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历羊年伊始，香港及台湾媒体纷纷报导2014年港人移居台湾人数再创新高，高达7,498名港澳人士获批居留当地(包括投资移民及留学生)，其中绝大多数为香港人。相对于2013年的4,624名人数，2014年移居台湾的港人数量可谓大幅增长。不少评论把这一波港人“移台潮”归究于2014年下半年在香港爆发的雨伞革命，认为是港人不满政治改革裹足不前，向往台湾有民主普选的表现。当然，政治环境动荡固然会影响人民的居住选择，移民潮流也当然与雨伞革命背后的社会矛盾相关，然而，我们不难发现，渴望移台的香港人当中，存在一种基于回避一切实际政治经济结构而产生对他人的梦幻，当然，如果用法国思想家德勒兹的语言来说，这种回避现实的态度是十分不济的，因此，与其片面地认为只是雨伞革命这个偶然因素构成港人移居台湾的动机，倒不如思考使这个因素能起功效背后的经济因素与文化因素，才能解构这一波港人“移台潮”的动机以及他们对台湾社会的某种虚假的梦幻式想象。
台湾淡水渔人码头的美景令很多港人向往
在台长远发展不见优势
其实，港人“移台潮”自2011年后已经开始出现，绝非雨伞革命后才出现的现象，而且2014年港人移民外国人数创下近十年新低，移居台湾潮流依然不跌反升，证明台湾自有吸引港人移居之处。 记得大概五六年前香港的政界和媒体开始为政改争论时，某些香港的传媒已经向港人推荐移民台湾为所谓争取普选无望的新出路，而且同为华人社会对一般香港人来说并不存在文化差异问题，另外移居台湾的投资移民门坎相对较低有关，现时投资移民台湾的投资或存款金额下限只是1,000万新台币（1新台币约合0.0319美元），远低于移民美国、加拿大等国家投资移民门坎。同时，对于香港人而言，台湾的房屋价格与生活物价皆低于香港，持有居留证而住满四个月又即可以加入“全民健康保险”，毫无疑问能够吸引港人考虑移居当地生活。 然而，香港人似乎忽略了台湾的生活物价低于香港，其实是因为当地薪酬同样偏低所致。台湾媒体今年引用国际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的调薪率报告，指出未来几年台湾雇员的实质薪资收入难以大幅增加，雇员调薪率也是全东南亚最低，对于早已出现大学毕业生薪水22K的台湾社会而言，毫无疑问是百上加斤。而且，不能忽略的是，在刚过去的2014年，台北市的房价所得比终于高据世界第一，甚至比移台港人寸土寸金的故乡香港还高。在香港卖尽家当积蓄，然后投资移民台北的香港人，他们可能可以找到一个用香港薪酬水平而言算是不错的房子，但是他们之后又能找份怎样的工作维持水平生活下去呢？ 然而我们会发现，纵使这一切实际的生活问题摆在香港人眼前，台湾对香港人来说依然存在着一种触摸不到的吸引力，尤其对年青人来说，纵使在台湾未必能找到发展的前境，这个对岸的宝岛总是有一种形而上的吸引力。
形而上式的小清新
当然，以上对思考都是用台北的生活作为参考，但对比台湾其他县市也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台湾本地人（特别是年青一代）确确实实在面对各种比香港严峻的经济发展问题，然而一些向往一种名为"小清新"的台湾文化的人可能会觉得自己可以创业当小头家，甚至索性走到台北市以外的乡镇城市生活下去，情况就如曾经是香港流行歌手、现已移居台湾花莲的蒋雅文一样。她把香港、台湾两地比喻为赌场，认为前者的的门坎是白金级，年轻人连最低的赌本都拿不出来；后者就是无论大小赌客赌客都有机会进去赌一赌。然而若把赌场逻辑贯彻到底，骰盅却总有揭晓的一刻，赌搏总不可能永远的只停留在投注的一瞬间，因此同时，自言“因为我的钱就只能去近的地方”的她也不忘指出，香港人有时会把台湾想得太梦幻。
如鸦片般的小确幸文化
法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曾经说过，“若你活在他人的梦里，你是他妈的不济。”但我们看到，这几年来香港人对于台湾宝岛一直有着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式的幻想，文艺青年们固然对台湾文化小清新趋之若鹜，甚至是一般在文青眼中的凡夫俗子也把台湾当成美食天堂、旅游胜地，年老一辈幻想在台湾过着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年青一代推崇着宝岛无拘无束的写意人生。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到一个地方旅游，跟在那个地方落地生根截然不同。游客毋需理会社会内部的深层次矛盾，但是居留者却必须面对才能生活下去。也许很多香港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心目中宝岛台湾，其实早已被当地人冠以“鬼岛”之名。 除了上述的薪资收入、房价问题等经济问题，台湾人近年一直面对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就是在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尽皆郁郁不得志，整个地方2,300万人应当何去何从。而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时候，台湾本土派或许会如香港的自治派、独立派一样，单纯把一切问题归究于中国崛起，也就是台派所谓的“中国因素”。而且，更多的人甚至放弃了思考问题的原因，沉溺于“我爽就好”的小确幸之中。 “小确幸”一词语出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是指生活中“微小但确切的幸福”。移植到台湾以后，它变成了一种鸦片一样的慢性毒药，阻断了台湾人反思社会问题的能力。对于移台港人而言，这种“微小但确切的幸福”也许正中口味，因为他们逃避了面对香港政治问题的激进想进能力，正如台湾人逃避着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后悬而未定的台湾地位问题一样。 这种郁闷之深大概是移台避世的香港人难以想象的。今时今日的香港固然有着难以解决的政治矛盾，但是一直以来，政治冷感的香港人都习惯了对政治问题的逆来顺受，从回归问题到中英联合声明，由1997年大限到普选争议，香港人都在政治上缺乏一种合乎现实的想象，也就是把政治的问题，简化为空泛的“港人自治”、“我要真普选”等空泛的口号和理念。 移台港人正是享受着“小确幸”快感，当他们带着从香港赚到的资产移居台湾，他们避开了地产霸权、逃过了政治抉择，用反动而去历史脉络的“中国因素”与“小确幸”，面对着政治经济的结构问题。不少移居台湾的港人先头部队早已认识到隐约出现的问题，在媒体中苦口婆心提醒着后来者“要调整心态”、“要适应台湾的生活节奏”等等，前文提到的蒋雅文甚至叫移台港人自问能为当地贡献什么，仿佛这样就是真正融入当地生活。
但是，这种融入异地的方式，还是缺乏着一种面对结构问题的洞见。纵然他们能够适应台湾的生活，享受着台湾所谓一人一票真普选梦，但是他们仍然未能用历史性角度正视着自己实践政治的能力，而只是用着“中国因素”的稻草人来享受“小确幸”快感。然而若要靠活在他人的梦而找寻避难所而不老老实实面对自己的本身去历史化以及去政治化的问题，只会把不济的老问题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要解决政治的问题，归根究底是要重拾自身对政治的想象能力。若然移台港人真的能够如此思考，他们又何需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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