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中国两会时，而历次两会中记者们的敏感提问也备受关注。问题之所以敏感，一是因为话题的敏感性，涉及到政治体制、高层变动、军队建设以及人权问题的话题，往往被公众认可为敏感问题；二是因为在国内公开场合，相关问题的讨论空间较小，很多问题只有在全国两会这个讨论气氛活跃的场合，才第一次“见光”。那么，当面对两会敏感提问时，总理和发言人们都是怎么回答的呢？
自2014年回答周永康情况的“你懂的”之后，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吕新华在2015年又出妙语，“任性”、“铁帽子王”在3月2日新闻发布会后迅速成为流行词。“任性”一词甚至还一时难倒了翻译。
中国两会一幕
每年全国两会，不仅是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舞台，也是世界各国记者展现职业能力的赛场。敢于提敏感问题，并不等同于记者的能力强，但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提问者善于挖掘事实。
这些年来，无论是大会结束后的总理答记者问时，还是人大政协发言人召开新闻发布会时，都经常出现“敏感”提问。记者抛出问题，有助于问题的脱敏，从“你懂的”变成“都懂的”；而回答见招拆招，更能清楚地澄清国家在相关问题上的立场。
谁敢提出敏感问题
《中青报》微信号“海运仓内参”3月3日梳理过去两会期间记者提问的变化指出，可以发现境外记者回答问题更加尖锐，当然包括新闻发言人在内的问题回答者，也是保持着越来越开放的态度。其中，不乏中国媒体人士感慨，提敏感问题成了境外记者的“特权”。
有些话题被外媒记者长期关注。比如达赖喇嘛的活动，互联网的管理，中国的军费等等。比如2009年两会期间德新社记者曾问时任外交部长杨洁篪：在欧洲其实有些人不是特别了解，是否每次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接见达赖，即便是随便交谈或者是喝杯茶的时候都会威胁到中国和欧盟之间的合作呢？外媒记者也会利用两会提问的机会，把当下发生的热点问题抛出来。比如2012年政协新闻发布会上，路透社记者提到王立军事件，并直接问到：请问中央政府对薄熙来，对重庆的领导是否仍有信心？王立军事件是否会影响今年晚些时候将进行的十八大换届？
作为外媒记者，外交和军事当然也在他们的关注领域。比如印度记者曾提问：中国增加国防费会不会给邻国，比如印度带来更大的压力？日本记者在有一年则提出他们关切的问题：中国外交是否会更加咄咄逼人？
回答者如何见招拆招
曾被誉为中国第一新闻发言人的赵启正，曾担任过多年的政协新闻发言人。他在两会期间处理一些敏感问题的方式，后来都成为了新闻发言人培训中教科书式的案例。
2011年美国之音记者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么一个难问题：请问发言人，每年开两会花多少钱？
赵启正的回答诚实而大方，也表达了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公开透明的立场：我很少在这种会议被别人难住过。花多少钱，我还真没有数据。我想钱还是不少的，如何节约又足够满足会议需求的，我们有一位专门的秘书长管理。容我会后一两天内给你发一个电子邮件或者短信告诉你。
有些敏感问题的回答，既透露出政治信号，也表达了高层对相关问题的坚定立场。两会期间，最受公众关注的“新闻发布会”，其实是大会结束后的总理答记者问环节。这也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少有的直面记者提问的时刻。
2012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最后一次答记者问，路透社记者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家很关心重庆市发生的所谓王立军事件。您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件的？您觉得这一事件会不会影响中央政府对重庆市政府和市委领导的信任？
温家宝在回答中这么说：“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次日，中央就决定免去王立军重庆市副市长职务，并决定薄熙来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原则性问题的坚持
有些问题，提问者不一定想要得到真正的答案，回答者也不一定预期让对方得到满意的回答。抛出此类问题，一方面也在于显示记者敢于提问，另一方面也在试探中国政府的立场有没有大的变动。
1998年3月19日，朱镕基出任总理后的首场记者会，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在获得提问机会后便单刀直入：“您是否支持在中国实行民主选举，以及中国何时能实现民主选举。”
“您提出的关于民主选举的问题我当然是表示赞成的。”朱镕基的回答相当干脆坦然，“当然在政府机构进行民主的选举，包括选举总理和主席，这是一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我想这要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来进行……对何时实现这种选举，我现在难以预言。”
2013年3月17日，李克强在自己担任总理后“首秀”，遭遇了美联社记者的“刁难”：中国是否会停止对美国的黑客攻击？因为这一问题现已引起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关注。
李克强展现出了自己的法律优势：“你是有罪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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