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合影（局部）。前排左起：洪学智、许世友、杨得志、邓华、杨成武、黄永胜、王平、杨勇、李志民、陈伯钧
《陈伯钧日记·文选》再版之际，我们有幸拜读了老将军几十年的殷殷记载，从字里行间中追寻和破解许多历史迷踪，进而得出日益清晰明确的答案。“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钧曾被身为党和军队副主席的林彪颠倒黑白、点名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被造反派从外地养病处揪回北京批斗，还被抄家封门，抢走保密柜。对一位从井冈山时期就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的开国上将，林彪及造反派必欲扣上置之死地的“大帽子”，主要是依据三件所谓陈伯钧的“历史罪行”。忠奸善恶谁复知？现在是我们拨开迷雾、还将军以清白，彻底恢复历史真实面目的时候了。
一是子虚乌有的“少将旅长名片事件”。这一讹传流传甚广，多年来不少报刊引用过一个“故事”：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不久，一位旅长到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了“少将旅长”的名片。毛泽东先有三分不快。随后，毛泽东问了几个有关部队的问题，该旅长的回答令毛泽东不是很满意，于是毛泽东斥之：“什么少将芝麻酱！”
这桩事的真实情况是：1937年秋，陈伯钧任三五九旅旅长，带领七一八团驻防洛川。当地是统战环境，该地国民党驻军最高军阶为上校，为了双方联络及与当地政府联络时我方人员处于有力地位，七一八团供给处主任刘华春主动给旅、团首长各印了一盒名片，陈伯钧名片为“少将旅长”，文年生名片为“上校团长”。印名片纯粹是从工作考虑，当时陈伯钧并未听到过毛主席对此有什么批评。况且陈伯钧从井冈山时期就是毛泽东非常熟悉的老部属，晋见领袖何须递什么“名片”？而陈伯钧素来是大大咧咧的无心之人，“名片事件”已在延安以讹传讹地闹得满城风雨之时，陈伯钧却全然不知。因他从未持名片见过毛主席，主席也从未因名片之事当面批评过他。很久以后，陈伯钧才得知，他的警卫员与毛泽东的警卫员一起玩耍时，曾把其保管的“少将旅长”名片给过毛泽东的警卫员一张。至于毛泽东有什么反应，越到后来这一讹传越发演绎得面目全非了。二是所谓“剽窃毛泽东著作的罪行”。那是陈伯钧1937年12月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依据毛泽东军事思想，曾撰写了《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一文，后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发表于《解放》杂志。当时毛泽东还亲自加了“编者志”，称：“这篇文章，是陈伯钧同志节录1934年毛泽东同志所著‘游击战争’小册子上面论游击战术之一部分，为了适合抗日战争情况，陈同志在文字上与条文上有所增减，复经毛同志校正，今在本刊发表，以供全国各地抗日游击战争领导干部参考。”由此可知，陈伯钧明明是在学习宣传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思想，连毛泽东本人也对陈伯钧节录自己的小册子并有所增减持肯定支持的态度，还亲自校正后推荐给全国各地领导干部参考，谈何“剽窃”罪行？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实上，陈伯钧将军是我党我军正确评价毛泽东军事著作的先驱者之一。早在1959年5月10日，他担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主持高院教学工作期间，就亲自给毛主席写信，汇报学院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情况，同时附上自己作的小结，请毛主席审查，“并望多多提出批评指正，以便今后修改”。他当时就鲜明地指出，“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是我军三十多年来建军和作战经验的总结，它代表了我党的正确军事路线，是马列主义军事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伯钧还不顾自己身体多病，结合自己三十多年参与革命战争的实践，多次给入学的高级干部作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的辅导及革命战争历史情况的报告，并组织教员和学员开展学术研讨。196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陈伯钧的《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一书。
三是“不尊重党的领袖毛泽东”的大帽子。事发于1944年1月，陈伯钧在陇东三八五旅任副旅长时，突然接到一封贺老总的来信，十分严肃地批评他不尊重毛主席。原来是有人在贺龙同志面前告了陈伯钧的状，反映他称毛主席为“毛先生”、“老毛”。事实是：头年陈伯钧在陇东给干部作时事报告时，曾引用过别人称毛主席为“毛先生”的话；在与旅领导闲谈军史时偶尔顺口称毛主席为“老毛”，因为井冈山时大家都习惯于这样称呼。对贺老总这封批评信，陈伯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批评精神我是拥护的，不过我的缺点之本质并不如此，我主要是爱说话、还有点好诙谐，因此在谈吐中说‘毛先生’是有的。这是我的严肃性不够……这种在客观上的影响，我应完全负责并坚决改正。至于形式上组织上以及信仰上对毛，老实讲我是非常尊重的。问题的症结在于：虽追随毛同志革命几十年，而对毛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风还未学到多少，与其他同志比较起来难免相形见拙。这倒是我大大拥护不够的地方，大大尊重不够的地方，还须绝大努力，恐怕还要毕生不断努力，方能稍补缺憾于万一。”日记还对“个别人以余谈笑语来作为一个同志的基本观点和立场，同时又断章取义，抓住个别词语，不管前后内容，片面发挥，以致惹起老总的严正批评”的作法，甚为不满。今天看来，称毛泽东同志为“毛先生”、“老毛”，何罪之有？但当时陈伯钧仍诚恳地检讨说，在“树毛之领袖形象时，这种称呼显然是不合适的”。他曾多次想向贺老总当面解释清楚，但终因工作繁忙，加之战争年代见面不易而未能及时挽回影响。倘若贺老总活至今日，特别是他亲历了林彪“高举红旗、手摇语录”的丑恶表演后，相信他也不会用“不尊重党的领袖”来责难陈伯钧了。就是这样三件事，不仅与“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毫无任何干系，反可看出陈伯钧对党的领袖的忠诚和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看出他秉性刚直、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还看到了我党我军井冈山时期培养光大起来的优良作风：同志间、上下级间包括领袖与部属间的平等、民主、坦诚、富于批评自我批评精神。
“试玉方烧三日满，辨才须待十年期”。历史事实证明，“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不是陈伯钧，恰恰是林彪自己。他们自己心术不正，是惯以诬陷他人“反对领袖”，为个人迷信、盲目崇拜推波助澜、兴风作浪的真正坏人，惯于“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伎俩，不在“文化大革命”中推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打倒一大批忠于党和人民的忠臣干将，怎么能达到排除异己、篡党夺权的目的？“沉舟倾侧千帆过”，“不废江河万古流”，林彪一类隐藏在党内的大野心家、阴谋家，已被党和人民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伯钧并非毫无缺点的完人，戎马征程上也不是没栽过跟斗，然而，纵观《陈伯钧日记·文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实的性格豪爽、心直口快、嫉恶如仇、胸怀开朗和知错必改的将军。他是一个忠诚正直坦荡、从来不搞阴谋诡计的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一生中有一次大错发生在1937年10月，这在他的日记中有着真实客观的记录。当时三五九旅驻军洛川，天已降霜，部队寒衣尚未解决，使旅长陈伯钧心急如焚。17日这天，摩托学校一司机偏偏不愿搭载旅部袁会计去延安领公款解决部队冬衣问题，还蛮横无理地吵闹，陈伯钧劝告无效，气急之下给了司机一个嘴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真是鲁莽不该！但司机这种既无政治立场，又无组织观念的态度，亦实可恨！”旅长打人之事很快被人告到毛主席那里。10月22日，毛主席在延安召见了陈伯钧，主要就打人一事对陈伯钧作了严肃批评，指出根源是“主观性太强，客观性太差，此其一。其二是由于一切问题尚未完全提到原则性来看，再具体一点说，就是对片面与全面，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未确实了解并统一起来”。毛主席谈话完毕，叫陈伯钧深刻考虑几天，再来详谈。对主席的批评，陈伯钧毫无怨言，表示都接受，并努力改之。几天后，中央决定调陈伯钧去党校学习。毛主席及张闻天同志又找陈伯钧谈了关于个人修养、思想及工作方法上的问题。毛主席特别教诲说，对待一切问题要原则化，马克思主义化，客观化。
1941年10月1日黄昏，陈伯钧收到毛主席一封回信，教诲陈伯钧“以不浮、不露、不躁三字为戒，再加上深刻和切实的精神，着重实行，则过之改必易”。陈伯钧从此用毛主席的“三不”指示为戒，努力加强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他曾在日记中告诫自己：“心直口快，夸夸其谈的老毛病，今后在自我修养的日程上应随时注意痛绝之。”尔后，他确实把毛主席的“三不”指示作为秉持一生的座右铭，为中国革命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把自己百炼成钢。但是，就是这么一位忠诚、正直、善良的将军，虽没倒在杀敌的战场上，却未能躲过“阶级斗争为纲”的阴霾，特别是在1958年那场波及全军的错误的“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遭到不公正的对待，直至“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坏人”而遭到残酷迫害、身心具疲，至死都未能得到彻底平反。这不能不是历史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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