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林语堂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他们都选择终老台湾，并与蒋介石维持了一定的友谊，这是十分难得的。但胡适和林语堂与蒋介石的关系并不相同，胡适更多的站在现代公民的角度平视蒋介石，对蒋先生不断谏言；而林语堂则更多的站在传统臣民的角度仰视蒋介石，对蒋先生颂之甚高；两者不同的表现更突显了胡适之先生独立自由的风骨。
对于胡适的犯言直谏，蒋介石是怎样的反应？他又是怎么看胡适之的呢？根据蒋介石的日记资料，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先生在《二十一世纪》撰文详述了胡适对蒋介石的“以道抗势”，以及蒋介石的对胡适的认识，有理有据，值得一读。
胡适和林语堂是二十世纪中国自由主义阵营中最知名的两个代表，晚年都终老埋骨于蒋介石治下的台湾。自由主义者选择了蒋介石，这毋宁是极近情理的事。尽管民主自由在蒋的手上，也少得可怜，但这少得可怜的一点自由，是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唯一的寄望。这个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其中有多少辛酸和不得已!
自从2006年蒋介石日记由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分四批逐年公开之后，胡蒋关系，一时又成了热门的话题。其中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的评点成了研究者争相引用分析的材料，其结论大致不出：台湾时期的蒋对胡在表面上礼贤下士，优礼有加，而实际上则恨之入骨，视胡为心头大患；而胡则始终只是蒋手中的一颗棋子，任蒋玩弄于股掌之间。蒋的虚伪，胡的软弱，成了近几年来胡蒋关系研究的主调。然而，同样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也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蒋在公开场合和日记中对胡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固然可以解释为表里不一，但也不应该忽略蒋以一个政治领袖对一个知识份子的容忍和克制，从中也可以看出蒋对胡是相当忌惮的。胡绝不是任蒋玩弄的一颗棋子，而是一粒“雷丸”，蒋对胡的处置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当然，胡也从不滥用他特有的地位和清望。胡有他的容忍，也有他的抗争，但容忍和抗争都有一定限度。胡从不是一个“玉碎派”，从留学时期，在中日交涉上，他就不主张“以卵击石”。“以卵击石”，在他看来，不是“壮烈”而是“愚蠢”。这也可以理解为“顾全大局”。当然，所谓“顾全大局”往往也是“妥协”的另一种说法，这是胡被视为软弱的主要原因。胡在面对蒋时，有他温和持重的一面，不能让看客痛快地叫好。但试问在同时代的知识份子当中，还有谁能如此不卑不亢地向蒋进言，向国民党抗议?还有谁能让蒋彻夜难眠，让他觉得当众受辱?除了胡适，还真想不出第二人来。胡是温和的，但温和未必软弱，更未必无能。胡有他坚持的原则，他从不做“政府的尾巴”，从不随声附和，也从不歌功颂德。
论胡蒋关系，如不和其他人进行比较，则不免失之片面和主观。在比较蒋介石—林语堂关系之后，不难看出，胡适和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在面对政治威权时，表现了中国知识份子少有的独立和尊严，在中国近代史上堪称第一人。胡适代表的是中国知识份子“以道抗势”的优良传统，林语堂晚年则较偏向“以道辅政”。而蒋介石的人格也可以透过胡适和林语堂的描述，浮现出一个更清楚的形象。本文希望随着新史料的渐次出现，在一点一滴重构和重塑这些历史人物的过程中，让我们更接近他们的“本相”。
一 胡适和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
1932年，胡适初见蒋介石于武汉，两人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62年胡适逝世，整三十年。在两人见面之前，胡已在不同的场合对国民党、孙中山有过多次的批评，尤其以1929年在《新月》上发表的几篇文章最为激烈，和国民党有过正面直接的冲突。1940年，林语堂初见蒋于重庆，此时，林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在《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1935）和《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1937）出版之后，林在海外的声望，几乎等同中国文化的代言人，并已在美国发表了不少支持中国抗战的文字。至于对蒋个人的评论，林已视蒋为中国最高之领袖。林蒋关系一直维持到1975年蒋逝世。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到1949年国民党迁台，胡适始终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个中心人物，同意他也好，反对他也好，他的存在却是不容否认的一个事实。他的影响，1949年之后在台湾依旧可以清楚地感觉到。由胡适倡议成立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是国民党迁台之后言论自由和民主的象征，对拓宽1950年代台湾的言路有历史性的贡献。但蒋介石对批评言论的容忍终究是有限的，1960年，《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以“通匪叛国”罪名入狱，《自由中国》停刊，是早期台湾争取言论自由最光荣的记录。至于稍后在台湾学界轰动一时的中西文化论战，也都和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这一论战发生在胡身后，但“胡适的幽灵”却继续在海峡两岸飘荡。林语堂在国内的影响没有胡适那么大，但他代表的是知识份子在忧国忧民之外，也可以有幽默闲适的个人空间。在学界的影响，林不能与胡相提并论；但林的幽默小品可能更受一般大众的欢迎。而胡、林两人都身负国际重望，他们选择到台湾终老，对蒋介石来说，自然是最直接有力的支持。
林语堂和蒋介石的关系，没有胡蒋关系那么有实质的内容，但蒋曾多次出现在林的著作中，是林最关注的近代中国政治领袖。林早年对蒋的评论带着一定的揶揄和调侃，1932年10月发表在《论语》的〈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这则短评，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林觉得蒋说话平实，不高谈主义，平日也还看些王阳明、曾国藩的书，并指出蒋“若再多看看《资治通鉴》，《定盦文集》，《小仓山房尺牍》，《论语半月刊》，我们认为很有希望的”。行文之间，带着居高临下指导性的口气。在同一期《论语》中，还有一则署名“语”的随感〈一国三公〉，也是林的手笔，对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人有扼要的评述，他认为：蒋的所长是“善手段”，“机断”，“会打机关枪”；而其所短则是“读书太少”。这一时期，蒋在林的眼中无非只是一个读书不多，而又擅手段的“行伍”，对蒋谈不上有太多敬意，但也没有什么恶感。
林语堂笔下的蒋介石，随着国内形势的更迭和蒋氏权力的确立而有所改变。1935年出版的《吾国吾民》的〈结语〉中，林对中国之现况和前景都是相当悲观的，对山东军阀韩复矩能集省长、县长、法官、陪审于一身的做法则表示欣赏，因为他至少给治下的老百姓一个生活的秩序，而这点起码的秩序，对当时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宁为太平犬，莫做离乱人”这句老话，道尽了中国百姓的辛酸。在“领袖人物的追寻”(“A Quest for Leadership”)一节中，林语堂提出了“中国好人究竟在哪儿?究竟有几个?”的问题。他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有四亿生灵的国家沦为像一群没有牧者的羊，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此时，他显然没把蒋视为四亿人口的“牧者”;而他心目中中国的“救星”(Savior)是一个“大司杀者”(The Great Executioner)，他写道：“大司杀者悬正义之旗于城楼，过往行人都必须向正义之旗俯首。并告示全城，有敢违抗法律，拒不向正义之旗俯首者，斩。”当然，林的笔触是带着激愤的，在他看来，一个被面子、命运和人情统治了几千年的民族，只有“斩”之一字，可以稍刹贪污腐败。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林此时所期盼的无非是一个“开明的独裁者”。他对中国现况的改变，几乎全仰仗在一个领袖的身上。林语堂在1939年《吾国吾民》修订版的〈短序〉中指出：1934年是近代中国最黑暗的时刻，日本侵略的威胁，加上领袖人才的缺乏，中国正在走向破败和灭亡；但1936年的“西安事变”，使他由悲观转向乐观，他认为国共合作是中国出现转机的开始，也是中国走向团结和复兴的起点。1939年版的《吾国吾民》删掉了1935年版的〈结语〉，而代之以〈中日战争之我见〉（“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当中对抗战有许多过份乐观的估计，并视蒋介石为中国复兴最关键的人物。林说：“中国最有希望的一点是有一位领袖，他有常人所不及的冷静和顽强，他深知这场战争就如一场二十回合的拳击比赛，胜负取决于最后一击。”他极力为蒋“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辩护，把1932至1935这四年时间看作厚积抗战实力的准备时期。蒋在他笔下是一个“虽全国人之以为非，无碍我之以为独是”，并敢于抗拒群众压力的领袖人物。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是对蒋最高的评价，并指出“蒋比吴佩孚、袁世凯更现代，做到了吴、袁两人做不到的在军事上统一中国”。蒋在林的笔下是“意志坚定、掌控全域、头脑清楚、富于远见、果断、顽强、冷静、残酷、工算计、聪明、具野心，并真正爱国”的一个领袖。
此时，林语堂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中最大的错估是真的以为“西安事变”是国共联合抗战的开始，并进一步巩固了蒋介石的领导。他说：“西安事变可以说为联合战线铺好了道路……没有西安事变，中国的抗战是准备不足的”；他甚至认为，共产党的崛起是中国民主的基石。这些看法，在后来出版的《枕戈待旦》（The Vigil of a Nation，1946）中，都已全面改变了。
在国难外患空前严重的1930年代，许多人都憧憬着一个“超人”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加上德国和意大利在希特勒（Adolf Hitler）和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独裁的领导下快速崛起，许多留洋归来的知识份子如丁文江、钱端升、蒋廷黻、吴景超等，此时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也不免发生动摇，而转向支持独裁。林语堂虽未参加这次民主与独裁的辩论，但他显然是较同情于主张独裁的。无论是钱端升所说的“有能力，有理想的独裁”，蒋廷黻所主张的“开明的专制”，抑或林语堂所指的“大司杀者”或中国的“救星”，他们心目中的候选人当然就是蒋介石。
胡适则不然，他认为中国当时所需要的是政治制度上的变革，而非某一个个人在朝在野能起得了作用。他明确地表示，无论国难如何深重，“中国无独裁的必要与可能”。他断然指出：“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至于将国家大小诸事，都仰仗于一人，这决非现代政治应有的现象：一切军事计划，政治方针，外交筹略，都待决于一个人，甚至于琐屑细目如新生活运动也都有人来则政举，人去则松懈的事实。这都不是为政之道。世间没有这样全知全能的领袖，善做领袖的人也决不应该这样浪费心思日力去躬亲庶务。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要老百姓在生活上讲些礼貌，注意卫生。在原则上，胡适是赞成的，因为“蒋先生这回所提倡的新生活，也不过是他期望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有的一个最低限度的水准”。但胡同时指出，“我们不可太夸张这种新生活的效能”，这里面既没有“救国灵方”，也没有“复兴民族的奇迹”，更不是什么“报仇雪耻”的法门。过份夸大这个运动的功效是会“遗笑于世人的”。生活的改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一个道德问题，更基本的是一个经济问题，“许多坏习惯都是贫穷的陋巷里的产物。人民的一般经济生活太低了，决不会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多少是在给蒋泼冷水，让他清醒清醒：别把生活细节上的改变，当成复兴民族的灵丹妙药；更何况，生活细节改变，需要有经济和物质上的基础，一个在冻饿边缘上的民族，是谈不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这些言辞虽然只是“仓廪实，而知礼义”的现代翻版，但看在蒋的眼里，多少还是扫兴的。
在〈为新生活运动进一解〉这篇文章里，胡适对蒋介石的个人生活有比较高的评价：在胡的笔下，蒋是个嗜欲不深，生活俭朴，又严于律己的人：
蒋介石先生是一个有宗教热诚的人；几年前，当国内许多青年人“打倒宗教”的喊声正狂热的时代，他能不顾一切非笑，毅然领受基督教的洗礼。他虽有很大的权力，居很高的地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勤苦的，有规律的。我在汉口看见他请客，只用简单的几个饭菜，没有酒，也没有卷烟。
胡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对蒋受洗成为基督徒持肯定的态度，并认为信仰基督教对蒋的人格有重大的影响。1950年，胡适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发表〈在斯大林战略里的中国〉(“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说到1936年蒋在明知张学良有谋叛之心的情况下，为什么依旧率领着各级将官深入西安？要想为这个问题找出答案，胡认为必须先认识到“蒋在成年之后，有过从一个纨绔子弟转化成为清教徒的这一过程”。这是一个极有趣的观察。胡认为，蒋之所以冒险入西安，是带着一定宗教上的“感化”的用心的。如这一分析不误，那么，蒋之不杀张学良，或许也多少是基督教宽恕精神的体现。林语堂也注意到这一点，但他并没有从信仰基督教的角度进行分析。他在〈中日战争之我见〉中认为蒋之所以能逃过西安一劫，在于他抗日的决心和诚意感动了张。林语堂在《枕戈待旦》一书中，特别提到除了1927年的清党，蒋介石不杀与他共同革命起家的功臣，这不但不同于中国历代的帝王，也不同于苏联或德国式的大规模诛杀异己。蒋处置异己的方式往往是软禁一段时间之后予以释放，胡汉民和陈铭枢就是两个好例子。至于收编其他军阀如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李宗仁、唐生智、蔡廷锴等，这在林看来，应当归功于蒋所特有的容忍与对时机的掌握。当然，能让这许多割据一方的军阀在短时期之内“归顺”，蒋在人格上一定也有相当的感召力量。
胡适对蒋介石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林语堂在1943年底到1944年初六次见蒋的印象是相近似的。在《枕戈待旦》中，蒋在林的笔下也是一个近乎斯巴达苦行主义(Spartanasceticism)的自律者：无论冬夏，每天5点或5点半起床，起床后，早课或沉思一小时，吃过简单的早餐后，8点开始批阅公文，11点和僚属开会。他大概在12点半或1点进午饭，饭间和来自各省的访客交谈。餐后休息，阅读或练习书法。林特别指出，蒋的书法“四平八稳，一丝不苟”，可谓“字如其人”。下午5点，再接见访客，有时也与访客共进晚餐。每晚10点，准时就寝。林在相当长的一段文字中，特别强调蒋的准时、爱整洁和吃苦耐劳；并追忆1934年夏天，在牯岭军官培训班上，蒋在烈日下站着连续讲演两小时。有一回，汪精卫也在这样的一次演讲中，觉得苦不堪言。
林语堂有时也用他所惯用的小说笔触来描述蒋，如他说：
我特别喜欢看他徐徐搔首的模样，因为这表示一个人在思考，而手指在头上滑动则表示心中有许多主意。我觉得我能看到他心思是如何运转的。就好像看到爱因斯坦用粗短的手指理他一头的乱发。
类似这样带着文学笔触，稍显轻佻、谄媚的文字，在胡适描写蒋的文字中是绝对没有的。
林语堂对蒋介石少数的批评之一是认为蒋好亲细事，他建议蒋学老子的无为，在《枕戈待旦》中，他用英文说：“The best rider should hold his reins as if he didn’t.”。我且用“老子体”把这句话翻译成“善驭者若不执辔”。换句话说，一个真正善骑的人，并不总把缰绳死死地握在手中；看似放手让马驱驰，而坐骑又全在其掌握之中。林指出蒋需要几个得力的助手，给予信任，委以全权，这样他才能真正成为一国之领袖。林的这点观察和胡适1935年在〈政制改革的大路〉中所说，如出一辙：蒋介石先生的最大缺点在于他不能把他自己的权限明白规定，在于他爱干涉到他的职权以外的事。军事之外，内政，外交，财政，教育，实业，交通，烟禁，卫生，中央和各省的，都往往有他个人积极干预的痕迹。其实这不是独裁，只是打杂；这不是总揽万机，只是侵官。打杂是事实上决不会做的好的，因为天下没有万知万能的人，所以也没有一个能兼百官之事。侵官之害能使主管官吏不能负责做事。
胡始终认为，中国政治的出路不在某一个个人的升沉，而是民主法制的建立。他特别反对的是“党权高于一切”。在他看来，“人民的福利高于一切，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并呼吁：“为公道计，为收拾全国人心计，国民党应该公开政权，容许全国人民自由组织政治团体。”这几句话即使移用到今日中国，依旧是“政制改革的大路”。其实，这也是1951年胡适提出国民党分化以至后来的“毁党救国”这一主张的滥觞(下详)。
林语堂论蒋介石的几段文字收在他的战时游记《枕戈待旦》之中，书是用英文写的，又在海外出版，口气接近记者的报导，褒远多于贬。而胡适的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这是抗战前夕反映舆论最主要的刊物之一，文章的口气严肃而认真。
1937年1月3日，胡适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新年的几个期望〉。这也是“西安事变”之后胡对蒋介石的进言。基本上还是他初见蒋时，赠蒋《淮南王书》的用心，要他不亲细事，不揽庶务。此外，他提出宪政和守法：
我们期望蒋介石先生努力做一个“宪政的中国”的领袖。近年因军事的需要和外患的严重，大家渐渐抛弃了民国初元以来对行政权太重的怀疑；又因为蒋介石先生个人的魄力与才能确是超越寻常，他的设施的一部分也逐渐呈现功效使人信服，所以国内逐渐养成了一种信任领袖的心理。最近半个多月中，全国人对他的安全的焦虑和对他的出险的欢欣庆祝，最可以表示这种信任领袖的心理。但是那半个多月全国的焦虑也正可以证明现行政治制度太依赖领袖了，这决不是长久之计，也不是爱惜领袖的好法子。
这种过份信任领袖的心理正是蒋走向独裁的一个重要诱因。
2013年，台北阳明山林语堂故居理出了一批林语堂的书信，其中有几件是写给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这几封信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林蒋关系提供了新材料。1944年4月24日，林在一封致蒋的长信中，痛陈中共在海外宣传成功之原因，以及国民党在这方面进退维谷的困境，从中很可以看出一个自由主义者如何为当时重庆的中央政府抱屈，林的分析也可以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加上一个来自海外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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