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1日，北京中关村创业大街的创业孵化器中，一互联网青年创业者累了，在咖啡厅沙发上睡觉休息。黑板上写着：“创业与梦想之雷军来了。”
竖立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南门西侧的高23米、宽7米的电子液晶屏在提醒人们钱流滚滚而来。
创业焦虑和上市浪潮，资本神话和财富幻灭，勾魂摄魄，激荡着创业圈内乃至圈外，像穹顶一样笼罩着中国社会。在一个名叫车库的创业咖啡厅，一位产品开发工程师已经两周没有联系上他的老板，但他仍在夜以继日地开发一款未完成的APP，直到有一天，这家咖啡厅服务员告诉这位产品工程师，他的老板已经对外宣布创业失败并到新公司报道上班，他才停下手头的工作。
处在2015年中国创业潮水漩涡中央的中关村创业大街上有很多秘密不为人知。在这条正常成年男子从街头走到街尾，只需200余步的大街上，拥挤着野心勃勃的淘金客、随时准备投机的投资人、伺机而动的掮客，他们中大多数人神情亢奋，目标明确，行动迅速。例外是一位人称“二哥”的流浪者，身为原住民的他会在每天上午9点时准时出现在这条街上，然后开始对周围的淘金客絮叨地讲述他在街上的往昔生活，但极少有人驻足聆听他究竟在说什么。相比过去的历史，来到这的淘金客们更关心未来。
如果说勃兴在20世纪末的第一次中国互联网革命给中国互联网诞生地知春路留下了许多知名互联网公司的总部大厦，那么从2014年开始的移动互联网革命则彻底将此前作为中国最大图书批发市场之一的海淀图书城从地图上抹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与当下时代潮水更相符、更响亮、也更时髦的名字----中关村创业大街。这条街上拥挤进更多、更小、更创新、更具盈利能力的创业公司。
整个2014年，大约有200个团队在这条街上拿到接近10亿人民币的投资。如果按照投资人占股20%的惯例，仅2014年一年在创业大街上新成立的科技公司估值就达到50亿人民币。每天最直接提醒人们钱流滚滚而来的东西是一块竖立在中关村创业大街南门西侧的高23米、宽7米的电子液晶屏，这块大屏幕从每天上午7点开始，每隔20分钟就播放一轮创业大街上知名创业家和新创业公司的融资情况，直至晚上8点，这块大屏幕一共播放了300位创富成功的创业者和202家融资成功的创业公司。随着金钱汹涌而至的是人心。四面八方，甚至是漂洋过海来的淘金者涌入这条大街。现在这条大街上已经涌入了大约400多个创业团队，其中漂洋过海来的淘金者有60多个。
创业大街上并不缺乏对创业知识的宣讲和对理想主义的歌颂。从2014年6月开始到2014年年底，这条街共举办430多次创业宣讲，有40000多名创业者聆听过这些足以让人血脉贲张的演讲。在2014年年末，一位做建筑材料生意的老板只用了3分钟就匆忙与房东敲定了租房合同，他租下了一处位于创业大街昊海楼第9层、大约780平方米的办公区。这里原本是一个旧书批发市场，他准备将其改造成连接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创业咖啡厅。他并不满意这个位置，因为这栋楼的电梯只能直抵8楼，但他又无可奈何，因为创业者即将凶猛而来，这条大街很快将被淹没得无落脚之处。2015年3月第一个周末的白天，他鞭策着手下的建筑工人加快装修速度，以便尽快开门迎客，这位早年依靠中国房地产市场繁荣发家的建材老板不希望在新一轮钱流中落后哪怕一分钟。
在《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凌志军笔下，1980年代的中关村在政治高压线上艰难求生。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在奉行商业主义的当下中国，官员们讨论创新被认为是一件先进、时髦的事情。在今年全国人大上，中国未来经济政策的最高制定者李克强在1个小时40分钟的政府工作报告中，38次提及“创新”这个词。官员们之所以热衷讨论创新这个话题，是因为旧有的经济秩序已经溃败，如果想要未来更好，就一定要找到行得通的方法。已经有证据显示，互联网新经济是唯一可以前进的道路。
在过去的2014年，负责这条街开发的海置科创公司政府事务部经理马贵宾每周需要接待大约10拨前来考察的官员。距离北京100公里外的天津市，每一个区的政府官员都来过这条街考察，有时候甚至是不用任何人接待，自己偷偷来瞧上一眼。官员们开始眼红这条钱流不断的创业大街。
创业大街上四处遍布着帮助创业者进行互联网创业的人和机构----创业孵化器、创投平台、创业媒体、政府设立的创业服务大厅。某种程度上，只要你想在这里创立互联网公司，你能在一天内搞定所有事情。这条大街上所有的元素都与互联网息息相关，街边一家占地只有10平方米的肉夹馍公司的广告语印着：“吃某某牌肉夹馍，爱罗永浩胜过乔布斯。”这家公司的老板曾对外宣称，自己以互联网产品迭代的速度更新菜品，用大数据来统计消费者的口味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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