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擘峻流穿太岳，长扶王气拥强秦。为余势负天工背，索取风云际会身。”这是中国古代有志之士在面对历史机遇时，那种舍我其谁的主动迎合天下大势、积极担负起为国为民大任的英雄气概之表露。从夏商周的朝代更迭到近代百年沉浮的时空转换，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往往离不开强势政治的推动。如今，在国家实力提升，社会张力加剧，世界格局也正迎来大变革的激荡时期，中华民族又一次处于“风云际会”的转折关口。在中国今年的两会即将召开之时，习近平在不同时间点上逐步形成的“四个全面”已然成为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注定要影响着这个时代。
2014年12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率领其他官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2015年春节期间，中国大陆多个地方的农村和小县城畅销习大大年画
不管是历史选择了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作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两年中持续通过改革、反腐、整风来拨乱反正前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失范问题，接连推出全面唤醒中国为目标的大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种务实的发展新阶段的领导方针所透露出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家国情怀，以及为了在政治上成功破旧立新而展现出的杀伐果断，已经赢得了政党和民众的相当认可。他正在打破阻碍中国继续发展的权力结构、妨碍社会公平公正的利益格局；努力建立一种以法治为前提的新规矩与新常态, 以及一种军、民、官、商各阶层都能接受的社会新秩序。他给中国带来了“循规守矩也可以实现个人幸福生活”的清明社会的希望，这种希望，才是唤醒中国强国意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绝对力量。有鉴于此，当2015年1月16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共中央向全党抛出“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的论述时，外界普遍认为，虽然官方至今只字未提“核心”二字，但“习核心”已呼之欲出。已有不少评论指出，历史大势决定中国到了国运转折的历史关键时期，习近平必须担任起自己的使命，他没有选择，而他目前的所作所为也正顺应着大势，推动着大势。习近平不仅正在成为中共党的核心，也成为中国政治的核心，民族复兴的核心----中国再次开启了“核心时代”。
格局的演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的辩证发展规律，决定了一个政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阶段，会促成符合时代需要的不同的政治结构。在中共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毛泽东用自己正确的军事斗争路线和政治才能使得中共摆脱了国民党围剿的灭顶之灾，赢得了自己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文革后，邓小平对毛时代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进行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并决定走经济发展路线。对于当时经济几近崩溃、国家管理体系支离破碎的中国而言，这种决定于国于民都是一种绝处逢生的转折。“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邓的政治魄力，让当时中国军队的实际掌控人叶剑英元帅主动让贤，拥护其成为当时中共领导层“八大元老”中的核心人物。
1989年6月的中共，已经经历国内战争与建国后的各种政治风波，邓小平在自己“全退“党内职务之际，为中共的领导体制定义“核心”说法：“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邓小平的讲话表明，他已经认识到在中共这个集体领导的体制中，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来维系这个集体的正常运作。
邓小平也曾多次表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但“核心”地位需要足够的政治权威来支撑。虽然江泽民被邓小平钦定为“核心”，中共官方对其表述时也延续了“核心”的概念。但是，外界在谈及中共的几代领导层时，并不将江泽民与毛、邓比肩。而江泽民所处的政治环境与个人威权更不足以让他来指定胡锦涛为集体领导核心。邓时代之后的20多年，尤其是胡锦涛10年，核心领导人的缺位不仅让中共内部很难达成一个改革共识，也造成了无人为“社会价值取向扭曲、利益集团成为改革绊脚石”负责的尴尬局面。比如胡锦涛十年，后成胡温十年，并非没有改革的理想。第四代领导集体取消延续千年的农业税、推进农村社保等改善民生的政策均获得外界交口称赞。但胡、温无力打破九常委“各把一口，互不交集”的分权模式，直接造成政令不通、腐败盛行、官民对立、利益格局固化，山头主义盛行等动摇着中共党本与中国国本的祸根，“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施政纲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改革的突破口，十年改革基本沦为空谈。所以，胡锦涛自己都没有成为核心，更不可能去钦定未来的核心。
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政客们，习惯于攻击中国独裁。事实上，邓小平之后，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的20多年里，中国的最高决策体系实际上走入了分权时期，由7个或9个人分担着中国不同领域的最高权力。中国发展到今日，中共的决策体系迫切需要解决的正是所谓“九龙治水、各把一口”的现有政治权力结构。很多问题的解决需要新的核心来统筹，需要强有力的政治人物来统领中国质的抬升。在很多人看来，今日之中国犹如站在足球场的点球点上，进则占据崛起的主导权，失则可能一泻千里。因此，扮演“核心”球员角色的习近平别无选择，只有挺身而出踢出这关键的“临门一脚”。
“核心”的共识
“核心领导”这种由中共“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度相结合的产物，也许并不能很好地契合西方政治学中对民主的定义，但这种模式符合当今中国制度框架下既能体现民主理念、又能发挥集中优势、同时又避免集体领导无法落地到人的一种政治结构。况且，阿拉伯的革命与持续上演的乌克兰“事故”在不断暴露出西式民主的短板。对于今日的中国而言，社会的转型、国家的崛起、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依然离不开领袖，离不开核心的政治雄心和力量。而这样的“核心”必须形成共识，没有共识就不是真核。
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习通过一系列改革、反腐、整风等强势布局，持续积累着自己的政治威权。在“新古田会议”，解放军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和近期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等5套国家班子向中央汇报工作明确后，外界普遍认为，习近平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运作，已经成功撕开了中国再次大改革的口子，树立着政治与改革的核心地位。很多分析与评论认为，中共之前也有5套国家班子向中央汇报工作的规定，但先前这种模式大都流于形式，甚至可以毫无缘由的中断。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虽然中共总书记也兼任军委主席，但实际上是采取了“委托”的方式交由军委副主席主持正常工作，“军委主席负责制”名存实亡。据了解，早在十八大结束不久，中共内部尤其是政治局常委体系内，已经达成必须结束之前“九龙治水”的过度分权局面，以团结凝聚力量、以权威打破旧格局的共识。
在中共执政体系内部与民众中，习近平事实上成为了不公开提核心的真核。在有6亿多网民的中国庞大网络媒介中，这种对核心认可的表现尤其突出。从早期的沉默，到稳稳占据网络媒体的头条，亿万网民对习式施政纲领的讨论热度持续升温，对习个人政治能力的赞誉声势渐增，中国网民创造的“习大大”昵称更是广为人知，并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网民们对“习大大”每一条新政，每一个贪官的查处，都发出一片欢呼。“习大大”显然成为几亿网民的饕餮盛宴，对其近乎异口同声的称赞更是罕见，跟帖中充满了“习大大威武”“拥护习大大”“给习大大点赞”等词组，甚至有网民喊出“习大大万岁”这种毛泽东时代的口号。网民挖出了习近平当知青、生产队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各个阶段的经历与文章。爱屋及乌，网民对第一夫人彭丽媛也是青睐有加，誉其为中国“软实力”的最佳代表。
诚然，中共传统媒体依旧在按部就班地宣传他们的领导人，官样文章依旧占据着主导。但传统官媒也不是铁板一块，“习大大”这类网络语言也逐步开始出现在它们报道的字眼中。当然，习本人也在很多讲话中引用各种网络语言，冲击着传媒的报道方法。习近平在前往大陆多个省份与院校调研时，民众与学生自发制作各类横幅，诸如 “习大大我们爱你”这类字眼，在中国已经多年未见。据称，民众的这种自发行为一度引起安保人员的担忧。春节期间，网上也曝出大陆多个地方的农村和小县城畅销习大大年画，从年画图片上印着“某某政协赠”的奇怪字样一看便知不是官方出版，却在众多小集市悄然出现并火了起来。这是一种中国农民表达对领导人崇敬的老式方法，让人想起当年各家墙上贴着的毛泽东画像。
有相当多的民众认为，习近平各项政治措施的强力推进，预示中国政治又要进入一个强人时代。外媒也认为，习近平的“魅力攻势”为他迅速赢得了尊重，是“继邓小平后最具转型色彩领导人”。凡此种种，习近平的核心地位正成为中国各阶层的一种共识。伟大的责任
“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The price of greatness is responsibility）”，曾与斯大林、罗斯福并称为“三巨头”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如此阐述自己对政治领袖的理解。对于国家而言，领袖的战略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国家能否崛起以及在今后一段时期的发展走向。“铁血宰相”俾斯麦在普法战争后设法减少外敌，与多国结盟，这种审慎克制的政策，降低了德意志帝国被他国制衡的概率，避免了国家之间直接冲突。与此相反，纳粹党党魁希特勒则秉持激进的策略，以征服和扩张作为国家战略的重心，最终引起其他大国的联合抵制，从而遭受亡国之虞。
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演讲----《政治作为一种志业》中曾说，“没有普遍承认的领袖存在，挫折会接踵而至。”而被视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显然也认识到一个好的领导结构对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他提出的“核心”领导制度，既不能像晚年毛泽东那样，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个人专制色彩的“首领”式领袖，也并非由于过度分权而造成的“九龙治水”的总书记“中心”模式，而是一种暂未充分多元化的核心领导模式。
习近平所处的中国时局，虽然不同于毛泽东建国之前中国面临如何实现国家独立的关口，也不似邓小平时代经济濒临崩溃是何去何从的迷茫。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各种隐患和矛盾，也到了随时爆发的历史临界点。对中共内部高层而言，他们明确意识到，如今中国依旧没有退路，往前一步是复兴，退后一步是崩盘。从内政层面来看，改革、反腐、意识形态和文化的传承与衍生成为摆在当前中国进一步发展路上的最为重大的挑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彻底改变鸦片战争以来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完成世界政治秩序正在进行的新一轮范式转移，也成为中共必须面临的执政议题。无论是内政外交上的严峻挑战，还是国家崛起与民族复兴面临的历史机遇，都使得中国处在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非常之时”。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必须要出现一个强势的领导核心，来打破来自内外的多种阻力，引领中国御风前行。2012年11月29日，上任不到半个月的习近平在率领新政治局七常委观看“复兴之路”展览时，就声明“道路决定命运”，并通过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宣告自己的政治使命。而两年多来，习近平已经通过诸如反腐、改革、强军、意识形态领域和外交等多种政治布局，向中共、中国民众以及世界各国证明了，他不仅有承担中华民族“民族复兴”大业的政治抱负，也具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实现民族复兴的政治能力。正如2014年8月5日中国媒体曝光的一段习近平内部讲话，“与腐败作斗争，个人生死，个人毁誉，无所谓。既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交给了我们，就要担当起这个责任”。
历史的不断发展证明，中华民族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每到关键时刻就会出现关键性的领袖人物。对一个国家或政权来说，顺势而为容易，要扭转一个业已形成的“势头”则绝非常人能够做到。而今，习近平正以“核心”身份引领中国开启这场大变革，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结构现代化，实现中共所宣称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继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当今中国，已不可能有任何人站出来与习近平抗衡，中共8,000万党员大多数对“习核心”应该是认可的。但习近平要实现他的伟大抱负，仅有8,000万党员的认可是不够的，必须有一批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不仅能理解习近平的执政理念，而且有能力将伟大蓝图落于实处并锲而不舍地为之奋斗。但现状是中共官员队伍积弊众多。摆在习近平面前的一个迫切任务就是在“打虎”“拍蝇”的同时，狠狠向吏制动刀，大力铲除“不作为”这种隐形腐败，这是习近平能否顺利实现领袖大业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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