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国“两会”正在北京召开，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会见港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时直指政改工作是未来香港的“硬任务”，并称部分势力不接受《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有关规定，罔顾主流民意，阻挠2017年行政长官普选，这些人要承担阻碍香港民主发展的历史责任。然而，另一边厢，香港27名泛民主派立法会议员3月9日却再次捆绑联署，重申会否决依人大常委会“8·31”决定下制定的所有方案。
香港泛民主派扬言定会否决政改方案
“饭盒会”召集人梁家杰指出，他们继2014年8月之后第二次联署，并非因为有泛民议员欲“转軚”（改变立场），而是要杜绝坊间的不必要想象。另据最新消息指，由于泛民主派所展现出的这种强硬态度，也使得港澳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取消原定4月初访港，出席香港《基本法》颁布25周年的行程，民主派又一次丧失了与中央官员面对面沟通的绝好机会。
对于目前双方之间激烈对垒，僵持不下的这种形势，有熟悉香港事物的观察人士认为，在泛民认为中央“小让步”无意义，其所追求的“大让步”北京又肯定不会同意的情况下，政改最终获得通过的前景不容乐观。
此时此刻，泛民必须要学会思量，在他们头脑中理想的所谓“真普选”已经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之下，究竟是在人大“8·31”的不完美决定之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为佳，抑或是让此次近在眼前的机会告吹，继续实施现行的这种不公平“小圈子”选举，让梁振英这样的无能政客多祸害香港5年更为有利？民主派亟需对一道智慧选择题给出自己的答案。
日前，被外界普遍视为港府潜在“撬票对象”的梁继昌议员为了“站队”，清晰地表明态度称，“但凡是建基于8·31的方案，都会坚决否决”，他又驳斥了否决政改会增加特首梁振英的连任机会，令泛民间接成为梁的“助选团”之说，指这张牌不能打动泛民。但事实上，当下令政改重现希望的抉择主动权确实是在民主派一方无疑，重点在于他们是否愿意以香港整体大局及民主派的影响力为依归。然而，可悲的是，现在泛民内部找不到好像过去司徒华那样的领袖级人物可以镇得住大局，牵引其他人，重走2010年时的妥协路线。更为不幸的是，从民主派的角度出发，他们首先关注的并非社会大众的民意，而是他们的核心支持者肯不肯接受这个方案。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指导之下，尽管现时泛民的支持者较以往略为减少，但立场有逐渐走向激进的趋势，民主派的政策制定者考虑到自己将近四成的基本盘势必将更难从“捆绑否决”的魔咒中抽离。
必须看到，政改工作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已经由“三选一”变成了一道“二选一”的数学题。如果说之前泛民怀抱着自己大脑中所谓“真普选”还有一丝希望的话，那么他们现在则必须在人大“8·31”框架之下进行“不甚完美的普选”与让梁振英在1,200人投票的“小圈子”选举中获得连任两者之间做出取舍。很显然，在最为理想的“A选项”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次佳的“B选项”远比否决它，继续施行绝大多数香港市民无法忍受的“C选项”要好的多。
早于人大常委会为香港政改划线之前，就曾在《正义语言难掩心中鬼胎 港普选崩盘谁最开心》一文中明确指出：长期以来，在香港有两小撮人非常想让香港此次政改崩盘，一类是以“梁粉”为首的既得利益者，因为只有政制原地踏步，梁振英才有机会能在特首的位置上坐多5年，这些人才可以继续分得属于自己的那杯羹。而另一类人则是香港的激进派，他们内心中其实也期盼一切照旧，并不希望见到普选，这样他们只需要大骂“小圈子”选举不公，就有机会晋身立法会，其势力便有可能获得又一次增长的机会。从很大程度上说，在讨论香港政改问题的过程中，中间派的、代表大多数的理性声音被掩盖，正是源于以上这两类别有用心人群的刻意操作。
倘若到了这个时候，主流民主派的内部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认为有必要“彰显团结”，硬要摆出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姿态，扬言“任何受制于人大“8·31”决定，设计出来的政改方案，27名议员都会否决”，那么双方的沟通渠道只能越来越窄。而如果政改工作陷入中央坚持大原则不退让，泛民又不断地以强硬方式作出回应的恶性循环，香港社会只能愈发地走向撕裂，而所付出的代价最终只能是由700万香港市民含泪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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