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内地的中小学教育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以北京为例，新教育改革方案出台，不准跨区，小升初一律采取就近入学电脑摇号的方式进行。
听上去，在“素质教育”的口号下，中国教育一直在试图摆脱“应试教育”的阴影，于是就开始注重“综合素质”，“德智体全面发展”成为衡量学生的新指标。同时，就近入学又大大地限制了择校的自由，似乎也有利于教育资源的平均分配。
就近入学，取消升学考试，减轻课业负担-------一切给人感觉都是那么美好。
但现实是各个学校的教育质量依旧悬殊巨大，由此，升学压力也就依然如一座大山般压在家长的身上。在平和美好的背后，竞争依然存在，唯一的区别是这种竞争由公开转变为地下，由学生间的分数竞争，变成了家长间的各种信息，人脉，权力与金钱的竞争。
所以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就会有这样的说法：小学升中学，考的是家长而不是学生。
对于家长的考核，分为以下的几个层次。
首先就是权力的考核。
这也是很多重点中学都会出现的，最明显，最不讲道理的就是所谓的“条子”生源。即没有任何理由，凭借某个神秘的“纸条”就可以入读好的学校。一位重点中学校长曾经在私下里坦言，他们学校的生源，其中一个很大的来源就是被分派接收的“任务”。
放眼中国学校，从幼儿园到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永远都会有那么一部分有钱有势的纨绔子弟，他们上学都是直接凭“条子”进去的，没有其它任何理由。最简单的例子，不妨看看中国媒体曝光的各种“出了事”的高官子弟，比如令计划的儿子令谷，就是北大毕业。再比如前两年被热议的某个“小霸王”，人家在就读美国某私立学校之前，在中国一直都是名牌小学到名牌中学一路读过来的，其中缘由不得而知。
而也只有在中国的所有公立学校都消灭了“条子”生源，才有资格谈教育公平和就近入学！
其次就是利用各种人脉关系，使用物质利益，钻各种教育政策的空子。
在就近入学之外，北京市还一直实行所谓的“推优”政策，即每个小学都会推出几名优秀学生进入重点中学。“优秀学生”的标准就由各种“加分”项目决定，这也就演变为各种各样证书与奖章的化身。而在这些证书与奖章的背后，就自然而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功利目的，甚至连在小学当大队长班干部都出现了这种说法：“低年级当没用，要等四年级以上才有用。”
与此同时，家长们也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纷纷以各种形式进行变相贿赂。从各类奖项的评定到推选大队委，谁都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够比其他人高上几分，由此曾加被“推优”的希望。曾经听说过这样的真实故事：在选举三好学生的时候，两名同学的票数一样多，于是开始比拼对班集体做贡献的大小。其中一位同学因为父母工作繁忙，基本平时都见不到老师一面，更别说为集体做贡献了。而另一位的妈妈则是全职妈妈，每天帮助老师不是办班报就是逢年过节为孩子们发送礼物，属于班上的“明星”妈妈。由此，那位因对集体关心不够而落选的那位孩子其实是败在了自己的父母手里。但是，在国内的很多双职工家庭，夫妻双方为了养家已经疲于奔命，哪还有时间去学校做义工？
对无辜的孩子而言，这实属不公。
那么，对于那些无权无势，没有任何门路的平民而言，要想让自己的孩子上一所好的中学，不听从命运的安排，他们又能怎么办？
好在还有一条“独木桥”可以走。
在“就近入学”“取消奥数”等等大口号大标语下，各所重点中学却依然想要多招收有学习能力的优质生源。而从家长的角度，也依旧渴望孩子能够接受优质的教育。在教育资源良莠不齐的情况下，“电脑摇号就近入学”等等也就成为了中国政府的一厢情愿。在学校与家长双方意愿的一致推动下，“择优入学”“择优录取”也就开始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暗度陈仓”。由此，学校对于学生的选拔也变成了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地下活动。
比如，现在很多大的培训机构都会同重点中学保持密切联系，会通过内部考试推荐培训机构的学生去参加重点中学私下举行的各种选拔比赛，这就是中国教育中出现的特色术语“坑班”。即学生需要到培训机构中去占一个“坑”，然后就有了通过考试升入好中学的希望，当然，前提是学生自己还要有能力考得上才成。但培训机构对“坑班”这个字眼却是避之唯恐不及的，唯恐惹祸上身。与之相对应，“奥数”也不再称为“奥数”，而改称“数学思维训练”。为了保证自己孩子升入优质中学，很多家长甚至同时为孩子报两三个培训机构的课程，不为别的，就为保证多个学校的考试机会，多一条出路。因为不同的坑班所对应的学校也有所不同。而孩子们也在这种变态的现实下，不得不在周末同时跑几个地方，去上一些大同小异的课程。
正如某个奥数老师所说，这些培训机构，这对于教育而言，是一个个难看的斑点。对于孩子，从长远来看是一种严重的伤害。课外课变成了以功利为目的，而非以教育为目的。
但对于家长们而言，这些培训机构却如久旱中的甘霖，及时挽救了很多没有“门路”，无钱无势的家庭。
与此同时，这种畸形的教育现象也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许多中小学老师甚至放弃学校的铁饭碗，去培训机构任教，以求得翻几倍的工作报酬。据说，国内一家很有名的，以奥数为特色的培训机构已经在美国上市，可见其成长规模与速度及市场的受欢迎程度。
由此，在“教育公平”“课业减负”“素质教育”的背后，其实是一潭黑不见底深不可测的污水，深陷这潭污水之中，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在奋力挣扎，以求得更好的生存空间，不让自己淹没于其中。
他们挣扎的救命稻草就是各种各样的坑班。因为相比较而言，培训机构反倒成了更加公平更加可靠的渠道，因为它最后毕竟还只是考孩子的学习能力和水平，而非家长的权势。
于是，在北京的众多培训机构中，实际上又出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只不过这座桥已经不再如高考那般属于“阳关道”，而变成了一条只能悄悄走，不敢声张的独木桥。
但相对于其它那些见不得人的行径而言，对于平民百姓家的孩子，它却是黑暗中的最后一道曙光。
于是中国教育也就面临这样的困境：表面似乎在极力消除教育的不公平，消灭应试教育，而事实上，没有了应试教育的中国教育，已经彻底沦为“不公平的教育”。这种“不公平”变得愈发隐蔽，愈发让弱势群体无从选择。而人们所能看到的，就是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在北京的有些小学或者中学，集中了社会底层人的子女比如农民工的孩子们。在消除教育不公的大政策指引下，他们已经被这所大城市集中“分配”到了一起，享受着其他人都已经挑剩下的教育资源。
而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激化社会矛盾，为社会的发展留下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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