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部袁贵仁上月放话禁止西方价值观念教材进入高校课堂，之后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公开表示反对将意识形态问题极端化，让人印象深刻。他最近在北京参加“两会”时再度发表亮眼言论，表示自己的校长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是丢人的事”，引发有关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谈及中国大学去行政化问题时表示，自己的职务后面加了副部级是件丢人的事，希望能加快大学的去行政化。
龚克：乐见大学校长走向仕途
对于名牌大学校长都走向仕途，龚克表示，斯坦福的教务长可以变成国务卿，日本过去的文部大臣基本上都是东大校长出身，中国的政治体系里，过去从大学走到政府部门相对较少，所以大学校长走向仕途他很乐见。
中国媒体盘点今年成为部长的大学校长，当中包括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转任环保部部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转任工信部副部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侯建国转任科技部副部长。
龚克还自认，“我兼职也非常多”，一方面反映各种社会团体希望有专家参与，还有一些兼职是从校长职务衍生出来的，但对于校长兼职，一是要防止过多，分散校长管理学校的精力，而是要防止校长利用社会兼职攫取个人好处。
“副部级”加身“丢人”的原因
龚克指校长后面加副部级“是丢人的事”，在网上引起不小回响。许多人表达了对表达对高校过度行政化的反感，认为要让高校回归本真、重铸大学精神，就应该让教育家办校，让教授治校，让学术远离官场。但也有舆论质疑，在当前环境提出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并不实际。时事评论员朱清建认为，龚克之所以把“副部级”加身看做是“丢人”的事，是因为他身在其中深感其羁绊，外加近来社会、媒体、舆论的去行政化宣传，愈发感到作为高校教育管理人员戴着行政化的帽子，是件丢人的事。
他在中国青年网撰文指出，“副部级”加身，让校长们“教育管理不能尽心，从政为官不能尽力”，不能专注教育、专注管理，而“副部级”校长更要做副部级该做的事，行政的强制和霸道让校长们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也有点傻傻分不清楚。所以，校长加“副部级”后缀，就好像在说，这是一个不够称职的校长，从这个意义上说，校长职务后面加“副部级”是让校长感觉丢人的事。
舆论热议高校去行政化
荆楚网署名“任君”的文章则认为是龚克的表态对人才的尊重、对学术的崇拜，与之对应的，就是权力的自我约束。《北京晨报》评论员郁晓东则认为其表态体现出了一位有学者风范的高校管理人胸中的格局，“这个视副部级若等闲的态度，非常令人佩服，也跟当下官场的某些风气大相径庭”。
在中国，选学校、市场竞争，甚至某些机构在行使执行法律法规职责的时候，都要先看一下对象的行政级别，郁晓东认为这样的情况既荒唐又现实。本应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却因为权力的不同，站在了社会阶层的不同阶梯上。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大家都在斤斤计较着级别的不同，不仅仅是官员们自己，社会上也普遍存在着看级别下菜碟的情况。
无行政级别干不了事？
荆楚网评论员韩睿则指出，学者行政化与官员学者化是选拔干部、提高干部领导水平的两种方式。但学校作为教书育人的圣殿，管理者必须去行政化，因为这是做学问，不是做官。学校去行政化，可以给校园一片宁静，并培育成一片乐园，对于学生的鄙薄功名、淡化利益，促进身心健康成长，也是有益无害的。
但红网评论员高亚洲质疑，在当前的体制下，拥有分配资源权力的人或部门都有行政权力和行政级别。如果高校校长被阻拦在权力之外或者主动退出，将导致无人为高等教育争取有限的资源。
他指出，中国目前是以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住房、医疗、政府谈话、民间交流，全跟官级连在一起，没这个什么都干不了。如果全社会都是行政级别为导向，那单独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就是贬低教育。而坐拥副部级地位的南开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当下高等教育体制下的受益者。期许让懂行人专研行道
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些年上到教育部下到一些重点院校自身都在尝试着对现存的行政化现状进行改革，可结果还是收效甚微。荆楚网一篇评论文章指出，校长官员化、学校行政化导致校长以及教师队伍大多似乎对教学不感趣，心思很多用在行政级别提升，科研项目争取之上。行政在教育资源分配上起到决定作用，因而才有二十几个博士、副教授去争取副处长职位的“壮举”，乃至腐败也在教育部门滋生蔓延，出现校长落马的悲剧。而许多学校在教学成果上难以出成绩，学校老师对学术专业问题上却频频出现雷人语言，不禁让人质疑：进学校有什么用？
对此，文章认为教育去行政化就是政府部门只需对高校进行宏观管理，政府部门要带头依法示范，不得直接干预学校的办学，动辄用行政权力，对学校指手画脚。校长去除行政级别不是不可能，关键是让懂行的人专研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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