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曾在1942年整风运动前夕发表，对当时延安党内知识分子影响较大，此后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对作者丁玲及其文章进行批判。丁玲在中共党内压力下做了自我批评和检讨。1992年6月15日，丁玲的丈夫陈明于北京木樨地接受作家陈冠任采访时，披露丁玲《三八节有感》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为访谈相关内容摘录。
1946年丁玲、陈明夫妇在张家口合影
陈明，1917年生。江西波阳人，1937年到延安，先后担任过陕甘宁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长，延安文化俱乐部副主任等职。1937年与丁玲相识，1942年结婚。建国后曾任中央电影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有民间叙事诗《平妖记》，电影《六号门》等作品。现为中国延安文艺学会常务副会长。
陈明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家门。人很诚恳、健谈。当他拿出珍藏多年从未发表的丁玲给他的信，一字一句读来时，我们被打动了。临结束访谈，还一再告诉我们，要在有生之年把丁玲所有的文字整理出来交给读者。
去延安----毛泽东对她说，你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
访问人：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一个政治家、思想家，他与文艺界许多人士有交往，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他就数次与有关人士交谈，了解情况。这样的事情很多。作为决策人，毛泽东通过这种交往了解文艺界的动态；同时在这些交往中，毛泽东也展示了他自己的审美情趣和个性触力。毛泽东和丁玲的关系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过去一些报刊也有所记载。您和丁玲同甘苦共患难几十年，您能不能再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陈明：从哪里说起呢？几十年前的往事了，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感慨。我从丁玲到延安的时候说起吧！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到1936年8、9月间，她终于跟地下党取得联系，决定脱身到陕北去。经过是这样：当时冯雪峰带着任务从陕北回到上海时，丁玲并不知道，但她相信，鲁迅的身边一定有共产党员，鲁迅一定和党有联系，她就通过曹靖华向鲁迅透露了自己一直想脱离南京，回到革命队伍的心愿。冯雪峰在和鲁迅、史沫特莱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丁玲的心愿。于是冯雪峰派张天翼到南京帮助丁玲从国民党的软禁中逃了出来。丁玲提出要去陕北，冯雪峰就用电台和陕北联系，征得了中央的同意。当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是毛泽东，我想，决定丁玲去陕北一定也经过了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第一次和丁玲有联系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吧。
丁玲从南京逃出后往上海见冯雪峰。这次见面冯雪峰主要与她谈起了两个人，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毛泽东。对鲁迅，丁玲比较了解，毛泽东的名字，20年代在湖南她早听说过，但从未见过。冯雪峰对她谈起这两个伟人，特别是毛泽东，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丁玲从西安往保安的途中曾住在七贤庄一个外国牙科医生那里，他也是共产党员。七贤庄后来是八路军办事处驻地。1936年斯诺从陕北回西安，史沫特莱从西安到陕北，在那里停留时，丁玲见到了这两位美国记者，三人用不同的语言唱国际歌。斯诺是由刘向山护送去的，这位同志是一个地下党员，公开的身分是东北军里的参谋。刘向山接受的任务是送斯诺回西安，接丁玲到保安。去保安的路上，接待过丁玲的还有吕清同志，他建国后曾任农垦部副部长。1983年我们偶然遇到，他向我提起此事，说当年在保安叶帅这样交代他，过几天有个大作家要来，你买点肉准备招待她。后来见到那位大作家，原来是丁玲。这件事一直印象很深。我说这些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丁玲没有到达保安前，就受到了党中央的重视，有关部门沿途安排得很周到。丁玲当时对此并不太清楚，许多情况都是后来才知道的。
丁玲一到保安，宣传部就专门开会欢迎她，她在会上谈到她自己在南京被囚禁的生活。从那个没有人身自由的环境里来到边区，丁玲的确很激动，何况，这里又是胡也频向往已久的地方呢。所以，丁玲一到保安，就全身心地要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毛泽东曾问她，打算干些什么？丁玲回答说，她要当红军。毛泽东说，好，马上就可以去，现在还有最后与胡宗南的一仗，赶快去，赶得上。丁玲就跟着杨尚昆到了定边前线。
访问人：在保安由中央宣传部开的欢迎会上，毛泽东参加了，这是不是丁玲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见面呢？
陈明：是第一次见面。那天，毛泽东披着一件棉大衣，很精神。大家和毛泽东开玩笑，说他漂亮多了，当时人们的关系包括上下级的关系都是很融洽的。这是丁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第一次和毛泽东谈话。访问人：毛泽东1936年写有《临江仙》一首词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描写的是不是这次欢迎会？是不是丁玲到前线的事？
陈明：毛泽东写这首词时，丁玲已经在定边前线了。这首词是用电报发去的，由聂荣臻转交给丁玲。为这事我托人询问过聂帅，问他还记不记得这事？聂帅说不记得了。丁玲记得是聂帅转交她的。
访问人：不过的确有毛泽东这首词的手迹。
陈明：那是1937年1月间，中央机关从保安搬到延安，丁玲陪史沫特莱一起从定边前线回来后，毛泽东写给她的。原件我还保存着，回到延安，毛泽东又一次问丁玲，想做些什么工作？丁玲说还是当红军，毛泽东便亲自安排她去中央警卫团当政治部副主任。这是一个主要负责部队文化生活、后勤给养，包括战士家属家眷安排事宜的工作，这对一个一下子从大城市到农村、部队的作家来说，它也许不是最合适的。丁玲一时很难习惯，也感觉力不从心。一方面，那些长年随部队征战南北农民出身的战士，比如部队的管理员、事务长，和知识分子是有些隔膜存在的；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想接近他们，却也不知如何做起，显得格格不入。这种隔阂与彼此间的不理解后来有了大的改观，但初时的确存在这些现象。丁玲做这项自己不熟悉的工作，抱了极大的热忱。这时期她有些作品，并不一定深入，但却可以看出她内心的这种真诚。只是她的特长是写作，她不会处理当时那个环境下的各种人际关系。所以，当后来了玲要去“西北战地服务团”之前，毛泽东曾这样对她说：你以后到一个单位，要一个一个地去认识人。这句话是从侧面对丁玲的批评，对丁玲的影响很深。当时她没有掂出这句话的份量，但越往后，甚至几十年，这一辈子下来，她就越感到它的重要和深刻。这番话，是刻在她心里的。对丁玲，毛泽东那时还说过这样的话；我看你还是习惯同知识分子在一起，你看抗大的学生一群一群地去找你。这也是毛泽东对丁玲婉转的批评。丁玲不是抗大的学生，也没在抗大讲过课，毛泽东去抗大讲辩证法，每次都有警卫员跑去告诉丁玲，丁玲每次都去听毛泽东讲大课。1937年抗战开始后，“西北战地服务团”搞起来，丁玲就去了那里，和我在一起。“西战团”的人员是以军委的名义调动的，但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宣传部。
访问人：丁玲在延安和毛泽东有很多接触吗？
陈明：是的。丁玲经常到毛泽东窑洞里谈闲天。去毛泽东那里的人，包括一同长征走过来的战友，和毛泽东谈的多是工作问题，或请示，或汇报，能和他谈闲天的人不多。丁玲是一个。丁玲很敬重毛泽东，头脑中也没有上下级关系的概念，又是搞文化工作的，所以谈起来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毛泽东每到这个时候也很松弛，两人还时不时开些玩笑。有一次，丁玲开玩笑说，我看延安就像个小朝廷。毛泽东接着话茬说，好么，那你得给我封官啦。丁玲就说到几个人，其中说林伯渠可以做财政大臣，彭德怀可以做国防大臣什么的。毛泽东又笑着说，你还没有给我封个东宫、西宫呢！丁玲说，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贺子珍还不跟我打架啊！两个人都说得热闹开心。谈闲天，开玩笑，他们的关系的确很和谐，也很融洽。毛泽东一直很关心丁玲，“西战团”成立，还没出发，毛泽东就打了两次电报给山西（那时是阎锡山的统治区），告诉那边丁玲带团大概什么时候过黄河、什么时候到，要他们沿途负责接待。
访问人：毛泽东发出的那两封电报是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的，第一封电报中说到丁玲带领的“西战团”要由延安过河经吉县到太原，第二封电报说由延安动身，在平渡关过河经吉县、平阳到太原，要求彭雪枫派人迎接。
陈明：“西战团”在山西活动一段时间后，1938年春天，奉命到西安，宣传八路军抗日的胜利消息，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那时。国民党在西安封闭了十几个进步群众团体，搞摩擦。“西战团”它不敢封，但另外耍花样，要求我们即刻到战区去，不准留在大后方，如果过时不走，就逮捕负责人。为此，我们商量过对付的办法，丁玲为此回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主席指示我们说，要针锋相对。磨而不裂。丁玲回西安后，我们就是遵照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去做的，影响比较好。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主席对丁玲的信任，对丁玲工作的关心和帮助。
1938年8月间，丁玲从“西战团”回延安，此后遇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1939年丁玲已经到马列学院学习，康生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他在一次党校学生会议上说，丁玲要是想到党校来，党校不会要她，因为她在南京自首过。曾经在“西战团”工作过的一个同事把这话讲给丁玲听，丁玲很生气，康生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说我自首过？她去找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陈云，也去找毛泽东。主席对她说，你不要生气，我相信你是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但要作结论，是组织问题，你得找陈云同志。主席还说，你也可以找找康生嘛！丁玲找了陈云，但没去找康生，她这么想，我和康生毫不相干，干嘛要找他？
访问人：丁玲和康生过去不熟悉？
陈明：他们之间基本没什么接触。丁玲和陈云倒很熟，对丁玲在南京一段历史的审查工作是后来陈云同志委托任弼时同志做的，任弼时同志为此事专门到丁玲住的窑洞里去找她，那时，丁玲已经到边区文协了。她和我谈起此事时，说弼时同志与我谈话时态度非常好，给人的感觉是你在他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为人很亲切，随和。访问人：那么是什么时候做出书面结论的？
陈明：是1940年10月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作出的，有陈云、李富春的签名。通过对丁玲1933年5月被捕至1936年离开南京这一段历史的审查，中组部结论认为，丁玲曾经自首的传说并无证据，不能凭信。因此应该认为了玲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把这个书面结论交给丁玲本人时，陈云还告诉她，最后一句话“因此应该认为了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是毛主席加的。我记得，这个材料是用复写纸抄的。丁玲最后还是一次没找康生，倒不是她记仇，而是她这人就是这样，你和她平等相待，她也会很随便。康生和她并没有来往，找他干什么？
访问人：这期间丁玲发表过哪些作品？
陈明：发表过一些。比如《在医院中》，发表在1941年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还有一篇是《三八节有感》，发表在《解放日报》副刊上。这些作品在当时引起了一些批评，有不同的意见。到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一组文章在《解放日报》发表后，问题就严重了。现在看来，这些文章并不存在什么反党的问题，只是批评我们内部存在的一些消极的不健康的东西。
访问人：王实味的问题已经弄清楚了。1991年2月7日公安部有一个关于他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给予平反。
陈明：但当时主持《解放日报》副刊的丁玲很紧张，思想负担很重。其实她写的那些东西是有感而发。《在医院中》写的就是她生病住院期间的亲身感受。那个主人公即护士陆平是有原型的，那人我也见过，为人很单纯，也非常热情，但有点神经质。她给别人打针可以，别人给她打针，针头还没挨着皮肤她就会大叫起来。1981年我们在庐山遇到当年那个医院的院长，和他谈起《在医院中》这篇作品，他也觉得没什么不妥。但在1958年对丁玲的不公正的批判中，把她的这些作品，还有一篇叫《我在霞村的时候》统统又翻了出来，说她是“反党集团”的人。
访问人：我们看到过1979年中国作协对丁玲右派问题进行复查后作出的撤销1958年划定的“右派分子”的结论。1984年7月14日，中央组织部又有为了玲恢复名誉的通知，对“丁陈反党集团”、“右派”、“叛徒”的错误结论作出改正，恢复丁玲的党籍和政治名誉，推倒一切不实之词。
陈明：是啊！1979年作协对丁玲的结论是很不够的，所以才又有了1984年中央组织部的这个“通知”，对丁玲的不公正终于有了结论。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到1984年接到那个恢复名誉的通知，丁玲已是80岁的老人了。她说，“现在我可以死了。”访问人：在延安，丁玲因写《三八节有感》受到一些批评的时候，她跟您谈起些什么吗？
陈明：《三八节有感》受批评的时候，她跟我讲起过她的这么一个猜测，就是可能因为她得罪了江青。
访问人：是怎么一回事？
陈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了。记得是在一个周末，派人送来一封信给丁玲，说请她去吃饭。同时请的还有也在马列学院学习的徐海东、谭余宝两人。信上没写结婚这件事，丁玲看后以为只是吃顿饭罢了，正巧礼拜六她跟学院总务处借来头牲口，要到六十里外的安塞去看在幼儿园的女儿。借头牲口用在那时是不容易的，所以她就先办自己的事了。她想吃饭哪天不能吃？对江青，丁玲尽管有自己的看法，但她对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从没表示过反对。丁玲跟我说她怀疑是不是在这件事上得罪了江青。后来我也想过，恐怕这个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访问人：我想丁玲《三八节有感》受批评的原因，大概是在应该如何反映延安生活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角度。
陈明：其实那个时候的批评也只是提出意见而已，并不像后来58年的批判运动那样来势汹汹。那时批评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是在一次高干会上，这个情况丁玲自己写过。这次高干会是毛泽东主持的。第一个站起来发言批评丁玲的是曹轶欧。丁玲开会回来踉我说起时还感到奇怪，曹轶欧又不领导文艺工作，怎么第一个起来批评我？曹轶欧发言后，又接二连三有七、八个人发言。只有徐特立徐老发言没有批评。贺龙批评说，我们将士在前方打仗流血，你们在后方骂我们。贺老总的性子是很直的，话说得也直。会上总司令朱德老是抬着眼镜望丁玲；博古是解放日报的社长本来坐得比较远，后来也挪到丁玲近处来，事后问丁玲一句，感觉怎么样？丁玲笑嘻嘻的似乎并没觉得有什么难堪。贺老总那么批评她，她并不往心里去，只是想贺老总误会到哪里去了。她和贺老总在性格上有很多相同的地方。第二天，她去看贺龙。说：不打不相识：你误会我批评我，我就来看看你。贺老总第二天也到文协来看丁玲，丁玲留他吃中饭，那次我也在，就在窑洞里开了一个客饭，加了个菜“土豆炒肉丝”。贺老总一边吃一边问：“你们作家就吃这样的饭啊？不怎么样嘛！”他还跟我们说起他到南泥湾部队去检查部队生活，不进办公室也不去连队宿舍，而去看厕所。他说，你看那里的粪便一阵风刮跑了，就说明战士们吃得不好，营养差，生活就有问题。贺老总的话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谈得也很融洽。所以尽管高干会上那么批评，彼此间还是诚恳相待的。访问人：善意的批评，善意的帮助。
陈明：那时他们高级领导人之间彼此也是相处得很好。会上争得面红耳赤，散了会照样在一起甩扑克，无私无间。访问人：丁玲受到些批评，毛泽东关注过这件事吗？陈明：丁玲跟我讲起，毛泽东还是保护了她的。那次高干会开到最后，毛泽东出来讲话说，丁玲和王实味不一样，王是托派（尽管后来证朗这样划是错的），丁玲还是我们自己人，她的文章中还有积极的建议，她最后不是有几条建议吗？女同志要自强、自尊、自爱，还是积极的。不过，虽然毛泽东讲了这番话，王实味问题提出来后，丁玲的思想负担还是挺重。特别是国民党特务机关散发了她的文章，更是她意想不到的。但在她心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觉得毛泽东是了解她的，她十分敬重毛泽东的感情丝毫没有变。访问人：在整风运动之后，丁玲写过一篇文章叫《田保霖》，发表在1944年6月30日延安的《解放日报》上，这篇文章是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模范人物的，它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都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陈明：毛泽东1944年7月1日写信给了玲和欧阳山，信中说他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了他们的文章，说“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他还约他们两人来叙谈叙谈。这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后对丁玲的鼓励。毛泽东在别的会上也替丁玲说过话，说丁玲还是个不错的同志，为了写文章，深入生活到农村去，和老村长的那个生了大骨节病的婆姨住在一个炕上也不嫌弃。这是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后告诉我们的。所以整风时期对丁玲的批评和帮助还是诚恳的。毛泽东也对丁玲很关怀。1944年我由中央党校三部调到文协同丁玲在一起工作，是乔木找我谈话，并经手办的。乔木是毛泽东的秘书，我猜想我的工作调动说不定也是毛泽东的意思，那时我和丁玲已经结婚。毛泽东总希望丁玲能在基层的实际工作中多一些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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