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吊足各方胃口的中国国企改革顶层方案经过数论的讨论和修改，有望在中共两会后出台。有分析认为，中国国企改革门槛可能会将进一步放宽，而竞争性领域所有制资本参与的股权比例限制也将进一步放宽。
众所周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60条、336项改革，其中国企改革当属社会关注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尽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闭幕，上海市就率先推出地方版的国企改革方案，尽管中石化已经开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但截至目前国企改革依然显得“方向不明决心大”，呈现出不少争论与分歧。特别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进过程中，偏离了问题导向，出现了“为混合而混合”的趋势。分析人士认为为了能厘清这些争论，明晰改革方向，是推进国企改革的前提条件。而中共中央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些操作过程中的混沌，并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推进国企改革要奔着问题去，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效率为中心，提高国企核心竞争力，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国企反腐
国企为什么要改革
这看似一个非常原始的问题，但对保证国企改革不迷航至关重要。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企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在于：首先，产权不清晰导致较高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以央企为例，理论上“全民”才是央企的真正股东，但在实践中全民不得不委托给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委托给国资委，国资委委托给某些官员去行使股东权利。这样一个过长的“代理链条”大大提高了代理成本，央企的股东代理人不可能像一个民企股东那样“关心股东的利益”。其次，政府作为大股东，必然行使对应的股东权利，包括国企高管的任免权利。但在“党管干部”思维的引导下，混淆了企业家（或职业经理人）与官员的边界，加剧了政企不分现象。突出表现为国企高管的“官员化”，他们不仅保留了与官员体系相一致的行政级别，而且国企高管与政府官员之间保持了密切的双向流动。以金融央企为例，几乎所有的央企董事长/总经理都来自金融监管部门。
分析称，在这样一个体制下，央企始终难以真正市场化：国企的高管更像官员而非企业家；国资委“婆婆”似的微观管理，不断侵蚀央企的自主决策权；国资委考核、组织部任免，导致国企高管的考核与激励成为相互脱节的“两条线”；一些“有背景”的国企高管又能轻松实现“内部人控制”，不少央企沦为腐败的温床，尤其以中石油窝案最为典型。
但中国国企的问题不仅于此。北京政经观察人士认为，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中国的《反垄断法》目前并不适用于行政性垄断，致使央企可以轻松享受垄断利润。假设允许腾讯等公司获得电信牌照，中移动等三大电信公司股价将一泻千里。此外，由于国企与政府的“天然的联系”，国企在土地、税收、补贴、信贷、审批诸多方面都享有优势。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但实践证明，“只要有国企就不可能公平竞争”。
由此可见，国企改革，不仅仅是为了让国企更有效率，更是为了建立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体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国企改革的关键点
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企的改革整体思路已渐清晰，混合所有制成为国企改革重要载体。自2014年以来，中共中央和地方国企改革都有所动作。中国有六家央企被国资委纳入了改革试点，主要推行交叉持股的混合所有制以改善企业管理、进行资产重组与加强问责；而到目前为止，25个地方版的国企改革“路线图”也已经出炉。特别是在2014年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企改革被列入加快推进改革开放的重点内容，有消息称，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方案由中国财政部、发改委和国资委牵头制定，以“1+N”的形式发布。其中，“1”是指首先会出台一个深化国企改革指导意见，而“N”则至少包含十余个配套方案。这些配套方案将分阶段分批发布。
分析认为，中国国企合并重组其实已打开了市场的想象空间。这也是继铁路领域的南北车合并之后，中电投与国家核电合并也获批，重组进入实际启动阶段。据中国国务院国资委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国此前接受内地媒体采访时表示，将来央企会分为三类：第一类，大部分的央企将会改组成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比如形成五六十家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第二类是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比如十家左右；第三类是调整保留功能性的事业公司，比如像中储粮、中储棉、中石油等十余家。
此外，国资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不久前审议了《关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试点的指导意见》，这也是时隔11年重启央企员工持股计划，明确了央企员工持股可作为顶层设计方案“1+N”中的“N”的重要一环。
不过除了中国央企层面的改革，截至2015年1月，中国已有上海、甘肃、山东等22省市出台了地方版本的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其中加快推进混合所有制、引入民资、成为各方案的必要内容。
像是中国民生证券研究院院长管清友就撰文指出，下一步的中国国企改革可能会采取整体上市的方式，以优化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减少不合理的关联交易，并实现规模经济。管清友表示，无论从现实还是历史来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要达到目的，关键在于政企分离。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未来发展的方向，但前提条件是国有企业要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权力分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
20世纪90年代可谓国企改革激情燃烧的岁月。朱镕基出任副总理后，毅然决然打破国企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易”，拉开了国企改革大幕。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体而言有如下标准：产权关系明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企分开、合理激励。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股份制被作为一种重要的实现形式得到推广，大量国企改制上市。
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迄今为止关于国企改革最重要的文件，标志着国企改革的最高潮。《决定》提出，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这一改革思路被理解为“国企退出竞争性领域”，即“国退民进”；第二，抓大放小，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多种形式，放开搞活国有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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