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7日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指出，有红顶中介打政府旗号搞垄断，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为寻租腐败制造了机会，要对其进行清理，斩断其与政府的利益链。同时，他还表示，要加快推进源头防腐，以改革促防腐。观察人士认为，红顶不是关键，权力能随意染红谁的顶子，这种监督不力的行政审批的任意度，才是整治红顶中介的最关键一环。要彻底铲除红顶染色机制就要从源头上防腐，就要对被腐败侵蚀的政治机制进行改革，以防止类似红顶中介的垄断产生。
李克强在国务院会议上讲话
“玩”钱又“玩”权的红顶中介
李克强在讲话中称，政府放权降低了“门槛”，但中介“高墙”依然林立。有的中介打着政府的旗号，搞垄断，被社会上称为“红顶中介”。这些中介乱象，使企业负担不减反增，成为新的市场“拦路虎”，严重制约市场活力，也为寻租腐败提供了机会。他强调，要对中介服务进行清理，破除垄断。坚决消除审批的“灰色地带”，防止改革红利被截留蚕食、对冲消减。
中国官方对“红顶中介”的明确是三大类，一类是指由政府转型过来具有审批权的组织，他们过去就是政府部门，后来变成了协会；一类是捆绑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协会，主管部门有一部分职能隐藏或者直接委派给这类协会；还有一类机构，政府主管部门领导退休下来以后，在里面任职。
资料显示，国务院针对消除行政审批“灰色地带”和整治“红顶中介”，已多次发声强调。但调查发现，一些拥有特殊利益关系的“红顶中介”机构只是悄然换“马甲”，改“面子”不改“里子”，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从政府手中接过认证、审查、评估、收费等审批权限，蚕食简政放权改革红利。分析者称，红顶不是关键，权力能随意染红谁的顶子，这种监督不力的任意度，才是整治红顶中介的最关键一环。要彻底铲除红顶染色机制。“染红顶子好办事”。红顶商人，在不充分竞争的市场领域，威力无穷。“红顶”是沉浮商海，旱涝保收的免死金牌。凭的无非还是这个“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红顶垄断。接下来自然是，坐地加码，别无二价，完全把持议价权的骄横蛮霸。这样的“红顶中介”，是市场化中的特殊种类，也是简政放权改革大势下的暗潮逆流。“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收企业的票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这是坊间对于“红顶中介”的形象刻画。
有观点认为，红顶中介之所以会产生，源于上面的政策，在下面施行中遭到消解异化。正是某些规范中介的行政部门，利用手握杀伐决断审批大权，把“简政放权”变成某些利益团体的变相敛财工具。由此诞生的红顶中介，看似是完全独立的第三方市场主体，却能有牛气的霸王条款，而且完全无视市场规则，欺行霸市般的一家独大。但红顶中介取得垄断红顶的代价是不菲的。除了公职部门直接间接自办的所谓市场中介外，其余竞价而来的红顶商们，也是如此。这个意义上，红顶中介也不过是这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极其失衡，“有钱不能任性，有权才行”的市场主体中某一个“既得利益的‘受害者’”。
习李新政的“一体两翼”
脚踩“市场”和“政府”两只船的红顶中介，霸道垄断，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局面已经基本形成并且成为腐败的经济动力，并开始转向政治，既“玩”金钱又“玩”权力，从而严重恶化着中国总体政治环境。无论是政府本身的治理能力，还是老百姓对政府越来越甚的抱怨和不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因此，有观点认为，被誉为习李新政“一体两翼”的反腐和改革都有了新的内涵。反腐败较之以往有了新的意涵，那就是反既得利益集团垄断。而改革的新指向即是预防产生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导致社会分配不公的整个政治结构。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在转型，官场的腐败模式也在持续变化之中。据统计，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腐败数量巨大，腐败官员层级高达国级，最明显的特征是腐败已经具有了集团的性质，不再局限于单独的个人。在地方政府这一层面，官员的集体腐败案在9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并且位数不少。发展到今天，这种集团性腐败已经发展到中央级别的官员了，比如，周永康、令计划所牵涉的腐败案。
“腐败要亡党亡国”是中共再三强调的。反腐败的意义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了。因为大面积、大规模的腐败关系到执政党的合法性。有政治学专家称，中国必须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来消除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垄断的可能性，尤其是防止其转型成为干预政治的腐败力量。
分析人士认为，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反腐败运动不能仅仅停留在抓“苍蝇”和“老虎”的层面，必须深入到反既得利益集团垄断，切断既得利益集团向政治延伸的途径，以反腐败为改革清除障碍。而更为重要的是，必须确立预防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垄断的机制。从这个立意出发，面对一个被腐败侵蚀的政治机制，中共十八大之后的改革也有了新的内涵，它指向的是整个政治机制重整，以改革促防腐势在必行且任重道远。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