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18日，伊核问题 “6+1”（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6国及欧盟）七方与伊朗在瑞士洛桑展开新一轮谈判。距月底达成解决伊核问题“政治协议”的最终期限仅剩一周有余，各方都加紧了谈判的节奏，不过在这样一场美伊为当事国、欧洲居间调停、俄罗斯深深卷入的多方较量当中，而中国则显得相对超脱，尽管包括美国务卿克里（John Kerry）在内的华府各层级官员一直以来都疲于奔波、试图掌控全局，但无论是美伊传统分歧难弥，还是掣肘于美国内的阻力再添新扰，欧洲各国其实已走到了美国前面，真正扮演起伊核谈判主导者的角色。
十余年来，伊核问题错综复杂、牵涉面广、集中多方利益与考量，使其俨然成为了地缘政治较量的微缩博弈场。这一问题不仅作为伊朗与西方主要症结受到各方的关注，其更为外界提供了一个旁观美欧关系变动的窗口。
尽管长期以来国际舆论普遍视伊核“5+1”谈判为处理该问题的最主要机制，然而无论是欧洲更愿意将这一机制称作“欧洲3+3”会谈，即英、法、德三国外加美、俄、中三国，还是欧盟作为新的参与方进一步介入该问题，并将之拓展为“6+1”会谈，抑或16日伊朗外长扎里夫（Mohammed Zarif）同克里在瑞士洛桑举行会谈后，伊朗代表团旋即开赴布鲁塞尔会晤欧洲多国部长。相比于美国使出浑身解数力图通过美伊双边对话的方式处理这一问题，却往往收效甚微，甚至被牵着鼻子走，种种细节则显示欧洲在伊核谈判中的主导地位已然明确。那么，自诩为“世界领袖”的美国缘何失落德黑兰且不敌欧洲？
外交失控 山姆大叔郁郁寡欢
从现实角度来看，虽然欧伊关系长期笼罩在美伊关系的阴影之下，欧洲在能源安全、反恐、防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方面利益与美国大体相似，使得二者在伊核问题上共同采取了对伊施加外交压力、迫伊放弃核计划的行动，且无论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还是联合国安理会，美欧在伊核问题上均同进退。不过，正如观察人士指出的那样，美欧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不同、理念不同、面临的挑战也不同，则从根本上决定了美欧政策绝非完全一致，而共同利益使然则令欧洲之言更容易为伊朗所接受。
欧洲始终想通过对话改变伊朗利益之差必然会带来政策之别。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美国在中东推行“双重遏制”，同时打压伊拉克和伊朗。伊拉克衰落后，美国则进一步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不仅禁止本国与伊朗的经贸往来，也开始施压别国限制与伊朗的经贸关系。2002年伊核问题曝光后，美国又进一步提升了对伊朗的军事威慑。虽然自小布什政府后期以来，美伊谈判与接触有所增加，美国不仅参与了伊核问题的多边会晤，近年来更是加强了与伊朗的公开双边会晤。不过在一定意义上，美国的伊朗政策仍为“遏制+谈判”的策略，遏制大框架仍难突破，谈判只是为美伊关系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虽然欧洲也认为任由伊朗发展核力量存在重大威胁，但政策姿态却与美国大相径庭。2002年伊核问题曝光后，欧盟一直作为主要的谈判参与方，并坚持对话作为欧洲伊朗政策的核心，以及通过对话来改变伊朗、改善欧伊关系的想法。从根本上说，维系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也是保护欧洲在伊利益的一种方式。
在某种意义上，欧伊关系其实并不像美伊关系那样具有对抗性，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欧伊之间一直保持着相当程度上的外交和经贸往来，尤以经贸纽带为甚。1995年欧盟即成为伊主要贸易伙伴，2004年前伊朗大部分的外资都来自欧洲，并且2004至2011年期间，欧伊年均贸易保持在200亿欧元以上，尽管这一数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有所下降，不过仍能在伊朗的对外贸易中占据前列。相比之下，美伊贸易则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公开数据显示，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对伊朗实施贸易禁运，美伊贸易额除在1987年升至16亿美元以外，其余时间年均不足10亿美元。由此来看，欧伊经贸利益远远超过美伊。
另外比之美国欧盟还更依赖于中东能源，能源更是作为欧伊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11年末美国制裁伊朗能源部门、并迫使他国削减从伊朗进口石油之前，欧洲一直是伊朗石油的大买家，欧盟年均有高达80%的石油进口来自波斯湾。借由欧伊贸易所形成的欧洲进口石油、伊朗进口制成品和成套设备的格局，在欧伊之间萌生了一种很难撼动的相互需要关系。
与此同时，除去双边合作联系疏密之外，国家内部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欧当前在伊朗核问题解决上的作用不同。一方面，欧洲各国存在着庞大的穆斯林社团，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欧洲对伊斯兰国家的政策，而美政府的中东政策则历来受制于犹太人游说团体，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甚至于不久前亲赴美国大倒“苦水”。而在另外一方面，虽然美外交大权掌握在总统手中，国会在外交上仅有建议、批评的义务，并无主导权，但从9日共和党方面47名国会议员联署致函伊朗领导人，警告即使总统奥巴马与伊朗达成任何核问题协议，奥巴马卸任后也未必有效，国会日后有权改变协议内容来看，美国政府与国会的矛盾已然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在美国内统一政治意愿显然是摆在奥巴马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事实上，二战结束以来，虽然美国对于世界的主导地位仍为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并接受，但伴随多极化趋势难挡，以及美国全球战略的相对收缩，一种新的地缘政治分工也在开始形成。当前，无论是在中东地区包括伊核问题的解决上，美国影响的逐渐为欧洲所取代，抑或在欧洲乌克兰危机当中，美国几乎将该事件全权外包给了欧盟。由此看来，奥巴马一面重申美国要领导世界，另外一面又承认美国在很多问题上实力不济或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建立广泛的伙伴与同盟体系，这样一种似乎颇具战略克制与谨慎的味道的表态已然在逐步转化为具体策略。诚然面对剩余不多的任期，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奥巴马有意为自己留下可供后世褒奖的外交遗产，但随着美国对收拾包括阿富汗、伊拉克等等“烂摊子”失去热心，以及美国外交选择性的进一步凸显，不排除奥巴马或乐于和欧洲就“移交”伊核问题主导权达成一致，而这也就将意味着美国之后在这一问题上只能亦步亦趋追随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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