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春节前连续两周爆发反水货行动，有民众抗议“一签多行”影响港人。特首梁振英2月24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亦向传媒表示，他本人不赞成增加自由行城市的数目，同时强调内地居民来港旅游的政策没有放宽或改变。他还称不断增加的来港人数已对港人造成压力，因此在早前已叫停内地放宽深圳非户籍居民来港的政策。其实，梁振英和许多港人都没有明白，自由行并不是困扰香港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根本性原因，根源在于港府的管理，在于港府的不作为以及对市场的不敢声言，更在于梁振英的无能。
香港反水货客
今年1月起，香港境内水货客问题日趋严重，香港物价膨胀及租金上升，一带小商店被药房及名店取代，居民生活受到影响。香港本土派政治组织及社交网络群组因此先后在网上发起光复屯门及捍卫沙田行动，要求政府加强打击水货客问题、取消一签多行、以至反对商场租户倾向自由行的商店。针对此种现象，亲建制派政党“民主建港协进联盟”的香港区人大代表叶国谦、田北辰都表示，将在两会提案，建议北京将“一签多行”改为“一签若干行”，次数上限30至40次。现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前任香港政务司长唐英年也表示，政府需要评估香港承受能力，检视自由行政策，一签多行也应该设限。
对于自由行，褒贬不一。但应该承认，自由行在带动香港经济的同时，确实给香港居民生活也带来一定的影响，也因此自由行被喻为一把“双刃剑”。 2012年，自由行旅客的消费为香港直接带来261亿元的增加值，相等于本地生产总值的1.3%。随着自由行人数逐年增加，又加上中港两地的文化差异，在香港衍生各种问题，包括“双非”、水货客、推高物价、罪案增加及文化冲突等，对香港的负面影响逐渐浮现，如本地居民日用品供应短缺、公共服务及交通系统不堪重负、商铺租金攀升引致物价上涨、零售业为迎合内地客源愈趋单一化，亦让社会开始反思香港旅游业的承受和接待能力。其实，港澳个人游和CEPA均是北京政府为舒缓2003年7月1日五十万人七一游行所反映的怨气，希望藉经济力量帮助香港政府挽回民心。2003年春天，时任行政会议成员梁振英代表时任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全权商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开放中国大陆游客到访香港的计划，有内地官员道：“梁振英，你好好考虑清楚了。中央不是不愿撑香港，只是担心我们这边门一打开是关不上的。日后那么多内地游客去香港有可能引起逾期居留、治安等问题，香港承受得了吗？”梁振英回答：“这些顾虑我们早就思考过了，既然中央支持开放自由行，香港会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好的。我们对香港的警察、海关、入境处的工作都有信心。自由行当年被视为是促进经济复苏的措施，当时社会甚至希望扩大自由行范围。而今，梁振英却表示一直有向中央反应香港的接待能力有限，不惜一次次地推翻自己当年的言论，是香港的接待能力有限，还是他梁振英治理能力有限呢？
大约到2011年，香港失业率回落至低水平，2011年5月1日，保障基层的香港最低工资正式实施，低技术工作甚至出现招聘困难，有评论称自由行反而可能把人力市场拉紧。另一方面，香港市民将注意力转移到自由行带来的代价；多数升斗市民不但没有从自由行中得益，不少民生店铺更在租金压力下结业，物品又被“抢贵”，被视为已直接影响小市民生活，内地人以自由行方式来港生育与本地孕妇抢床位，在港诞下的子女可获得居港权，享受港人教育、医疗、房屋等福利，网上随处充斥对自由行客行为欠文明的批评，香港社会已燃起对自由行的反弹。
港民因为生活上的不便抱怨自由行为也可以理解，但不能把全部的问题归咎于自由行。内地客涌入后，香港本地商业区商铺租金确实上涨，商铺租金的上升亦改变了铜锣湾、尖沙咀、旺角等传统旅游区及其他东铁沿线地区的零售格局，以内地访港游客为对象的购物商场和商铺在上述地区激增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与此同时，一些照顾本地居民需要的小型店铺也就被迫迁往其他较偏僻而租金较便宜的地区。化妆品及个人护理用品店数目于2004年至2013年期间激增15倍，但售卖一般粮油食品、家庭用品、书报及文具的商店相对分别减少29.5%和25.4%。但有一点须厘清，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奉行的是市场经济，政府对市场也就不敢发言，任由市民任激烈的言论发酵，以为以此就可以笼络民心。其实，在任何制度下，任何一个旅游城市，商人都会有逐利的本性，因此，商铺租金的提高和结构的改变，并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是自由行造成的结果。即便是香港人，去香港以外的地方消费，相信也不会买香港本地占优势的商品。
香港目前究竟有没有到控制自由行的地步，并不是一两句话和观点就可以解决的，需要综合考虑。有学者指出，如果自由行削20%，香港GDP将会少400亿元。零售业界表明反对削减自由行数目，并要求兴建边境购物城。工联会旅游联业委员会主席林淑仪在2014年就指出，访港内地旅客虽然持续增加，但香港回归17年以来推动旅游基建及配套却停滞不前，出现的困局促使近期市民关注香港接待能力不胜负荷。她指，邻近地区看准内地旅客外游需求，正极速推动旅游业以分一杯羮，香港仍只满足眼前，只会被其他地区超前。显然，港府自身的治理能力存在着明显的不尽人意。其实，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认为修改政策本身会造成“香港不欢迎内地人”的印象，带来更长远的负面影响，也会激化中港两地的矛盾。舆论普遍认为，极少数人借口“反水客”挑起地域矛盾，冀望“占中”再燃，并不符合香港民情。立法会议员兼元朗区议会主席梁志祥表示，街上多了人出来办年货乃正常现象，当中不少人都是本地居民，因此不应把道路挤塞完全归咎于自由行旅客，反而是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士借机发泄，扩大内地与香港矛盾，甚至宣扬“港独”思想，社会需警惕。香港所谓“人口政策关注组”和“北区水货客关注组”一行十余人，在荃湾愉景新城举牌呼吁“取消一签多行”，抗议内地个人游旅客数目大增。围观民众寥寥，且并未响应他们的口号，足见“港独”激进组织全无代表性。
其实，梁振英3月来京商讨收紧自由行，可以视作是其推卸责任的一种表现。正是因为他的不作为，才导致收紧自由行的呼声不断提高，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不但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舒缓民怨，反倒自动加入这股洪流之中，这种没能力“为”，更不想“为”的思维只能更被人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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