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个星期，新界及尖沙咀都有反水货活动，而且情况愈来愈失控，令人感到不安：有商铺被迫关门，也有不是走水货的市民无辜受滋扰或欺凌。
内地水货客遭包围
尽管活动组织者试图把他们造成的混乱归咎于政府，但对于这种激进非理性的行为，必须向社会传达一个强而清晰的信息，这并非为了香港的旅游业和经济，而是为了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仅因为不满或沮丧而发动这些行动，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他们这样做，社会就会大乱。
人们可以对很多事情不满：有人深信综援被滥用，而辛勤工作的市民却得不到援助；有人痛恨那些月入8万港元、驾驶豪华轿车的人仍住公屋，有些人却在公屋轮候册苦等多年不果。更有些人相信：拥有超过一个物业的市民是房价飞升的罪魁祸首。
这样例子不胜枚举。那么，会否有一天，综援受助人、公屋租户及拥有多个物业的市民在街上被围攻侮辱？
走水货在香港并不违法，而购买化妆品、电子产品来转售也没有罪。每当有新iPhone推出时，香港很多市民都会忙于登入苹果网站订购，难道他们真的对iPhone如此着迷，马上就要入手？其实大多数买家都只希望把手机卖给水货客获利而已。我们不应该持双重标准──同样的事，对我们有利时就认同，对我们不利时就反对。
更重要的是，如我们认为有人从事非法活动，就应该向警察或相关部门举报。如怀疑有人违反逗留条件或违反地契条款，就应该举报他们。如发现有政府部门失职，可以向申诉专员投诉，甚至可以和平地抗议。第三，1976年吉林省怀德县的统计：在已婚青年中，与农民结婚的占74.8%，知青之间结婚的占17.9%；与职工结婚的占7.3%。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一首知青歌曲唱道：“人家的丈夫，当官拿数数（四川方言：钱）；知妹（四川对女知青的简称）的丈夫，年终要倒补。”“人家的丈夫，都有楼房住，知妹的丈夫，光呀嘛光屁股！”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擢升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文革”结束后，她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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