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承着“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孔子学院在全球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作为官方力推的文化交流项目，孔子学院自诞生之日起就根红苗正的“官二代”，在过去十年迅速扩张。不过，官方的背景也令外界认为其是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广遭诟病，标榜的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了解的教学目标频遭质疑。取而代之的，外界质疑其输出中共价值观、推行洗脑教育。当汉办主任许琳毫不避讳的表示，孔子学院就是要向外国输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时，推崇自由的西方社会产生逆反心理也是情理之中了。
无独有偶，中国政府开展的文化交流年，同样遭遇到曲高和寡与现实难以对接的尴尬，成为理想丰满显示骨干的写照。相似的情节一再出现在中共的外宣项目中，不能仅仅归为东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更应该将质疑的矛头指向中共外宣的操作方式，在旧有惯性的作用下，中共外宣尚且处于有“宣”无“传”的阶段，宣传的渠道拓宽了，宣传的内容却并没有进入受众内心。
孔子辅佐高层
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为起点，最近几个月有关孔子学院的负面新闻明显增多，孔子这位中国古代先贤孔子在2015年“红”了。一方面是孔子学院陷入了钳制学术自由的泥淖，多家同孔院合作的学校控诉，指责孔子学院禁止达赖喇嘛、新疆、台湾、中国领导层派系斗争等问题的讨论，违背学术自由理念。另一方面，孔子披上了红色的外衣，成为中共宣传价值观的工具。此前，汉办主任许琳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毫不含糊地指出，孔子学院正向外国学术机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
西方与孔子学院的摩擦，延续了旧有的惯性思维，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但是，孔子学院连续关张吃闭门羹不单是“有色眼镜”的问题，更多在于中共宣传方式的问题的僵化保守，以政治强力保驾护航，并按照大陆的宣传模式，划分交流禁区，殊不知越是遮掩越是存在吸引。要知道，孔子学院是文化交流机构，而不是西方与北京的政治博弈场，对某些敏感问题上的限制，使其自身带上枷锁，沉重的政治负担，也让孔子学院难用平常心交流。通常而言，文化传输本就与意识形态难以完全撇清，中共在操作手法上也不避讳官方背景。在官方的力推之下，孔子学院在世界范围内多个国家落地，但是这仅是宣传渠道上的拓展成功，只是让更多的团体能够听到你在说什么，中共通过“重金”铺通的宣传渠道，却没能通到受众的内心，内容上正襟危坐的感觉，宣传方式上的老旧做派，令中共外宣难以产生强力的吸引力。
一个国家的文化的竞争力更多取决于文化本身的核心魅力，不在于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否强大，尤其是这个推动力量来自政府时，甚至会起到反作用。西方对中国的文化很感兴趣，但是对中共所限定的文化传播框架却存有排斥情绪。与高层越是亲密就越是令外界质疑其官方“鼓手”的身份，从这方面而言，由专业人士组成管理团队或许对孔子学院的推广更有益处。
显而易见， 孔子学院的推广方式有待调整，海外推广缺少与当地实际情况相结合，依然沿用管理大陆的模式，对言论表达和意见讨论加以限制。殊不知，在民众表达氛围相对宽松的西方尤其是在学术界，限定讨论问题的做法难以获认同。再者，官方推广孔子学院的目的之一就是协助其开展对外宣传，可以说孔子学院是西方了解中国文化，甚至是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而这个窗口不应该糊着一层朦胧的窗纸。
中国式文化输出
当中国元素满满的功夫熊猫得到市场的认可，当各类功夫片吸引西方世界目光，当中国四大名著成为日本漫画题材时远销欧美，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对西方世界是有吸引力的，只不过中国在宣传自身优势时总是显得计拙。长久以来，中共的宣传方式总是呈现一种“正襟危坐”的感觉，选择的题材不能丑陋，不能搞怪，也不能低俗，必须传播正能量，必须是中国梦的化身。这导致中共的宣传更像是一种教化行为，与受众之间难有亲切“交流”。
不可否认，北京输出海外的文宣产品越来越多，但是能够走进受众内心的却并不多。将中国元素带入西方视野的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西方的力量，在西方世界热销的关于中国的书籍，很多都是史景迁、傅高义这类的“中国通”，而非中国人。究其原因，他们之所以能够引起西方人广泛的关注，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使用的是西方视角。中国在文化输出上的弱势或者说效果不佳，很大程度上源于传播方式的错置。中共在文化输出过程中“操心”过多，设计过多，反倒令文化交流缺少一些自然感。
不过，近期中共外宣路线正在放弃阳春白雪的高大上路线。2014年习近平出访拉美，带去的国礼之中有一套DVD光盘，包括两部都市剧《北京青年》、《老有所依》和电影《失恋33天》。入选的3部作品共同的特点就是，能够平实地讲述中国故事，能抓取到人性中那些比较柔软的共性的东西，无论是为理想而奋斗、为爱情而苦恼，还是在生活压力之下承担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这些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都能让国外民众找到共鸣。
联系此前，中国家庭伦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等中国影视剧作品在非洲国家热播。似乎可以推测，在对外文化输出方面，有时不要有太多太强烈的宣传意识，找准受众身上的“痒痒肉”最为重要。很多时候最接近生活本真的东西，最容易引发共鸣。
此外，文化交流需要“量体裁衣”，不能用通用版本打天下。孔子等传统文化固然有极高的知晓度，但是普通中国民众的生活更需要为外界所知悉。外宣工作中只是注重传统文化的传播，中国文化难免被符号化，诗词、戏曲是中国文化，世俗的生活也是中国文化。文化交流不能总是放在“云端”上，不是只有“阳春白雪”才能登上大雅之堂，大众文化一样可以代表国家形象，成为“中国脸”。
目前来看，崛起中的中国，更需要向世界展示他的新形象。而中国新形象的建立，就需要外宣的新气象作为配合。长袖善舞需要体态轻盈，紧绷的神经也难有平和包容，中共宣传系统应该“减负”，减轻身上政治重担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压力，摆脱过去的固有模式。需知润物细无声，方是外宣的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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