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派”近日来以抗议内地“水货客”影响区内居民生活的名义发起连串示威行动，继二月在屯门和沙田围堵挑衅内地旅客后，3月1日又有激进团体发起“光复元朗”行动，香港警方在事件中共拘捕33人。而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这些香港的“本土派”团体几乎每周都在新界不同地方发起类似游行，反对水货客来港，并要求取消一签多行，每次约有数十人到百人响应参加。部分示威者提出驱赶大陆旅客的口号，令游行变成为针对陆客的活动；更有示威者在游行时高举港英旗帜，并与立场不同的人士拳脚相向，被亲建制派指为鼓吹“港独”。种种激烈冲突之下，究竟人们可以从这一波波的反水货行动中看出香港“本土派”的哪些特点，他们又是如何利用现下的时机去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在此，我们不妨尝试管中窥豹。
元朗反水货行动，示威者高举“我是香港人的标语”
在本地和国际传媒的放大镜之下，香港的社会运动往往获得比它的实际现象更大的关注。在这片放大镜之下，人们看到香港社会运动的景象纷繁变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事件来去轮转的如其股市升跌急速，仿佛隔天又已经是另一番天地，另一堆议题。在这种运动活跃却不留痕，形势多变却不离本的模式之下，很容易错失香港社会实况，最终只留于山头朋党的敌我思维。
这些敌我思维往往都是建基于片面但是真确的事实，例如香港是存在仇视大陆的港独份子，被西方反中国意识形态统战的民粹主义。可是，外因往往是内因的反映，只有深入理解香港群众反抗情绪的根本社会动因，方可阐述它们之所以被情感压抑所统战的真实原因。正如电视剧《邓小平》之中邓小平分析改革开放之初“逃港”问题一样，若不是为了生活，老百姓不会逃港，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当是，客观理解当时香港体制优劣。民粹主义的起源
若我们以此等态度观察香港反水货行动当中狂躁激动的群众，我们要问的问题不当是“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不是“谁是同胞”、“谁是暴民”。相反，我们要问的正正是，为甚么在香港经济发展在数字上相对良好的情况之下，为数可见的年青人却“反潮流”地排外，并且相信只有消灭大陆对香港的影响，才是唯一的政治出路？他们甚至相信，针对政府政策的抗议已经无力，只有直接行动驱赶游客水贷客才是方向。是甚么令他们这么容易受民粹主义式群众运动的驱动，纵使他们或许很清楚水货客只是制度问题的表征？
根据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厄尼斯特·拉克劳对民粹主义理论奠基性分析，民粹主义的盛行并非因为它是“左”还是“右”，也非因为它的群众基础的阶级成份，亦非由它的行动成效所决定。我们可以指出历史上存在左翼的民粹、列举非草根的群众民粹，、充斥不少完全掩盖、错置真实社会问题的虚假群众运动，但这并不代表民粹主义不存在一套运作的特征。民粹主义之所以会流行，是因为它能够疏导一些，在旧对社会之中对立关系的理解的那种视野中不可被看到的具体社会诉求。
也就是说，纵使我们从实证的角度向支持港独的人们论述，水贷客之中六成只是想赚点外快的香港人，当中包括家庭主妇、长者、无业者、学生。或是，水货客每转只是赚取约100港元，根本不足以在缺乏对租户保障的地产霸权下动摇香港的产业结构或物价经济，这跟排外民粹主义的运作没有抵触。甚至，我们可以听到他们说，
纵使他们明知水货客只是一群容易被他们所欺负的弱者，他们相信透过攻击这些虚假的敌人能够迫使背后的权力机关，为了避免种群矛盾，面对一些他们眼中没法透过其他渠道伸明的诉求。
从这个方式理解的民粹主义群众运动，纵使他们是误认敌人、成效不彰、逃避问题，甚至诉诸冲动、前后矛盾、片面不全，它们的出现正正是指出，社会上有某种反抗诉求，由于在不能被既有对立关系所表达，因此只能以暴戾爆发的方式表现，并渲泄其聚集的群众的社会要求。问题的重点在于，如果我们要理解这些要求的具体内容，并不能单纯从水货客的问题之中看出他们对居民造成的生活影响，而是分析更前一部的基础：“本土派”论述的运作。
本土派如何自圆其说
水贷客之于居民的影响固然具体、容易触摸，可是它并不能聚合群众。民粹主义之所以盛行，并不是单纯因为某些问题出现了、某些人受影响了。社会问题本身不能聚合群众、使他们自我认同为属于某种政治立场，不管这些立场多么虚无，更惶论上升至群众运动的爆发。我们在这里要质问的是，是甚么灌输方法，使受煽动的人们能够从众多社会问题辨认出，水货问题不单是生活中各种人们面对的不方便或不幸事情之一，而是一个政治上的关键议题？或换一个“本土派”内部的说法：为甚么水货问题会在各种社会问题之中被“界别”出来作为一个政治议题。
这看似是学究的问题，在理解群众运动、民粹主义的运作之中不可少观。能够把群众把精力和焦点聚合在一个被塑造为“代表性”的议题之上，纵使虚假而且没有政治利益，是控制群众的重要手段。以宗教基要派所执着的一些虚无飘渺的教义为例，信众的进食习惯、生物学上理论观点和性交的方式或是看似是多余的，但在它们整个体制式的论述宇宙当中，只要能够把其余的社会问题论述为这些虚假矛盾的延伸，那是有力引导群众方向的工具。例如他们的主要领导人陈云把香港的社会问题全归究于新中国和所谓他口中传统文化的割裂，因此把繁体和简体字、普通话和广东话虚假地对立起来，又例如把许许多多反现代的迷信神话论述放于焦点中(他甚至把香港的天气变化也可看成某些社会事件的先兆)。
因此, 一个论述之所以会取得其领导论述(hegemonic discourse)的地位，并不是在于它能够像倒模般应用在所有的案例之中，打造出一群一式一样的被洗脑群众，而是在于它能根据不同具体社会存在所面对的矛盾和诉求，皆论述为同样几组的对立的结果。例如，善恶之辨(华夏文化与共产文化)、敌我之分(香港人和内地人)、人民之内和人民公害(香港人之守法和内地人的违法)，就是这些对立的例子。在这里，若要从外部理解个别民粹的运作，必要忍受分析它不合理、夸张的成份(不合理到可以把一切因果关系诉诸神灵, 跨张到可以在占领行动时拜关帝)，并尝试在拆解它们的论述系统之中的联系，从中抽丝窥读他们其实是响应甚么社会问题的产物，最后才可以对症下药。
界别水货问题成为政治问题的一套民粹论述，就是香港“本土派”思想的特征、动员的文字武器。只有弄清楚这一套语言框架，我们才能从当中区别出，它纵使与香港先前的社会运动前后相联，又有所不同。“本土主义”、“恐共”等元素早在多年前“反高铁运动”或是更早十年之时已经出现，可是其反抗的对象往往是政府政策或体制，甚少是直接向某群人直接冲击。在“本土派”阵营之中有“国师”之称的论述领袖陈云，曾多次解释水货客之所以应被驱赶，并不是单纯是因为他们的大陆人身份，相反，是因为他们在作为“[水货客]的身影背后，拖着一个强大的中共帝国的身影”。在这里我要可以看到民粹论述的复杂性是如何巧妙地避过了“水货客大多不是中国人”的问题。纵使他们是表面上吸引群众的方法，是赖于排外的仇恨政治和挑动香港人“优越论”的自满身份应同，它并不是把所有的矛盾都笼统地归纳为“中国”和“香港”之间的文化、种群冲突的。他们所描述的“中国人”不是抽空的一个身份框架，而是联系着很多连带的标签，而这些附属的标签则相应地响应了群众们自身位置所感受的社会压力带来的诉求。这同样解释了，为甚么他们眼中的敌人不是“亲中”的建制派，而恰恰是反对党的“泛民”(不认清这一点，是没法理解他们民粹的操作的)。因为前者并不切合连带“中共帝国的身影”的社会问题的描述，后者却相反反映了香港社会运动失败、政治改革停滞不前。
认虚假的身影为敌人
这个香港“本土派”所仇视的“强大中共帝国”和其连带描述是么呢？为甚么群众运动又要以其“身影”作目标？在传统的香港社会运动之中，不论原因为何，他们往往是有较具体的社会愿景，因此很容易就把诉求化为一系列的政府政策的建议。可是，“本土派”的论述之中，从水货客到“不文明的”内地游客，再到“出卖群众”的泛民，攻击的往往是敌人的“身影”，而不是甚么具体的东西。为甚么就不指名道性的说自己是要攻击中共呢？因为，在陈云的说法底下，他其实是支持中国一党专政的，断定那是为广大中国人民的福址着想，只是反对它对香港的影响。
这种论述看似奇怪，跟我们直觉上理解的“港独”也相差甚远，可是，偏偏有一群非常热诚的信众。那是因为，归根究底，其实陈云的受众就不过是从英殖民时代影响下的香港人，而他们对中国政治、当代历史，是十分无知和冷感的。他们不会对中共政权的本质有兴趣很深入的探讨，却只对在香港能感受到的“大陆影响”反感。而这些影响则是，非常具体的，在市场充斥过量热钱之下，楼价、物价极速上涨，生产资料被高度私有化，政府无力监管市场发展对香港小市民的剥削。由于其殖民历史的关系，香港欠缺左翼思想及对市场批判的政治势力，因此，当遇上市场的问题时，群众不满的情绪通通被“本土派”的民粹主义以巧妙的方式所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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