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两年，中国政府一直大力推行反腐运动，至今仍没有一丝松懈。最初外界猜测这只是权力斗争的幌子，不会持续太久。但是以目前的情况来看，反腐运动似乎是自邓小平之后中国政府重建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邓小平所建立的社会秩序，是以市场带动的经济增长换取稳定的政治环境。改革期间，不少个人和家庭赚得巨额财富，当中有很多是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获利的私人企业家，但也不乏以权谋私的政府官员。于是官场贪污成风，民怨四起。
尽管两千年以来传统中国的经济未见增长，贪污现象却十分盛行，因此有评论家认为，贪污风气或许已植根于中国文化之中。
其实在传统中国和日趋现代化的中国所出现的官场贪污现象，在本质上可说是截然不同。
传统中国经济以农为本，其一大特色是由大量分散各地、建基于亲属关系的农村社区所组成。
公元前221年（战国时代末期），中国统一成为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同时把分散各地的地方农业经济体凝聚起来，但一直到邓小平推行改革才实行经济一体化。
唯才是用的皇权官僚制度成本极高，也难以驾驭。政府官吏长期收入不足，于是贪污贿赂成为他们增加收入的惯常做法。
为了杜绝贪污之风，传统中国向官吏灌输为官之道，尤其是维护儒家道德的思想。儒家思想既着重家庭孝悌，也提倡忠君爱国的观念。可惜，两种观念相互予盾，国和家的利益时有冲突。事实上，关爱家人和亲属往往是驱使官吏贪赃枉法的诱因。将家庭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至今仍是中国官场贪污问题的核心所在。
由于现代经济盈余远比往昔大，维持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的运作也变得更为容易，但这同时也给予官员更多机会贪污行贿，使腐败之风更加猖撅。
官场贪污成风，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国有经济比重愈高，官员挪用公款、中饱私囊的机会也愈大。
第二，国家监管的经济活动比例愈高，官员滥用权力、假公济私的机会也就愈多。第三，随着旧有经济行业式微，新兴经济行业相继冒起，而政府推行各项政策以阻挠或促进这个过程，给予官员更多谋取私利的机会。官场贪污现象可能会遏止或延误“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调整过程，从而损害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创造了工业革命以来最大的经济奇迹。可是，政府官员几乎染指所有经济层面，与经济市场并行，也为贪污官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
30年过后，当年受益于改革的官员开始抗拒进一步改革，而习近平的反贪运动正好要打击这股根深柢固的政治势力。
要推行反贪运动，建立习近平的威望也许是必然要走的一步。虽然不少人揣测，集权于最高领导人将会减低进一步改革市场的意欲，但中国的领导班子也深知当中的危机。
除非中国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并扩大市场功能，否则反贪运动只能收一时之效。
要建立真正有效的竞争式现代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从概念上而言，现代市场经济可减少中国官员贪污的现象，有助维护法治。此外，中国城市化以及“一孩政策”所带来意料之外的影响， 使新一代官员不再受地方亲属关系束缚，对打击贪污也大有帮助。
如果习近平推行的反贪腐运动能精简官僚制度，并限制政府职权、提高国家的包容性，长远来说将有助促进中国经济现代化，并带来巨大深远的政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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