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工农红军时期，中共军中就有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及陕北的十五军团等几大山头，此后又有八路军三个师、新四军，一、二、三、四及华野五个野战军等山头，中共建国后直至改革开放后几次大裁军原有的山头才告消灭。在这些大的山头之下，还有一些小一些的山头，比如三野华东野战军之下，就有因历史原因形成的山东、苏北两大山头。山东军队来源于八路军115师，领导人是许世友、谭震林；苏北军队即是新四军，领导人是陈毅、粟裕，两军组成华野后统一由粟裕指挥，但许世友等人并不服气。1948年8月，大战来临之前这种不服气表面化，不和谐之声频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粟裕强力批评军内的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宗派山头主义，重组山东兵团，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因病继续离岗休息。
粟裕与夫人楚青
战前不和谐的音符
1948年8月10日，粟裕根据毛泽东“由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的指令，将拟定的攻打济南3个作战方案上报毛泽东并告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等人。他认为，以执行“攻占济南与打援同时进行，但应有重点配备与使用兵力”的第三方案为最好。
电报中，粟裕还特别指令山东兵团：“请许（世友）谭（震林）刘（少卿）加速完成攻济之各种准备，并布置邹（县）、藤（县）间之打援战场。”
粟裕令许世友、谭震林于山东兵团参谋长刘少卿“完成攻济之各种准备”，说明一开始便准备让山东兵团司令部负责攻济，总指挥虽尚未明确，但司令员许世友自然是合适人选。
毛泽东复电说：“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协作，以达既攻克济南，又歼灭一部援敌之目的。”随后，粟裕开始与麾下将领会商、补充作战计划，统一攻济打援的设想。
华东野战军外线与内线共四个兵团重新会合集中后，因分隔一年之久，内部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和谐，组织纪律观念有所淡化。8月16日，粟裕前往兖州，准备与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进一步会商作战计划。4天后，他与谭震林在曲阜会面，而许世友正在胶东疗养，未参与计划的商讨。几天后的8月25日，粟裕和谭震林报告毛泽东：“攻克济南信心甚高。”毛泽东发现许世友未在电文出现，当天致电粟裕和谭震林说：“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
王建安原为8纵司令员，之前跟随粟裕外线作战，逐鹿中原，转战豫东，刚调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不久。毛泽东解释说：“因王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他最后还以商量的口气说：“如何，请酌办。”
让许世友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本是粟裕最初之意，8月10日便有指令，因其生病未到岗，而作战计划又由华野总部拟定已就，剩下的事情便是按部就班攻城，智勇双全的王建安完全可以胜任，因而未催促许世友到任。
但毛泽东特别点将，粟裕只好遵从，随即给许世友发出了带病回部的指令。8月28日，粟裕与谭震林一道复电毛泽东，报告说：“已令许世友回部参战。”
攻城作战急需的是炮兵，粟裕最期待倚重的是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因陈锐霆正在中央驻地西柏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和豫东战役战况，他又致电中央军委转陈锐霆，请他于9月1日前赶回兖州。陈锐霆随即奉命如期赶到。
8月25日至29日，粟裕以华野代前委书记的身份，在曲阜主持了各纵队以上将领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制定攻济打援的具体作战部署。许世友因病未及时赶回参加会议，对具体部署不清楚。
如何安排华野全军15个纵队的攻城和打援任务，粟裕做了精心考虑。早在7月16日建议华野内外线兵团协力攻济打援时，粟裕便决定从外线兵团中“抽出几个长于攻坚的部队参战”，也就是参加攻城作战。华野全军以攻坚著称的是3纵与8纵。
3纵由解放战争之初的原山东野战军8师改编而来，矿工出身的指战员较多，擅长攻城爆破与巷战。1946年12月宿北战役中攻打峄县，3纵便崭露头角旗开得胜，被粟裕将其攻坚经验推广到其他部队。
豫东战役中，粟裕运筹“先打开封，后歼援敌”，又交给3纵与8纵拿下河南省会开封的任务。战后蒋介石的国防部惊呼：“共军表现特异”，“敢攻袭大据点”。若让这两个纵队参加攻打济南城，一则可以发挥他们的攻坚长处，迅速拿下济南，二则可以融洽华野全军会合后各纵队之间的关系，消弭逐渐滋生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缺点。粟裕最初也正是这样设想的，不过10纵司令员宋时轮对自己部队总是阻援打援有不同意见。早在8月24日，粟裕交给宋时轮的任务是：“六、十两纵归宋（时轮）刘（培善）赵（俊）统一指挥”，“负责布置微山湖以东、官桥以北津浦路及两侧地域，构筑坚固防御阵地工事，具体部署由宋刘研究决定”。
原华东野战军10纵司令部作战参谋田畦后来回忆说，济南战役初始，10纵任务为“阻援打援”。田畦请示宋时轮，如何起草命令？宋时轮说：“不能让我们的部队光啃骨头不吃肉！”说完，他驱车前往华野司令部找粟裕请求攻坚。约半小时后，宋时轮高高兴兴回来了，下车即命令田畦：“小田，起草命令，攻城！”
粟裕答应宋时轮请战后的部署是，将10纵与8纵调整了一下，保留了尤善攻坚的3纵，准备令其与10纵一道参与攻城。擅长打阻击的宋时轮终于得到了一次“吃肉”的机会，自然乐不可支。但曲阜会议上讨论作战部署时，如愿“抢”得攻坚任务的宋时轮忽然意外地闹起了“情绪”。
事情的缘起是“七月分兵”不久的1947年8月，率10纵在山东梁山地区配合刘邓大军南下的宋时轮，被国民党邱清泉的第五军等部所迫，奉当时指挥外线作战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命令，北撤黄河。因战况紧急，仓促之间，北撤造成了较大的损失。一共损失了官兵1500余名，随军民工4000多名，骡马500余匹。
当时还在内线作战的陈毅和粟裕闻报后，致电陈士榘、唐亮并报毛泽东，批评说“你们应克服急于转回内线的情绪”，同时指出“十纵自动移至黄河边，致敌尾击，损失较大（该纵只报损失骡马5百余匹，人员损失迄未报，内部问题颇多）”。
随后，粟裕在单独致电华东局负责人饶漱石、黎玉等人并报毛泽东的电报中说：“昨始悉10纵于郓城地区与邱（清泉）顽激战数日后，竟自动转到东平湖西黄河南戴家庙等地之狭小地区休息，致为敌进击，被迫做背水战。除去弃骡马5百余外，并伤亡损失两千余人，失步枪6百支，机枪数挺。现该纵已全渡黄河北之张秋镇、阿城镇一带休整。”
毛泽东也十分吃惊，致电陈毅与粟裕，批评说“宋（时轮）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宋时轮受到华野总部与中央军委的两级批评，颇感委屈。他认为自己率部北渡是执行（陈士榘）命令的行动，不是自由行动，有机会一定要说清楚。然而北渡一事当时没有文字记载的命令，最好由命令者陈士榘自己说清为好。他作为受令者，空口无凭不便直言。
因损失重大，陈毅、粟裕对责任问题很关注。8月29日，陈毅专程前往张秋镇看望10纵将士，宋时轮详细汇报了从受领任务到北渡黄河的全过程。但华野分兵三处，作战频繁，一时难于处理。直到10月10日，陈毅和粟裕才致电毛泽东并告宋时轮等人的电报，说：“申明前次北渡的责任问题，此时由于敌情紧迫，且是按（陈士）榘、唐（亮）指示执行的，以后在西兵团经验检讨中，再详谈”。虽然事情已经由华野总部得出明确结论，但宋时轮似乎并未完全释怀。这次曲阜会议，他认为是一个“详谈”的难得机会，但与会的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不首先说明，他也还是不便开口，因而决定通过“闹情绪”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
当参谋长陈士榘在粟裕发言后宣布作战任务，谈到3纵、10纵和鲁中南纵队一部组成攻城西集团时，刚刚“抢”到攻坚任务的宋时轮，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转弯，提出10纵兵员和枪支弹药的补充问题，说“如无补充不能再打”。
粟裕颇感奇怪，当场耐心地做了解释，宋时轮依然不满意，竟不顾纪律中途退出会场。随后，他又向华野前委写报告，说“请求去东北休息”。
大敌当前，大战正起，可以代表军委执行军纪的代前委书记、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知道有仗不打不是宋时轮的性格，因而决定仍按原定部署安排作战任务，同时决定会后继续找宋时轮了解情况。
曲阜会议形成的济南作战部署是，将华野全军初步分为攻城和打援两大集团，其中又细分为攻坚、打援、阻援和扫荡4个部分，具体是：
一、攻坚集团，由东、西两个兵团组成：一是以原山东兵团的9纵、13纵及渤海纵队（6个团）共24个团为攻坚东兵团；二是以原华野外线兵团的3纵、10纵及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19个团组成攻坚西兵团。
二、打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所属的1纵、6纵、中野11纵、山东兵团的7纵、苏北兵团7个团和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52个团组成。
三、阻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4纵、8纵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共20个团组成。
四、扫荡部队，由原华野外线兵团的两广纵队和野司特务团组成。
粟裕这一作战部署的要旨是，为保持指挥上的高度统一和内部团结，克服“七月分兵”后带来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特意将集中作战的华野全军混合编为攻城与打援两大集团。
山东兵团下辖7纵、9纵和13纵三个纵队，以及其指挥的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共10万余人，约占华野全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但参加攻坚即攻城集团的仅为山东兵团的大部而非全部，其所属的七纵和半个鲁中南纵队被划入打援集团。
与此同时，粟裕为加强攻城集团的兵力，将华野外线兵团的3纵、10纵、特种兵纵队的一半(含炮团、工兵团和坦克分队)投入攻城作战，战役发起不久又将两广纵队与野司警卫团编入攻城集团。此外，粟裕还安排了渤海军区部队、华北冀鲁豫军区部队参加攻城作战。攻城集团东西两个兵团总兵力为14万人，其中原山东兵团部队约8万人，占攻城集团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攻城集团中的原华野外线兵团部队和其他部队人数约6万人，占攻城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
攻城集团的主力是9纵、13纵、3纵和10纵，即山东兵团和外线兵团各占两个。因而，攻城集团中原山东兵团部队虽占多数，但并不是攻城集团的全部。
这种两军会合后为融洽内部关系、加强团结、防止山头主义的混编，毛泽东早在长征途中便实施过。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毛泽东便将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四、30军组成，归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统率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九、31、33军组成，归张国焘与红军总司令部统率行动。
有这一典型的先例，济南城下粟裕的安排也就于法有据了。
8月31日，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联合署名将作战部署上报毛泽东，攻城战斗，拟定于9月16日开始。毛泽东于9月2日复电说，“完全同意”他们“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得到最高统帅部的认可，粟裕当天便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名义，正式签发了华东野战军济徐作战（即攻济打援战役）预备命令。命令中，他指定攻城集团由原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阻援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打援集团则由华野总司令部直接指挥。
同时，他还指令攻城集团中的东兵团由原山东兵团9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指挥，西兵团由原外线兵团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明确规定有夺取机场断绝守军空援任务的西兵团为主攻方向。
随后，粟裕前往10纵，谭震林前往9纵，代表华野前委分别看望攻城部队，并作战前动员。谭震林于9月5日还召集了山东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说：“华野前委研究决定并经中央批准，由许世友、王建安和我指挥攻城集团”。
作为代司令兼代政委的粟裕更忙。9月4日，他一面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上报了宋时轮在曲阜会上的异常表现，表示“我们现正与其谈话，尽量说服其参加攻济战役”，“结果如何最后再报”，一面抽出时间找宋时轮做工作。
宋时轮也意识到了行为莽撞，向粟裕解释说他之所以闹情绪，是因为对去年被批的“自动北渡”有异议，野战军总部虽然已经修正，但当时说“北渡责任待后再谈”，一直没有具体结果。9月5日，粟裕电告毛泽东，说宋时轮“经9月4日晚三度谈话，思想已通，仍回第十纵队工作，指挥攻济西集团第三、十纵队和鲁中南纵队作战”。几个小时后之后，毛泽东对宋时轮的处理意见也到了华野司令部。他相当震怒地复电粟裕说：“宋时轮行为极不当，应予撤职。”
但宋时轮经粟裕说服，思想已通，开始愉快地走马上任，履行攻城西兵团总负责之责，9月9日还向西兵团下达了作战命令。
因而，粟裕于9月12日上报毛泽东，建议说：“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毛泽东表示尊重粟裕的处理意见，回电说：“准予保留撤职处分，以观后效。”为起警示作用，他还特意要求粟裕将前一份电报和本次电报一并交宋时轮本人阅看。
宋时轮的事情得到解决，许世友这边又有了问题。曲阜会议期间，粟裕与谭震林奉毛泽东指令，电令许世友回部参战后，许世友未见动静。
9月7日，一直记挂此事，未见回音的毛泽东致电华东局并告华野粟裕、陈士榘、唐亮，说攻济需要许世友担任指挥，他现在何处，何日可到，盼告。
许世友得知毛泽东再次催促后，连忙先就近赶到华东局驻地，首次看到了华野司令部签发的济徐战役预备命令。他认为这一攻济打援部署没有集中兵力，因而于9月8日通过华东局电台致电粟裕，首先建议将攻城西兵团中的两个纵队抽一个纵队到铁路以东。
粟裕当然知道集中兵力的重要性，问题是何处急需集中兵力。他没有当天答复许世友，而是于第二天与谭震林签发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后，赶到攻城集团的西兵团，参加了3纵、10纵和两广纵队的作战会议，还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宋时轮汇报说，济南机场及其外围防守兵力已达5个旅，正日夜赶修工事，3纵、10纵两个纵队均感吃力，至少要拖长时间。
粟裕返回华野司令部驻地大柏集后，致电负责攻城的许世友和谭震林，要求从攻城部队东兵团中抽调13纵全部至少一个师，协同西兵团完成迅速攻占机场的任务。
9月10日，他又正式答复许世友，否决了其从攻城西兵团抽调部队到铁路以东的建议，说：“攻济之第一步要求，似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目标”，“攻城第二步再以主力转向济城即商埠”。虽然粟裕自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初便是华野副司令员，指挥过许世友进行过多次重大战役，他与陈毅又于5月14日明确电告华东局：“陈（毅）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但他毕竟仅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与可以名正言顺“撤职查办”的正式司令员兼政委一职有一定距离，而山东兵团又独立作战过一段时间，大兵团集中作战所需的高度统一观念有所淡薄，本位主义有所抬头，因而粟裕的指挥环境比较艰难，需要用不少的精力调整内部关系。
9月11日，许世友赶到了攻城总指挥部。见华野总部不同意抽调攻城西兵团部队，他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说“从部署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部署好，不能变动，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
他还说：“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
许世友初到前方，对攻济打援部署的指挥关系似乎尚未完全清楚。
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由华野全军混编而成，华野济徐作战预备命令中已明确规定许世友负责攻城，陈士榘负责阻援，华野总部直接负责打援外，还负责全军三个集团的指挥。因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的对象不是军委和毛泽东，而应该是华野司令部和粟裕。
毛泽东收悉电报，知道许世友已经返部履职，复电说：“你已到前方，甚慰。”
他说：“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他耐心地解释了攻城和打援的关系：“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对于攻城两个兵团的兵力部署，毛泽东也非常支持粟裕的安排。
他向许世友解释说：“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他强调说：“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
对于许世友请示的“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的说法，毛泽东说明“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后，再次明确：“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也就是说，无论攻城，还是打援和阻援，都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负责总指挥。毛泽东如此强调，表明了他对粟裕指挥环境的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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