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日军组织卖淫业内幕
日本妇女
上个世纪末，一位中国史学工作者在整理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个名叫阿马利多·维斯帕的意大利间谍在30年代写下的自述。自述详细而真实地记录了他在中国东北期间为日军做事，后来帮助中国抗日游击队的曲折经历，自述揭露了日军统治东北时令人发指的暴行，这其中还包括了一个日本派7万妓女到东北为国家赚取军费的故事。
遭关东军威逼当了日本间谍阿马利多·维斯帕是意大利阿格拉人，生于1888年。24岁时，他作为一名记者周游世界，足迹遍及南美、澳洲和亚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受雇于协约国，来到中国东北搜集情报，开始了间谍生涯。一战结束后，他进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的特务机关，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国籍。
1932年2月的一天，一个日本军人突然闯进维斯帕的家，声称关东军特务机关头目土肥原贤二要见他，将其强行带走。土肥原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与维斯帕相识，对维斯帕的情况十分了解，他觉得能让维斯帕这样一个老牌间谍为日本工作，对控制东北大有好处。于是，他用威逼、恐吓的手段迫使维斯帕就范。
一见面土肥原就说：“维斯帕先生，我不是邀请你，而是通知你，从今天起，你必须替日本工作，你的家人已经被我们控制。我的习惯是枪毙那些显然对日本抱有恶意的人。”“九一八”事变后，维斯帕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残暴，但在土肥原的威胁下，他别无选择。
随后，他被带到日本关东军情报局局长的办公室。局长说：“日本是一个很穷的国家，我们必须设法让中国人支付日军占领满洲而花费的高额费用。为此，日本当局已经向一些可靠的商人发放了垄断经营权，包括在中东铁路走私货物、经营鸦片烟馆、输入日本妓女、开设赌局等。这些商人会向日本政府交纳巨额款项。因此，我们谍报部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保护他们的利益。同时，我们还要用间接的手段，强迫中国人、俄国人，特别是犹太人，交出他们的大部分财产，而不让他们知道这是日本人干的。你的任务就是利用西方人的身份，秘密从事这一工作。”维斯帕被逼无奈，只好答应了日军的要求。从这时起，维斯帕成了一名日本间谍。在此后近5年的时间里，他参与和目击了日本人干的许多罪恶勾当。后来，他把所见所闻详细记录了下来。
披露日军组织卖淫业内幕维斯帕在自述中，记录了日本官方经营的卖淫业的盛景。
开设妓院是日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手段之一。“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专门指使一些商人成立公司，从日本国内输入妓女。这些公司把许多日本妇女送往中国东北，供给妓院、茶室、酒吧、舞厅和饭店。为了扩大规模，日本许多大公司和银行也都在这个行业里大量投资。
在哈尔滨，输入日本妓女的公司开设在托尔戈伐亚大街。门口由日本宪兵把守，不论国籍或人种，任何人都可以进去包租女子。那些开设大妓院的日本老板进入时，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们往往被领到一个豪华、漂亮的欧式房间里，翻看大本的影集；影集上的每一名女子照片旁边都有一段文字，标明这些女子是否是处女、高矮胖瘦、文化程度以及歌舞技艺等等。
如果人选能够确定，双方要签订一个合同。合同规定了包用的价格和时间。大多数合同规定的包用时间是5年，老板要预付25%的包银。大约半个月或20天后，老板就会接到银行的通知：“货物”到了，请支付“货”款的其余75%。于是，老板就会到银行交清“货”款，取得收据，把收据交到公司，然后在公司职员带领下，到一个汇集女子的旅馆当面提“货”。
按照哈尔滨的惯例，每当一家妓院包到一批新的女子，都要把她们打扮一番，然后让她们乘坐彩车招摇过市。车上有大幅广告，上面写着这些新来的姑娘的种种优点，而写得最明显的自然是妓院的地址。
日本妓院老板的兽性在远东是臭名昭著的，他们把手中的女子当作奴隶，任意践踏、辱骂、毒打甚至杀害。假如一个女子不堪忍受而逃跑，警察就会像追捕逃犯一样将其抓回，交给主人。逃跑者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合同期满后，大部分妓女将被送回日本。维斯帕经常会听到妓女这样说：“几个月后我的合同就要满了，我要回乡去，跟父母为我找的男人结婚。”妓院的存在往往伴随着烟馆、赌场的出现。这些在日军统治下具有合法地位的阴暗场所，充斥于东北三省。在黑龙江和吉林共有550家合法妓院，拥有7万多名日本妇女。仅哈尔滨一地就有妓院112家、烟馆56家、吗啡商店194家。日本用妓女的钱发动战争
日本的“家”的制度下，认为儿女是家长的个人财产，家长有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无论是买卖还是典押。日本在模仿中国的法律制订律令的时候，就把中国法律中的“十恶”中禁止近亲买卖的“不睦”除去了，把原本的“十恶”改成了“八虐”。
日本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日本买卖儿童和近亲结婚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穷人由于生活所迫，都会把孩子卖掉，特别是江户时期，人口买卖的情况更是十分盛行，有些日本家庭由于交不起年贡，就拿子女当作抵押。
日本贩卖儿女主要的对象还是女儿，在日本的封建社会后期，娼妓的情况十分严重。很多女孩被卖掉之后都会成为娼妓，而家庭基本就要依靠这些女孩维持。《日本女性史·近世》中记载显示，普通的农村女孩卖给妓院只能换到十三两钱。即便如此，被卖掉的女孩也毫无怨言。因为她们接受到的教育就是为了家的利益，为了孝敬父母，牺牲自己的幸福是应该的，所以日本的女孩子为了家庭而被卖掉，不仅没有人鄙视，甚至还会受到人们的称赞。日本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还因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日本人认为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仆人为主人服务是奉公，而女人出卖肉体同样也是奉公。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之元勋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说，“我不希望废除游廓”，这里的游廓也就是妓院。他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来说，做妓女是高尚的，因为她们是为了尽孝道才去出卖身体的。
当时的日本，表面上似乎看不到买卖少女的行为，其实这种事情还是普遍存在的。虽然日本人表面上说是“出赁”，但这个事情的性质依然是买卖，而且很多父母也愿意为了几百元而卖掉女儿。
他们和买卖少女的经纪人谈妥之后，经纪人会付给父亲一笔钱，然后把女儿留下。女儿之后需要做的就是靠出卖身体赚回自己的自由。每次和客人做爱之后，女儿都能拿到一些小费，用这些钱就可以逐渐还清这笔债务。不过一般都需要几年的时间，除非遇到有钱人，愿意付出一大笔钱把少女从妓院买回家。这对于日本的卖淫女来说，是一个美丽的梦。
虽然也有一些日本人对以上的现象颇有微词，甚至有些人还提议取缔它，但是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无所谓。那些喜欢光顾妓院的人更是不同意取消，甚至一些地方官员还建议应该让妓院更加繁荣，以此带动消费的动力，增加国库的收入。明治时期色情业繁盛
德川幕府制订的“游廓政策”，导致当时的日本人大约有三成左右患上了梅毒，而日本人的风俗习惯和国民性格，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到了明治时代，妓院的繁盛情况不仅没有减弱，甚至还借助“中日甲午战争”而更加兴旺。历史记载显示，在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之时，日本的军人在一年之内就在人口只有10万的出兵港口广岛，留下了2,000多个私生子。
明治后期，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嫖娼的情况也因此更加严重。有人在当时做了一项调查，在吉原游廓的门前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统计一下进入游廓的嫖客人数。在晚上八点到九点，一共有1900人出入。其中14岁以下的大约有50人左右，14-17岁左右的大约是170人左右，17-24岁的大约500人。当时的年轻人后来回忆嫖妓的经历时说：“那时逛妓院就像上厕所”。
明治时期色情业繁盛的原因，就和江户时代德川家康提倡的“游廓政策”一样，当时的明治政府对游廓表示出了相当的支持和保护。当时的伊藤博文因一句“不希望废除游廓”，被日本人男人视为“唯一的英雄”，而他本人也是公认的“色男”。据说平时和他交往的女性基本上都是艺妓，甚至他的妻子梅子也是艺妓出身。伊藤博文认为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醉卧美人膝，醒握天下权”。
明治时期之后的大正时期，在色情方面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大正时期没有多久，但是这一时期却将嫖娼业发展到了极致。明治后期，嫖娼主要以公娼经营为主，而到了大正时期，各种各样的艺伎馆和私娼馆相继出现，数量比公娼多出了两倍还多。
“慰安妇”制度
昭和时期，由于日本东北地区的饥荒和“太平洋战争”，更令日本的色情业出现了惊人的突破。卖女儿的情况在此时最为严重，“慰安妇”制度也在此时出现。
由日本长久以来的娼妓历史中，就可以发现色情的繁盛和衰败和日本社会的经济、政治是紧密相关的，同时也和日本女性在历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关系。日本男人为了主人牺牲自己，而日本女人则为了男人奉献身体。渐渐的，男人为了国家牺牲，女人为了战士献身，都成为了十分正常的事情。这也为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经济海外卖淫，为了鼓舞军人的斗志而做慰安妇奠定了基础。明治时期，明治政府推出了“殖产兴业”政策，主张优先发展工业。这个政策导致大量农民破产，农民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困境。明治中期，政府针对日本经济实力不强、资本积累不够、在国际上影响甚微的情况，提出了“富国强兵”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人再一次发扬了他们的传统，从女性身上下手。
日本女性觉得既然为了家庭可以卖身，那么为了国家卖身又何尝不可呢？于是甘愿成为日本政府振兴国家经济的工具。一批又一批被称为“黄色娘子军”的日本妇女，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和亲人，来到了海外。
日本“南洋姐”
据1911年统计显示，日本到海外卖淫的妇女数量超过了2万人。这些日本妓女被人们称为“南洋姐”。
“南洋姐”这个称呼，如果使用中国汉字写的话就是“唐国行”。“唐国行”指的是从幕府末年，经过明治时期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大正中期，那些远离家乡到外国卖身的日本妓女。当时，在西伯利亚、中国内地，东南亚各国，甚至印度、非洲都能看到日本妓女的身影。这些日本妓女的籍贯以九州的天草岛、岛原半岛最多。
虽然当时中国各地都有日本妓女出现，不过上海、香港、关东地区、南洋地区则是这些妓女的主要集中地。明治十九年时的中国上海，日本人在此定居的人数大约是700人左右，而这里的设施有一半以上都是娼妓馆，其余的就是邮船支店、三井物产支店、乐善堂药店和几家杂货铺。香港的情况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903年，俄国在中国关东地区的租借地旅顺做了一项调查，在这个地区的日本妓女一共有201人，当时是日俄战争爆发之前，而到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根据统计显示，关东的日本妓女迅速增加到了1,403人，占到当时日本人人总数的一半还多。估计当时在满洲各地的5,000多个日本人中，有70%都是妓女。
另外，从上世纪初年以来，妓女就开始聚集到南洋地区，当时由于橡胶和锡矿的开采，南洋地区经济十分繁荣。日本的妓女到来之后，凭借她们的温柔和美丽很快就成为好色男人们的宠儿。
日本妓女为了国家甘心出卖自己的身体。日本的山崎朋子针对“南洋姐”的悲惨历史，创作了一篇纪实作品《望乡》。之后这部作品还被改编成为了同名电影，影片把妓女的海外生活表现的淋漓尽致，而影片中的主角阿崎婆，成了日本海外卖春女的代名词。
《望乡》的主角阿崎婆的命运十分悲惨，在日本的妓女中，有很多人的命运甚至比阿崎婆还要凄楚、悲凉。《望乡》的作者山崎朋子在作品中引用了有关海外妓女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展示了更多日本妓女坎坷、悲惨的命运。有一个18岁的少女八木品美，她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人，在父亲病死3年之后，她的母亲包办了八木品美的婚姻，而八木品美因为不想结婚而离家出走到了神户。到神户之后，她遇到一个男人说要介绍一份好工作给她，于是八木品美就随着这个男人上了去香港的船，最后沦为了妓女。
也有些性格刚烈的女孩宁死不从。例如山口县吉敷郡平川村有一对姐妹，姐姐19岁，妹妹17岁，她们一上岸之后就被命令接客，姐妹二人无法忍受这种生活，她们决定自杀。一天早上，她们趁着其他人还在睡觉的时候，光着脚跑了出来，寻找自杀的地方。当她们来到海边的大栈桥准备投海自尽时，被人发现。
在加藤久胜创作的《船长日记》和《海员夜话》中，记录了很多开往中国的日本轮船上的事情。
人贩子在船上的时候，一般都会把女孩藏在船底的煤堆里。这里无论是白天黑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船越往南走里面的温度越高，就好像蒸炉一样。明治末期，有人把十几个女孩藏在运煤船里，由于人贩子受到了船上其他人的怀疑，所以不能给女孩送水和食物，这些女孩只能忍饥挨饿。
几天之后，由于船室缺水，终于有人打开了煤舱的门，发现了里面满脸煤灰和血的姑娘。另外还发现了几个女孩的尸体，她们都咬住水管，满嘴鲜血。在一旁还有两个男人的尸体，身上都是抓伤和咬伤。
除了煤船上发生过这样的惨案，在藏水的水槽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几个女孩被人贩子偷偷的送出境，他们把女孩藏到了空水槽中。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水流进了空水槽里。女孩们吓坏了，不断的喊叫，但是没有人听见。水一点一点的漫过了她们的身体，几天之后，船员发现从水管接出来的水有头发和白泡，而且还散发着一股臭味。于是，船员去水槽查看，发现由于南方气温高，水槽里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了。
其实这些不幸死去的女孩远比当妓女的要幸运，那些做了妓女的女孩，在外国没有任何生活保障，老板对她们随意打骂。如果不幸得了性病，也不会有人给她们治，只能默默的等死，直到病情恶化，全身溃烂，含恨死在异乡。
在西伯利亚一带的海外日本人，往日本汇款大约数百万元，而在这些钱中，至少有63万都是来自海外妓女。在日本原始的积累中，充满了妓女的艰辛和痛苦。她们不仅为了家庭和国家，牺牲自己的自由、幸福和青春。
在《福冈日日新闻》上登出的文章《女人国》中写道：“从岛原的小滨署管辖内的4个村子远渡海外的女性，去年向家乡的父兄汇款达1万2千多元。全岛原的30个村子，合计突破3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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