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3月9日，在参加吉林代表团审议时，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再次提及政治生态的话题。但是外界的注意力先是被郭伯雄之子郭正钢落马所吸引，后又被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的被查而震惊。反腐的话题太能撩动人心，所以习近平的相关表述并未引起媒体关注。其实，自从十八大接过中共的最高权杖开始，反腐整风都不过是不得不为之的祛除政治乱象的手段，“政治清明”才是习近平为之努力的一种治国理政的愿景。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政治清明一直是士大夫和普通民众所倡导和追求的政治理念和行政方式。它意味着“清正廉洁,是非分明”，意味着国家权力不被滥用，意味着人民生活在一种公平、正义和透明的社会环境中。南宋陆游诗曰：“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中共十八大的官方报告则将其论述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
绕不开的混沌百年
正如偏航的行船需要矫正航向，未达彼岸之船需要不断起航，“政治清明”被中共现任领导集体公开提出并视作政治愿景，原因很简单----中国社会在不顾一切的经济大发展过程中，也在滋生着太多失范、失序和失规。这样的局面可以一直追溯到清末时期。当时的中国正处在传统与现代碰撞的十字路口，工业革命的成功让强势的西方现代文明带着技术和制度的双重优势，无情吞噬着传统东方文明最后的余光。
而西方炮火和文化的双重入侵，让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难，有识之士所采取的方式是“师夷长技”，清末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口号的提出，到戊戌变法对政治制度的革新，直至最终新文化运动对西方思想的接纳，成为某种意义上扫除传统的阻碍，走向现代社会的门径。然而五四彻底的反传统以及文化姿态上的激进主义，尽管顺应着全盘西化的潮流，但背后所隐含的文化伦理危机，已然成为一种潜藏在社会结构内部的暗流。
从清末到民国，从军阀割据到列强入侵，再到中共建国，一百多年来，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民风以及军事构成，一直处在不停地摸索、试行到推翻重建的过程。而中共建国后，从土改、三反、四清乃至文革，政治强行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野蛮绞杀，让马克思思想在中国的一家独大的同时也失去了自身发展进步的土壤，所以邓小平“解放思想”的号召甫一出台，各种思潮就如雨后春笋般蓬勃肆虐。而前三十年改革开放给经济松绑的同时，却并未对政治结构操刀，政治结构落后于迅速发展起来的经济，唯一的执政党在很多方面依旧保持这腐朽的运转模式，这是腐败的主要根源，导致各种社会失范现象愈演愈烈的顶层原因。1989年的六四民运中，“要自由要民主”、“反官商官倒反腐败”成为当时响彻中国的两个口号，则是民众对官员受贿、官倒等严重的腐败行为愤懑情绪的一种发泄。
官贪亡国，腐所乱世。中国历史上，因为统治集团严重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比比皆是，当今世界上由于执政党腐化堕落、严重脱离群众导致失去政权的例子不胜枚举。六四之后，中共开始认识到腐败的严重性。但核心领导力的缺失，让江（泽民）胡（锦涛）反腐乏力，屡禁不止。中共十八大上，胡锦涛在权力交接之际公开承认中共官场腐败已经泛滥成灾，“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这个问题，它将证明是致命的。甚至亡党、亡国。” 这样的现实，注定了习近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必须从打击贪腐，去除官场污浊风气入手，进而对国家治理体制、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发展结构等领域进行拨乱反正，实现大发展大治理的政治目标。
破乱局 重手祛浊
大乱需大治，大发展亦需大调理。腐败不解决，任何政改和民主实践都会被腐败官员绑架，成为其掠夺国民财产的工具和手段。所以，如何行之有效的推行反腐，成为摆在习近平上台后面对的第一个政治问题。但腐败只是其中治理的一种方面而已，更多的治理与调理领域摆在习近平面前。
从2012年年底四川省原副书记李春城落马，到2015年3月5日原河北省委常委景春华被查，中共落马官员数量之多与级别之高远超前60多年。而且，无论是徐才厚，周永康，还是令计划，这些国级大老虎的背后，无不隐藏着大案窝案，牵扯出众多的依附官员。所以，在反腐进入第二年（2014年）的时候，习近平开始着重打击山头主义，2015年1月7日的《解放军报》更是直接怒斥“小圈子、山头主义就是人身依附”。
但是，众所周知，反腐并不是习近平的最终目的。过去两年，以贪腐和“四风”为表象的党国军队之乱在高压治理下得到初步遏制，三中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四中“依法治国”则充分展示了习近平在政治制度层面与法治基础上的改革雄心—从立法、户籍、区域发展以及国民教育、甚至计划生育等困扰多种中国多年的乱象入手，力求实现三中决议中提及的“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上任以来，围绕着他的政治手段，有关他是左还是右，是毛还是邓的争论已经在舆论场兴衰几次。有政治观察家就认为，长期以来，人们谈论最多的是改革，但往往“改革”这两个字所包含的真正含义却并不清晰。改革，是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一般指各种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宗教组织作出的改良革新。既然如此，用治理的方式来清扫旧有的制度与各类关系，查处腐败也是改革核心内容，甚至经常成为改革的排雷兵。意识形态、政策法规、经济调整和舆论环境等都可属于治理的范畴。所以当外界认为中国的舆论环境收紧，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时，就认为习近平成为所谓的左派、毛派时，这种认识是相当偏面的。
多维博主牛泪也在之前的文章中认为，这种以左右、毛邓为标尺来度量习近平的方法都不够科学。习近平既不是左，也不是右，即不是毛，也不是邓，习近平就是习近平，他不会在左右间寻找政治定位，也不会在毛邓的阴影里施政。固守在左右的视域内，以毛邓为参照物看习近平，就会被习近平在左右之间、毛邓之间甩来甩去，永远得不出正确结论。观察习近平，必须跳出左右和毛邓的僵化视域，用“治乱”和“发展”来判定。
2014年12月在江苏调研时，习近平第一次将自己的政治理念用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加以表述。并随后被中共官媒大力宣传报道。有分析认为，到目前为止，习近平的施政目的其实也很明确----清除腐败淤血，治理党国之乱、社会之乱、法治之乱、意识形态之乱，从根本上改变中共的政治基因，之后才能重新打造一个全新的、干净的、清明的、纯洁的、受到民众充分认可政党和政府。
求发展 力拓清明
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习近平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后被以多维为代表的媒体界称为“第五个现代化”。“第五个现代化”要求广泛的民主、健全的法制、充分的社会公平与之配套，既要实现政治清明、政府清廉、干部清正的政治治理目标，又要在制度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吏治文明方面，齐头并进。它代表了国家治理制度和治理主体的建设水平，能够最大限度把释放制度活力和释放人的活力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强大的改革和发展动力，进而构建起系统、整体、协同的科学治理格局。当然，要实现政治清明，迈向习近平的“第五个现代化”，只依靠反腐显然远远不够。“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2013年1月22日的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的这一表述点出了中共治国的法治化方向和路径。2014年10月20日，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外界的期待与好奇中召开，并于会议结束当晚（23日）发布相关会议公告，5天之后会议决定全文以及习近平的说明随后出台。正如2012年12月26日，刚上任的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所称，“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公正、人心稳定、长治久安，最根本的是靠法治。” 习近平的思路很清晰：要确保现在所做的一切，未来不会因领导人的更替而“翻烧饼”，这也是落实构建清明政治生态的有力保障。
“文以载道，以文化人。”法律或法制当然是一个现代国家的立国之基、治国之本。但纯粹的律法主义远不足以解释人类社会文明甚至政治文明本身。就如有评论所称的，《汉谟拉比法典》和《秦律》堪称两千多年前的法律典范，可终究无法确保古巴比伦文明和秦王朝千秋万代。一个现代国家的合法正当性不仅需要健全的法律或法制，而且也需要健全而高尚的道德伦理和文化精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谈及改革会触动固有的利益格局这个话题时曾对媒体称“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如果说利益格局的改变需要法律来框定，那么灵魂的则需要文化道德方能触及。
身为四中文件起草组组长的习近平显然也意识到，在他的治国方略中，仅有法治还不够。所以除了各种法治理念的阐述，已经发布的四中决定中还包含诸如“德法兼备”、“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的内容。在十八大刚刚上台时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概念时，习近平就已经隐隐带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之意；而一年后的2013年11月，在山东曲阜孔府考察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的发言，则是直接将文化发展与国家发展联系到一起。
今天的中国大陆，处在打击贪腐将由治标转向治本、官场生态破旧立新、而依法治国刚刚起步的阶段，习近平如何通过权力和责任的集中来实现政治清明的理想，实现大国崛起，实现当初他提出的中国梦仍有待观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习近平已经布下了他的治国棋局，而且正在布下更多的局。这注定是一条荆棘和鲜花相伴的理想之路。此处，援引著名报人储安平在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创办《客观》周刊时在创刊号上发表的一段话来结束本文：“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富强康乐的新国家。但要建立一个富强康乐的新国家，须先政治清明，社会安定；政治不清明，无法言建设，社会不安定，无以求繁荣。今日中国正是除旧布新，千载一时；国运前途，皆视我们如何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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