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中国，高层领导通常都有三个秘书，政治秘书、生活秘书、警卫秘书，其中尤以政治秘书地位最为重要，俗称“大秘”。他们与领导共沉浮荣辱，也因此成为领导最信任的人，成为中国政坛最特俗的一个群体“秘书帮”。在领导身边时，虽位小官卑，却能量无穷；一旦外放，位列封疆指日可待，位居最高层也不无可能，甚而成为领导退下来后的代言人。王瑞林即是一例，作为跟随邓小平最久的大秘，在邓小平一路扶持之下，位居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将，大有带邓小平掌握军权之势，影响朝野。本文选自明镜历史网，作者毕达文。
邓小平与大秘王瑞林
“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是关于为邓小平平反，中央却发生了分歧。华国锋主张，邓小平同“四人帮”有显着区别，但恢复工作不能急，全国军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转弯子得有个过程。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有人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并认为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关系。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给华国锋，表示“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并绵里藏针地建议“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政治局讨论了这封信，同意了邓的这个建议。
就是在邓小平再次给华国锋写这封信之前，王瑞林又回到邓小平身边，再次担任邓小平的秘书。有资料称，邓小平给华国锋写的这第二封信，就是由邓小平口述，王瑞林执笔的。
邓小平这封信起到了作用。在三个月后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被恢复撤职前的一切党政军职务----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他的支持者胡耀邦、万里、赵紫阳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1977年8月，邓小平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连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
在邓小平被恢复党政军职务后，王瑞林也于1978年1月由邓小平的秘书，变为邓小平办公室主任，负责处理邓小平所掌管的党政军日常事务。
不过，在1978年底以前，邓小平还不是党内最高领导人，华国锋以最高领导的身分继续领导中国，邓是党内四位中共中央副主席之一。
1978年2月2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五届全国人大，重申“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但邓小平在实施自己的战略前，必须先解决他和华国锋之间的路线分歧。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由邓的亲信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批评拥护“两个凡是”的华国锋与汪东兴。这篇文章在全国被广泛转载，为邓小平上台做了舆论基础。
此后不久，包括中国各大军区、各省市在内都进行了广泛讨论。深具现实主义特点的政治理念被人认为是邓小平赢得这次政治博弈的因素。在党内，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人宣布支持邓的理念，而华国锋、汪东兴等则成为少数。这最终导致在这年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由叶剑英、邓小平、陈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
在这次被称为“全党战略转移”的划时代会议上，华国锋做了自我批评，虽然他的最高领袖的地位在表面上还保持了一段时间，但他本人和他的党羽都被边缘化，党政军最高领导权相继脱手：在1980年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华辞去国务院总理；1981年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华辞去中共中央主席。虽然邓小平并没有接任他的这两个职务，但处于实际最高掌权者地位，这两三年中，中国由毛泽东时代进入邓小平时代。
记录这段历史的回忆文章和官方资料，都多次提到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当时，邓小平的所有活动都由王瑞林安排，中共元老们赴邓家会面也都由王迎来送往，中共中央的所有文件和邓小平的信件往来也都由他亲自处理。对王瑞林而言，进入了他陪同邓小平登上中共权力顶峰时期。
离不开的听筒、喇叭和拐杖
在关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后活动的历史文献中，虽然经常提到王瑞林这个名字，但他是以邓小平的秘书这个身分出现的，并且没有更多的交待和细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国际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F.Vogel）撰写的《邓小平时代》一书，披露了若干人们此前并不熟悉的邓小平片段：他的个性，他的起落，以及格外值得强调的、他把控国家大船方向的“治国之术”。同时，也对邓小平的秘书王瑞林有一些描述和介绍。
据傅高义称，邓小平在宽街的家中办公，那里地处中南海东北方向，到中南海驱车用不了十分钟。随着听力渐差，他很难参加会议。他的听力问题是由无法治愈的神经退化疾病和不时出现的耳鸣所致，这造成了神经性失聪和耳内异响。他的听力在1980年代后期恶化，说话者必须对着他的左耳大声说话。这也使邓小平认为，把时间用在看文件上要比出席会议合算。他更喜欢读会议报告、听机要秘书王瑞林讲述会议的情况；王瑞林代表邓小平出席会议，跟其他高官的机要秘书会面以了解他们的看法。
邓小平的作息很有规律。他八点用早餐，九点到办公室。妻子卓琳和秘书王瑞林为他准备好要阅读的材料，包括大约15份报纸、从外国媒体翻译的参考资料、一大堆来自各部委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报告、新华社搜集的内部报道以及送交他批准的文件草稿。为了解最新动向，邓小平主要依靠书记处和中共中央办公厅整理的情况汇总。邓小平阅读时不做笔记。文件在上午10点前送达他的办公室的话，他当天就会批覆。他不在办公室留下纸片，那里总是干净整洁的。
王瑞林是如何扮演邓小平大秘这个角色呢？据傅高义称，自1952年就担任邓小平机要秘书的王瑞林，在向外界说明邓小平的意见时十分慎重，避免加上自己的理解----很多干部认为曾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的毛远新刚好相反，他在1975年末到1976年初向外界传达阐释毛泽东“最高指示”时，往往用自己强烈的成见去渲染甚至补充，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假传圣旨”。而王瑞林对任何事关党和政府的要务，都避免做出自己的解释，王瑞林不添油加醋这一点对邓小平来说很重要----尽管他与邓小平悠久的关系使他更像是邓家的一员。有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为使外界准确知晓他的想法，邓小平会写下主要观点，让王瑞林传达他的书面意见。
傅高义还介绍，邓小平可以同王瑞林随意交谈，而他与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关系，则要正式得多，他也很少单独会见他们。胡和赵有相当大的自由按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处理公务。邓小平通过他们提交的书面文件，借助于王瑞林的补充，去了解他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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