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肃“吏治”是防止内忧外患进一步恶化的关键
中国古代历朝衰败大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地方基层吏治腐败、横征暴敛、以权谋私、欺下瞒上、残害百姓。第二阶段是内乱的酝酿过程，因吏治腐败导致民不聊生、群体性反抗事件遍地开花、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事项皆以反常识手段运作。第三阶段是无法逆转地进入内乱，最终量变发展成质变、酿成愤怒的民众暴力反抗的内战、国家陷入内战、王朝崩溃，重新开始新一轮以生灵涂炭为惨重代价的改朝换代。
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中反复出现的周期性“衰亡三部曲”，几乎成为一种无法摆脱的历史轮回模式。今天，人们再次感觉到这种梦魇般的轮回阴影。
以癌症作比喻，第一阶段属于癌症初期，第二阶段是癌症中期，第三阶段属于癌症晚期。
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多有外部敌对势力窥视中原伺机入侵，或趁火打劫、或灭亡中原王朝取而代之。外部势力臣服或入侵的选择，主要根据中原王朝的强弱治乱的形势而定。
政通人和、国家富强则选择友好臣服；社会腐败、内乱贫弱则择机入侵。外部入侵势力选择的时机是中原内乱，而内乱表面是民众起义，实际根源始于吏治腐败。
习近平通晓中国历史和传统政治文化，他执政后对于内政建设第一重点就是打腐反贪、严厉整肃吏治，可谓抓住了内忧外患的核心和源头，在政治上称得上是大手笔。
二、牢牢抓住民心、民本，抛弃空谈狠抓实施
习近平谙习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观其执政后一系列讲话观念和具体施政行为，皆不出中国传统儒家和法家范围。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和动乱，历来的核心问题是民心向背和民本问题。同样，当今世界，每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归根结底也是个政府是否得民心的问题，不管那种性质的政体，得到民众由衷拥护既是政权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根本。
所以，儒家传统治理天下的核心理念也是现代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
当前中国民众最不满意的社会现象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一系列负面的东西，如贫富差距严重、官员腐败越演越烈、房地产业绑架中国经济、司法腐败、军队腐败现象严重、教育、医疗负担沉重、环境污染等等。
“习近平新政”在这些领域顺应民心，全面加以整肃、调整、改进，竭力拨乱反正，这种大刀阔斧的措施表明，他非常敏锐地抓住了民心这一治理国家的核心理念，为他“红二代”执政团队赢得了政治声誉。
三、反腐倡廉、重建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然而，一个极大的困惑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明显地普遍地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不满、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紧张程度却大大超过“改革开放”前的贫困时期。
一个令人头疼的现象是：政治在经济发展中出现危机。毛泽东时代物质世界是贫困的，精神世界却是充实的。改革开放至今，财富的创造是空前的，精神世界是浑浊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全面崩溃，仿佛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做了一次令人瞠目结舌的交易，堪称是历史的奇观。
健全的意识形态体系和精神风貌是国家和社会的灵魂，遭此劫难归根结底也是吏治腐败所致。孔夫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风吹则草动，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吏为社会之精英，民众之榜样，历史表明：一个社会的精神堕落总是从精英阶层开始的，精英中变质的贪官污吏表面道貌岸然、内心男盗女娼，将他们口头教育民众的意识形态体系和精神价值观成为自己不相信、民众也不相信的虚伪旗幡。
贪官污吏的所作所为更是直接颠覆了原来健全的社会核心价值观，使人们处于绝望的精神流浪状态。
打击贪污腐败、整肃吏治是从根本上重建健康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之举。当然，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重建健康的社会价值观念并成为人们行动的自觉，绝非朝夕之间就能实现。
四、红二代群体主流中的政治逻辑
“红色江山”是父辈老一代革命家打下的，党内贪官污吏是党和国家机体中的“癌细胞”，他们正在颠覆老一辈革命事业的合法性基础，也在颠覆“红二代”们立身的基础。他们破坏着两千万生命代价换来的革命成果----“红色江山”，更严重的是这些大批的贪官污吏使得现存的国家与社会有可能陷于崩溃，参照外部势力干预下的国家解体，如伊拉克、前苏联、南斯拉夫等，中国一旦陷入内乱和外部干预，借助国际法的“民族自决”和“地区自觉”，被分裂成“七大块”不是没有可能。
尼赫鲁曾经对自己的国家前途做过这样的前景判断：“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道路不能打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道路是可能的。”
根据“唱衰中国”和“崛起中国”两种论调来看，中国目前证书处在这样的历史十字路口，未来中国不是崛起就是崩溃，恐怕也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总而言之，国家崩溃的可能性令人不寒而栗。所以，党内泛滥成灾的贪污腐败群体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最根本的隐患，是党和国家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坚决铲除之。
习近平是“红二代”的代表，作为打下“红色江山”的第一代革命家的后人，“红二代”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改革开放”形成的负面效应面前，他们比其它任何社会群体更显得焦虑不安。
空前的官员腐败、社会堕落不仅危及执政党和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更可怕的是：他们的父辈过去推翻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为之奋斗的革命解放事业的合理性也几乎被贪官污吏给彻底颠覆了。因为目前中国大陆的腐败程度可谓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
为了父辈事业不被扭曲、为了革命成果不被丧失，两千万人生命为代价革命的合法性不被颠覆，为了避免未来国家崩溃、民族分裂的可能性，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愿景，也出于历史责任和未来自身命运，“红二代”比任何其它社会群体更具有强烈焦虑感、危机感和使命感，这就理解了习近平为何以历史上罕见的力度进行反腐运动。
笔者个人感觉，习近平把反腐运动作为一场内部的战争来进行的，他的逻辑某种意义上也十分简单，党内贪污群体是颠覆“红色江山”真正的敌人，那就坚决铲除之，这就是执政的“红二代”的政治逻辑。这一政治逻辑将不断地、持续地贯穿于红二代执政团队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动中。现在已经验证，未来必将继续得到验证。五、政略与策略的巧妙衔接
纵观反腐运动的过程，最高层次的政略已经确立，接下来是策略层面的操作问题，这点至关重要，因为细节决定成败，如果说“反腐永远在路上”是最高战略，是否能够成功地达成目标，就要看战术层面也就是策略的运用了，因为细节决定成败，战术到位才能达成战略目标，策略正确决定政略目标的实现。
在具体策略方面，习近平执政团队的战术突破口选得不错，工作重点转向“依法治国”，从法制着手，可谓击中时弊之提纲挈领之举，中国制定的多数法律条文还是相当完备的，遗憾的是大多停留在纸面上，法制条文包括一些日常规章在进入现实过程中效率明显递减，在某些滋生贪官污吏的地方更是无法无天，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上长期的弊端陋习之一。
依法治国、国则富强，这是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国历史上治理国家的重要经验，有法不依、以权乱法是国家社稷衰败的主要原因，历史上如此，现实情况也是如此。
乱我中华的内部保守势力、反对势力、腐败环境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特点就是国家治理上的违规违法、以权乱法，“依法治国”可谓在策略上点中了国内各种阻顽势力的致命穴位。
六、习近平“新政“切入点的选择----司法与军队
习近平“新政”的突破口是整治腐败、依法治国，具体切入点的选择是司法和军队，首先拿下的是司法系统的周永康，紧接着是军队系统的徐才厚。
法律是社会稳定的最后防线，周永康掌管司法系统时，司法腐败每况愈下，稳定国内局势、防止社会动乱，单凭“以德治国”显然不切实际，法律都不能阻止的东西，道德能够阻止？坚持和加强法律建设，是遏制内部危机的根本手段。
习近平执政团队把司法作为整治的切入点，以军事作比喻，就像二战中的“色当突破”，对整个社会治理形成“席卷”之势。
军队是国家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的根本支柱，国家社会如果是一座建筑物的话，军队就是建筑物的大梁，大梁腐朽坍塌，建筑也就垮了。“红二代”执政团队最能体会父辈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涵义，当年武器装备远胜中共军队的国民党军队为何不堪一击？就是政府腐败蔓延至军队所致。军队对内有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责，对外有防止外敌入侵的国防使命，军队出了大问题，立刻会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直接导致国家危机。所以，出于国家社会的内外安全稳定，出于“红色江山”的政治理念，为了拯救和恢复军队过去的荣光，并再现军队的辉煌。
在“红二代”执政团队的整政治逻辑里，诸如徐才厚等军队腐败份子简直就是一伙从根本上颠覆“红色江山”的最危险的内部敌人，他们对内部的破坏力远远超过其它行业的腐败份子，必须坚决清除。因此，整肃军队成了习近平“新政”最重要、也是最重视的施政内容，其力度之大，可谓举世惊诧。
七、返朴归真----时代造就伟人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造就了一个物资财富虽贫困、但精神价值观却健全的社会，而邓小平“改革开放”以来造就的是一个物资财富丰富、而缺失了健全精神价值的社会，这真是历史的奇观之一，两代伟人各自铸造了一枚具有各自特点的、具有正负两面的“钱币”。
对于习近平执政团队而言，也许赋予他们的未来使命就是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两枚“钱币”重新铸成一枚新的“钱币”，这枚“钱币”有两个面组成：毛泽东时代的精神风貌和邓小平时代的物质财富。
中国的历史宿命就是穷则奋发强悍、富强之后就是“过山车”，荒淫堕落。汉高祖、唐太宗、宋太祖、明太祖都是初期贫寒时代的有为雄主，到了富裕时期的中唐、晚宋、明末和清末，国家社稷上下沉湎于权势财富攀比、宝马香车、美人歌舞，贪图享受、纸醉金迷、炫耀财富成了社会主旋律，这一切离不开一个“钱”字，社会核心价值观也就一个“钱”字，儒家千年告诫的“义利观”被颠倒，见利而忘义，社稷国家之“大义”、个人为人处事之“小义”全被一个“钱”字践踏在地。
中国长久的富强对于当代政治家们似乎是个艰难的创新问题，然而，冷静观察后会发现，当前中国迫在眉睫的恐怕并非是创新，而是在各个领域全面回归常识，回归儒家、法家、道家和兵家等老祖宗们早就强调的那些治国安邦、整军经武的常识，“汉唐盛世”无它术，唯国家治理合乎常识而已。
另一方面，只有回归常识，创新才具备真正的基础，建立在违反常识基础上的“创新”，非妖即怪。“改革开放”带来的负面效应之一，就是某些传统封建文化的余孽与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糟粕合流，而非两种文化精华的结合。对于习近平为首的“红二代”执政团队来说，最具长远意义、也是最为艰巨的事业是将东西两种文明、两种文化之精华融合进未来崭新的中华文化，而这种崭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复兴、崛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就像当年的“汉唐精神”抚育、支撑了奋发昂扬、光辉灿烂的汉唐盛世那样。把握住这样的宏观，还要从具体微观领域着手，细节决定历史和成败，当前国内政治领域所体现的是，“红二代”执政团队似乎已从社会各个领域回归常识。
“绚烂之极，复归平淡，”这就是历史的潮流，谁顺应了这种潮流，谁就担负起了历史的使命，谁能成为历史的巨人。反腐倡廉、内修政治、依法治国、继而将国家带入政治现代化轨道正是民族和时代呼唤的伟大作为的开端。
八、命运的的巧合?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和刘志丹、高岗共同开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当年中共最高领导机构和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面军战败被迫放弃根据地，开始了希望渺茫、朝不保夕的“流动作战”，期间损失惨重、前途凶险莫测。幸而陕甘根据地经营有方，接纳了流窜中的中共最高机构和三个方面军的余部，中共党和军队获得宝贵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和时间，在中共革命史上是个转折点。
八年抗战胜利后，中共和军队如猛虎出山，以短短三年便打败国民党，取得全国的胜利。从历史过程来看，陕甘革命根据地在拯救中共和军队中、在争取革命胜利中发挥了无法估量的巨大作用。
今天，党内腐败群体对党和国家、军队的严重腐蚀已经到达摧毁性的边缘，周边强邻虎视眈眈，亡党亡国的危险正在迫近之际，有识之士都开始担心“百代兴亡朝复暮”历史轮回将至之时，习近平作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创始人的后人，率领“红二代”执政团队欲挽狂澜于即倒，清楚内部奸佞，再现父辈挽救党和军队的历史一幕，是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能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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