袖和戴晴、苏晓康、包遵信等知识分子的劝说工作失败。
关于军事戒严，赵紫阳在自述中透露：在实行军管的问题上，最初，邓小平及其李鹏、姚依林坚持军管，而杨尚昆、乔石和胡启立则持反对意见。后来，中共高层5月17日在邓小平家里开会，杨尚昆、乔石都临时改变了立场，胡启立态度暧昧，而只有赵紫阳仍然坚持反对军事戒严。
也就是说，在八九运动的全过程中，从反对"4·26社论"到"亚银会议"讲话，从开启官民对话反对军事戒严，赵紫阳一直以宽容和理性的姿态，保护和支持大学生的民主热情，主张在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上，以对话的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实行戒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是在完全无望的现实条件下，以放弃政治前途和党内特权来坚持自己的道义立场，亲赴广场向学生们道歉，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言。这样的赵紫阳，难道还没有尽到他的"政治责任"吗？
在中共执政五十年的历史上，当政权与民间发生重大冲突之时，赵紫阳作为执政党的总书记，居然公开抛弃政权立场而站在民间立场一边，这种道义姿态的确前所未有。可以说，在大陆的制度环境下，八九运动中的赵紫阳，为了推进政治改革和避免流血，已经竭尽全力了。他的姿态对想在大变革时代有所作为的执政者来说，既是一种启示也是一种道义的压力。
现在，已经85岁的赵紫阳先生仍然被变相"囚禁"，但他在八十年代对中国改革的巨大贡献，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在政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的道义坚守，也将作为独裁政治中的异数而名垂史册；他的存在，对已经手握最高决策权的胡温构成巨大的道义压力；赵紫阳模式，也已经标示出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据张刚先生记载，六四后的九十年代初，基于李鹏造成的经济倒退，邓小平曾经想再次启用赵紫阳，但对邓小平托人传来的信息，赵紫阳提出复出的两个要求，说明了他对政治良知的坚守：一是要有实权，二是重评八九运动。显然，邓可能会应允前者，而断断不会答应后者。现在，已经在软禁中渡过了十五年的赵紫阳仍然相信："现在经改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未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造成的。不过，政治体制改革在一九八七年后就一直没有再向前推动过。……六四在中、短期里不会平反。但是我相信，历史总会有一个说法，终会还其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段话，大概可以作为赵紫阳对自己在八十年代末期的政治作为的自我鉴定吧。
（三）赵紫阳的局限性
在大陆的体制下，赵紫阳所实施的一切重大决策都要有邓小平的背后支持才可能进行，这既是他成为改革的前台主角的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悲剧的最后根源。赵紫阳在政治上的不成熟或者说对专制政治的游戏规则的不重视，以及他喜欢张扬的个性，则是他的悲剧的次要原因。
1.急于求成的心理和过于张扬的个性
赵紫阳的最大悲剧在于：既要借助邓的权威来排除党内高层的阻力，又要屈从于邓的太上皇嗜好和独裁体制的惯性而随时自我收敛。然而，赵紫阳毕竟不太像中共体制下的政客，而更像大变革时代急于求成的政治家，他喜欢公开化和透明的个性，在其他政治制度下无疑是优秀的为政之德，但在中共体制下就会变成张扬或傲慢，遂使他最终难为邓小平所容。
赵紫阳的急于求成，表现在经济改革上，是他在时机还不成熟之时，就全力执行邓小平的硬闯物价关的决策，过早提出"加入国际大循环"，导致了党内和社会的普遍不满；表现在高层权力斗争中，他在不该韬晦时韬晦（胡耀邦下台问题上），在应该韬晦时又不韬晦（十三大他刚刚出任总书记之后），他没有把胡耀邦的命运作为前车之鉴，从中汲取教训。他对其幕僚提出"新权威主义"，对明显带有把他塑造成新权威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及其"走向蓝色文明"的价值取向的公开肯定，在中共体制下皆是犯忌的行为，很容易被心怀叵测的阴谋家所利用。而此时，正值他个人处在十三大刚结束后的权力峰巅，境外媒体又把"新权威主义"和《河殇》解读为"拥赵倒邓"，自然会引起邓小平等元老的猜忌。虽然，据当时的"新权威主义"的主要提出者吴稼祥先生记述，在"新权威主义"正式出台之前，赵紫阳就征求过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了邓的首肯（参见：吴稼祥的《走卒随笔》），然而，中共的传统是独裁者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臧否，但其他人却不能轻易表态，特别是处于接班人地位的人说出同样的话，就会被太上皇怀疑为"有取而代之的野心"。在这点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没有实质性区别。只不过，毛泽东对终生权力贪恋基本上是言行一致的，而邓小平对终生权力的贪恋是言行不一的。像晚年的毛泽东一样，正是邓对自己权力的贪恋导致他对周围人的病态敏感，无论真的权力挑战是否存在，只要他主观认定了来自接班人的某种威胁、哪怕是因过渡恐惧而自我虚构的威胁，翻云覆雨就是他的政治权谋的必然。
所以，无论赵紫阳在内心深处是否肯定自己已经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向邓的权威进行挑战，这样明显的政治信息都会被邓视为权力挑战，肯定要招致邓小平的不满，为早已对他不满的保守派提供得心应手的口实，也为他自己后来的下台做了铺垫。在此意义上，从政治智慧的角度讲，无论是胡耀邦还是赵紫阳，在太上皇还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之时就锋芒毕露，是有政治幼稚病之嫌。在极权制度转型期的现实中，没有足够的政治韬晦修养（耐心）是无法成就划时代的伟业的。在这点上，与结束了前苏联的极权体制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比，胡、赵二人既缺乏戈氏的韬光养晦之耐心，在最高权力没有到手之前就已经锋芒毕露；也缺乏叶利钦身处政治逆境时的政治气魄，在下台后又过于洁身自好和沉默寡言。
2.官僚习性葬送了八九运动提供的大好时机
八九运动与五四运动相比，二者之间最大不同有三：首先是在运动的动员规模和政治诉求上，"八九"都远远走在"五四"前面，五四的主要诉求是"民族主义"性的，而八九的主要诉求是"民主主义"性的。其次是执政集团对社会控制程度的巨大差异，五四时期的军阀政权无力对全社会实施全面的严格控制，而八九时期的中共政权则牢牢控制着全社会的主要资源。再次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完全不同：五四时期的世界动荡不安，中国的四周充满了紧迫的威胁；而八九时期的世界基本是和平的，中国的外在环境正在向越来越友善的方向变化。
可以说，八九时期中国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利于进行可控制的大规模社会变革--八九运动的大规模动员提供了巨大的民意支持，政府控制力仍然很强和友善的国际环境为社会稳定提供了基本保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中国进行可控制的社会变革，在政权内有身居要职的开明派，在精英界有支持政治改革的自由知识界及工商人士，在民众方面又有已经自发动员起来的巨大民意支持，三者同时具备的有利条件，可谓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的前所未见，使大规模的民间自发运动不会造成权威真空的无政府式的混乱。如果这三者之间保持着必要的观念上、信息上的沟通和策略上、行动上的合作，其结果肯定会比缺乏控制的社会更积极。或者说，如果党内开明派能够把握时机、比较好地处理了运动的每一环节，自下而上的民意支持和自上而下的善意应对，完全能够在基本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开创出中国走向自由社会的新局面。大多数人皆承认，中国大陆完成社会转型的代价最小的方式，显然是在强大民意支持下的执政党主动推进政治改革，形成民众、社会精英阶层与执政党内开明派之间的良性互动，以避免人为隔骇造成某一方做出单方面的错误判断。而在政治改革风头正盛的八十年代，体制内外确实有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政治改革。当时，以胡、赵为代表的党内开明派与自由知识界和民众之间，在总体立场上有着基本共识。而八九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在运动的全过程中，种种复杂的人为阻力，使学生组织、知识界自由派和党内开明派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互动与合作。
事实上，在此之前，党内开明派并不是对出现大规模民间运动全无准备。据在六四后被关进秦城监狱的赵紫阳智囊们中的一些人说，在1988年下半年，赵紫阳的智囊们已经预见到中国可能出现自发的大规模民间运动，并制定了在大规模民间运动还未出现之前就开始实施积极的对话和沟通的应对策略，以防止不可控制的街头政治的出现。但是，这种主动沟通、对话的策略却被莫名其妙地搁置了。在八九运动开始时，甚至学生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前跪呈请愿书，不但在当场没有得到官方的善意回应，而且在之后也没有启动对话、沟通机制，反而弄出个致使运动进一步升级的"4·26社论"，致使运动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4·27大游行"。
这之后，官方才开始被迫实施对话策略。但是，第一次对话，官方派出的袁木、何东昌等保守派官僚，摆出教训晚辈的权力傲慢姿态，除了就事论事的敷衍诡辩和教训学生之外，那场对话再无任何实质性内容。后来，党内保守派顽固坚持"4。26社论"的定性，再次导致运动升级为"5·13"群体大绝食，党内开明派才为了控制冲突升级和事态扩大，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中苏峰会，派出开明的阎明复与民间进行极有限的实质性对话。另一次有点实质内容的对话，是在新闻界因对"4。26社论"的强烈不满而组织了5月4日的大游行、并向新闻出版署递交要求新闻自由的请愿信之后，胡启立才于5月11日到《中国青年报》召开了一个关于新闻改革的座谈会。
1989年5月13日晚，阎明复在统战部主持了官民对话会。遗憾的是，阎明复并不是决策者，他出面召集对话是奉命行事，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极为现实、明确：要求学生在戈尔巴乔夫到京前撤离广场。显然，由于长期以来官方对民意的忽视、不尊重，对民间异见进行迫害与镇压，更由于此前袁木等人出面的对话，给学生们留下了过于恶劣的印象。这种主要由官方制造的人为隔膜，使民间缺乏对官方的起码信任。何况，大绝食开始之后，官方主动与民间的沟通以及对话，既是极端实用主义的又是不平等的。这种对话，即便由阎明复这样的开明人物出面主持，即便在现场说服了大多数学生和知识分子（用当晚王军涛发言时的话说就是："阎部长的真诚感动了上帝"）。
当然，阎明复在对话中无法满足学生的合情合理的要求，与开明派在党内的实力不够强大有关，但也不能否认，即便是党内开明派也无法摆脱"官权"高于"民权"、长官意志主宰民意的官本位传统。首先，此次对话的目的不是出于解决官民对立的问题，而主要是为了戈尔巴乔夫访华问题的实用目的；其次，对话的基础不是出于对民意的真正尊重，而更多是官方居高临下的要求；再次，对话的方式不是双方平等协商的妥协式合作（学生的要求没有一个得到了实质性满足和兑现），即便在阎明复的回应中有一定的妥协，也带有自上而下的恩赐性质；所以，在当时的气氛下，官民双方不可能产生有效的良性互动，就带有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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