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那里，“文革”绝不仅是一个国内的政治事件，而是所谓“世界革命”到来的标志和动力。新加坡左派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宣传和接受“文革”，并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以“文革”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本文选自《当代中国研究》 2008年第1期，作者陈映红，原题为《毛主义和“文革”与新加坡左翼运动间的关系》。
1966年新加坡左派在“毛主义”和文革影响下退出国会走向街头
引言：“新加坡故事”与“文革”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这是“文革”时期一首人人会唱的歌，整个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政权在自我赞美方面能够达到这一高度。但是本文要介绍的并不是这首歌在中国大陆的传唱，而是它在新加坡的流行。
20世纪60年代，就在中国大陆人人高唱这首歌的时候，在新加坡的一些幼儿园，五、六岁的儿童也在台上高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完之后他们还跳“忠字舞”，表演“姐弟救亲人”的小话剧，剧情是年幼的小兄妹在玩耍时发现了受伤并被追捕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战士，他们不顾生命危险把革命战士掩护起来，最后以参加土地革命，打倒地主阶级收尾。在很多当时的剧照中，可以看到儿童手舞红缨枪和木枪在毛泽东画像下高呼“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冲锋陷阵”的情景。剧情介绍也用毛泽东语录来收尾：“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这些儿童是在“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主办的幼儿园里接受的“文革”教育。“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是一个左派组织，深受毛泽东思想影响，实际上是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的统一战线组织。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原来同属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50年代末6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独立后，马来亚共产党要参加中共“世界革命”的宏伟行动，在中共支持下不承认这两个新国家，认为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坚持武装斗争。60年代马共的新加坡支部建在印度尼西亚，由马共领导人之一余柱业主持。当时印尼掌权的是亲共亲华的苏加诺，余柱业就从那里遥控新加坡的斗争。1963年余柱业担任马共南方政治局书记（负责新加坡的工作），用周恩来为中共地下斗争制定的“十六字方针”作为马共在新加坡活动的原则，即：“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当时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可以公开活动的“社会主义阵线”（以下简称“社阵”）实际上成为马共的前线组织，它退出议会，走上街头，在不拿起武器的前提下紧紧追随马共的路线。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个地区的左派力量深受鼓舞，认为这是世界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标志，于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造反、个人崇拜等“文革”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渗透到新、马两国的公开左派组织中，在这块被中国人称为“南洋”的热带土地上掀起了一股小“文革”潮流。当时和“社阵”一起组成新加坡左派阵营的还有规模稍小的新加坡人民党，加上很多左翼工团、职业工会、青年团体和文艺团体。很多大中学生以学生组织和个人身份参加了左派运动。
今天，虽然威权统治和一党独霸仍然给新加坡留下了实现民主化的重要课题，李光耀实际上的终身制和他的父权制的施政风格（即以政府和整个民族的家长自居）给新加坡的民族个性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用中国传统政治术语似乎可以称为“顺民”），这些特点使新加坡在国际上时被诟病，但不可否认，新加坡是摆脱殖民主义统治后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在短短数十年里就被联合国列为发达国家。新加坡尽管政治上没有实现民主化，但建立了廉洁有效的政府，实现了法治，给所有公民提供了充分就业和较高的生活条件（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住房的国家），社会秩序良好，个人安全得到保障，环境整洁优美。在国际上，新加坡的良好声誉完全不依赖所谓的“综合国力”，充分证明“只有国家强大了，人民才有尊严”的说教不过是无稽之谈。在这样的发展基础上，一个“新加坡人”的民族认同被公民普遍接受并引以为豪。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多数新独立国家都以前殖民时期的历史和传统作为构建新民族主义的基础，但新加坡面临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新加坡在被殖民以前基本没有完整的历史和民族概念，所谓“新加坡人”和“新加坡民族”的观念完全是在60年代中期独立以后匆忙建立起来的。这样一个没有历史依托的国家，能够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构建民族认同感并将其植入人心，其艰难比在政治上取得独立尤甚。反观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虽然民族早已独立，但人民难以产生引以为荣的民族认同感，困扰当今世界的大量的难民和移民问题就是例证。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新加坡面临发展歧路。如当时一些观察家所担心或者希望的那样，它有可能成为“东南亚的古巴”，因为在马共影响下的左派势力在新加坡非常强大，他们推动反殖民运动的背后是要在新加坡建立亲共的社会主义政权。以李光耀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为了从英帝国主义下取得独立，曾经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和左派结盟，其时正势如骑虎。但就在独立之后不久，新加坡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本来非常有希望主导政局的左派在短短几年间完全失去了曾经拥有的群众基础，不仅未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还丧失了在合法途径下作为在野党利用社会舆论和群众组织影响国家发展的地位。今天的新加坡有一些要求多党民主和公平选举的政治反对派，但却没有任何成气候的左派势力。
新加坡左派的结局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二战”后曾经在民族独立运动和社会改革浪潮中影响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左派势力，后来大多数都失败或衰落了，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的冲突。这种冲突常常伴随暴力和血腥镇压，在民族历史上留下一个难以理清的冤孽结。其中一些国家的左派上台，不但镇压民族主义者，而且消灭传统精英，改造知识分子，留下了更不堪的血腥记录。因此可以说，在很多国家，左派和右派的消失都是暴力的结果。但是，新加坡民族主义政党（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在左派退出历史舞台的过程中没有欠下一笔血债，它虽然独霸政权，把很多左派人士投入监狱，但没有判处一个左派人士死刑，没有一起肉体折磨的案例，也没有暗杀、绑架等行为，所有案例都依法解决，当事人如果悔过和愿意出国，当局一概放行。可以说，英帝国留下的宪制和李光耀集团牢固的法制意识使得他们把和左派的斗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
那么，新加坡的左派是如何退出历史舞台的呢？左派历史学者常常归因于李光耀集团从英国殖民当局那里得到的支持，李的手段、策略和在法制范围内对左派势力的全面压制。例如新加坡政府以教育改革为名把教育的主要媒介由中文改成英文，大大削弱了以中文为主要传播手段、以华人为主要对象（新加坡人口绝大多数是华裔）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阵地。
新加坡官方历史有一个由李光耀本人阐述的从第三世界跃进到第一世界的“新加坡故事”----这是他那两卷本回忆录的副标题。在这个“新加坡故事”中，李光耀承认，共产党和很多左派是全心全意为左派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很多个人值得他钦敬，但在取得独立之后，他们盲目追随北京的东南亚路线，不承认新加坡独立和新马分治的现实，认为这是新殖民主义分而治之的阴谋，完全不懂得新加坡人民到底需要什么。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在独立后的国会中占有13个议席（一共53个）、业已成为第二大党的情况下，其领导人李绍祖却宣布“社阵”的议员退出国会，抵制宪制，“把斗争带到街头去”。“他从北京电台广播的新闻中得到灵感，决定仿效疯狂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当中国的红卫兵走上街头时，李医生（注：李的职业是医生）也下令新加坡的社阵支持者举着横幅和标语牌上街，在小贩和流动夜市等群众活动的地方示威，跟警察发生冲突。”正是这些行动显示了这个政治力量的本质，最终导致了其群众影响的衰败。回顾当初的情形，李光耀不无庆幸地说：“李绍祖不但使共产党统一战线变得无能，他实际上也把宪制舞台让给了人民行动党。那是个代价很高的错误，它使人民行动党在之后的30年在国会未受到挑战，占尽支配地位。〔2〕
这个李光耀版本的“新加坡故事”离历史真相并不太远。这里的“并不太远”，不是说它对中国“文革”在新加坡的影响有所夸大，而是估计得很不够。一位当年站在李氏对立面积极参加新加坡左翼运动的研究者也指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左翼紧跟这股激进思潮（注：中共的“世界革命”和“文革”意识形态），也以中国‘文革’的斗争形式，在新、马开展对内对外的大批斗。两地的左翼最终放弃宪制斗争的途径，走出国会，搞起所谓议会外群众斗争……奉行毛泽东思想，走的是极左的革命路线。”〔3〕考诸史实，新加坡的左派盲目追随中国的“文革”，在意识形态和现实政策两个方面都推行了一条完全脱离新加坡社会现实的路线，从而导致群众基础的丧失。从这一意义上，说“文革”毁掉了新加坡的左派并不过分。这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绝非孤立的现象：在很多国家，以“文革”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毛主义把本来可能通过合法途径或议会道路走向成功的左派推向极端，在经历了短暂的亢奋之后走向了自我毁灭。
一、因中国“文革”而极度亢奋的新加坡左派
新加坡左派报纸《社会主义阵线报》（以下简称《阵线报》）对“文革”作了最系统的介绍。该报是社会主义阵线的机关报，用中文出版，公开发行，每周一期，每期有15－20页。根据社阵领导人之一林清祥1962年的报告，它的发行量当时是18000份，而新加坡当时的人口不过160万人左右，应该说是一份相当有群众影响的政治周刊〔4〕。
1966年7月30日，在“文革”正式展开一个多月后，《阵线报》对“文革”作了正式介绍。该报转载了中国作家代表团团长郭沫若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时的讲话，说“文革”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一场挖掉修正主义祸根，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伟大运动。接着，《阵线报》用大量篇幅介绍了“文革”的发展，给读者描绘出一幅轰轰烈烈的伟大革命的情景。8月20日和9月20日发表笔名为“大喜”和“向阳花”的系列报导“中国文化大革命”，完全照搬中国报刊对“文革”的描绘，例如“亿万工农兵、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正高举革命红旗，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文章还强调了这场斗争的紧迫性，说是“你死我活”，不但关系到“中国人民和国家的前途，也关系到世界人民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9月24日的文章特别提到了马来亚和星洲（即新加坡）的“资产阶级报章”夹在“各国反动派、大小牛鬼蛇神的反华大合唱”中对“文革”发出“一声声反动嘶叫”。作者有针对性地说：“也许有人感到奇怪，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和右派势力，难道还有力量吗？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地斗他们吗？也有人会说，一些右派知识分子，没有枪，没有炮，‘秀才造反’，成不了气候。”针对这种想法，文章照搬中国的“文革”宣传说：“问题不那么简单”，这些人的力量不但在“四旧”，而且都是“所谓‘名人’，‘学者’，‘学术权威’，‘专家’，容易迷惑人，他们在党政机关占据不少重要地位，有些部门甚至受他们长期把持，他们又往往打着红旗反红旗，把自己的真面目掩盖起来，以便暗中招降纳叛，组织反革命黑帮，进行反革命活动。”这些活动包括“让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统治舞台，因此“怎么可以小看呢？”
“文革”开始后，在中国起冲锋队作用的“红卫兵”吸引了国际舆论的注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报纸，尤其是《南洋商报》，大量转载了国外的有关报导。针对这些报导，《阵线报》于1966年10月1日发表题为“中国红卫兵”的长篇报导。在北京发生“红卫兵”迫害、折磨和打死大量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普通市民的“红八月”之后，这篇报导专门驳斥国际舆论对“红卫兵”的歪曲和攻击。文章说“红卫兵”是“文革的闯将”，“已经造成一个排山倒海、雷霆万钧的革命高潮……”，文章否认“红卫兵”暴力，说他们是“动口不动手”，因为“粗暴的对待只影响到皮肉，不能打入人心。”10月22日《阵线报》又发表长篇报导“红卫兵的小故事”，描绘“红卫兵”深夜把迷路的老人接到自己家中照顾；拾到一分钱也要上缴；踊跃献血；从火灾中抢救工人；大量参加义务劳动等等。文章中还提到“红卫兵”向劳模时传祥学习掏粪。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时传祥不久因为和刘少奇有关系被扣上“粪霸”的帽子遭受毒打，含冤而死。
随着“文革”的发展，左派报章对“文革”的报导也更全面和深入。1967年元旦的《阵线报》全文转载了中共报刊的长篇报导“中国人民掌握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武器”。标志着“革命造反派”从“走资派”手中夺权的上海“一月风暴”开始后，1月15日，《阵线报》全文转载了由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在1月8日联合发表的长篇报导“上海革命群众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并加了编者按，说“中国上海市发生的这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另一份左派刊物《人民论坛》（半月刊）也在1月15日头版发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发展，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说“革命造反派正按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乘胜追击，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揪出来，将他们斗倒、斗臭，象打落水狗一样，打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2月26日《阵线报》发表由“李”撰写的文章，题目是“从砸碎几个‘艺术’塑像谈起”。文章说：“据悉，去年9月间，中国中央艺术学院的革命师生，也在该学院的广场上，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把那些佛像、佛龛和牛头马面，妖魔鬼怪，把那些希腊、罗马和中国的封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塑像，统统毁掉、烧光。革命师生兴奋地说，我们砸碎烧光的绝不仅是几个塑像，而是整个旧世界。”文章说这是革命师生掌握了“不破不立”的原理。文章批判”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跟工农广大人民群众毫无关系，在这样的教育制度下教育出来的学生熟悉的是表现人体美，对劳动人民的形像却一无所知。1967年5月7日的《阵线报》又及时发表了5月4日中共《人民日报》社论“知识青年必须同工农相结合”，预示了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8月1日的《人民论坛》头版刊登关于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毛主席最新指示”，并全文转载中共两报一刊社论“革命委员会好”。中共“九大”召开后，《阵线报》甚至专门为学习“九大”政治报告开辟名词解释专栏。
为了显示“文革”的世界性影响，抵制对”文革”的“谣言”和“歪曲”，《阵线报》还大量报导和转载了“世界革命人民和进步力量”对“文革”的赞美。1967年3月19日发表题为“世界人民赞扬中国文化大革命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长篇综合报导，列举了“刚果（利）革命委员会”机关刊物《革命》的文章、《巴勒斯坦之声》的广播以及希腊进步学联给中国的致敬电、“美国进步人士”发表的谈话等等。甚至象中共报纸一样杜撰外国人如何热爱毛主席的故事。比如8月16日发表题为“导航”的长篇报导，介绍了一个英国船长在危难中受到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海员援助，从此爱上了“毛主席着作”的故事。与此同时，《阵线报》还用大量篇幅刊登反映“文革”的照片和漫画。
新加坡左派对中国“文革”的了解和宣传源于中国的直接影响。当时除了通过对外广播和宣传“文革”，中国在香港的出版社和杂志社还把大量书报杂志寄往新加坡。中国的海员把“文革”宣传材料和货物一起在新加坡卸下。一艘名叫“海琥珀”号的香港货轮（船员多数是中国大陆派去的）因装载太多“文革”宣传品，新加坡海关不准中国海员登陆，也不准新加坡人上船。中国海员说这是法西斯迫害的残暴行为，于是把船身涂满“李光耀集团反华决没有好下场”、“强烈抗议新加坡反动政府的法西斯迫害”，“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坚决扞卫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权利”之类的口号。新加坡的左派学生和工人也到场声援。结果新加坡政府只得让步，对接着到来的有大陆海员的货轮眼开眼闭。在左派宣传中，这是当时一场声势很大并取得最终“胜利”的“斗争”。当时新加坡是中国侨汇的第二大来源，仅次于香港，很多新加坡华人把钱寄回中国接济穷困的亲友，所以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设有分行，这家分行利用直接接触华人的机会在柜台上散发“文革”材料。最离奇的是，据《南洋商报》1967年9月27日消息，在中国出口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儿童零食橄榄包装纸中竟然也藏有毛语录和有毛头像的邮票。
二、新加坡左派隔海朝拜“中国革命之神”毛泽东
“文革”的主要产物个人崇拜也在新加坡以及马来西亚的左派中广泛流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府都把毛着和相关“文革”材料（包括像章和邮票）列为禁物，违者罚款或入狱。据《南洋商报》1967年9月8日报导，一名男子因拥有31本毛语录而须入狱一年。但实际上毛泽东着作、语录（小红书）、画像和像章在左派群众中广泛流传，难以制止。1967年12月17日《阵线报》公开报导，援引“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这个组织是马共在中国建立的公开机构，不用共产党的名称，在海外遥控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革命）驻中国代表团的机关刊物《马来亚公报》的数据，在新加坡一地，每月就秘密售出大约8千份毛泽东语录，还售出了数以千计的毛泽东像片。印有毛像、毛语录的邮票被很多人收藏，因此“已经成为传播真理的一个普遍办法”。有些人甚至把毛语录印在纸币上，在市场上流通，以传播“革命真理”。背诵毛泽东语录和诗词也成为时尚。很多作者的笔名用的是毛诗词中的只言片语以表达对毛的忠诚和对毛着的熟稔。1970年中共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把对毛泽东的赞美诗《东方红》的旋律作为卫星讯号传回地球，在人类历史上完成了一件无数帝王可望不可求的个人崇拜的伟业。在新加坡，一个左派诗人这样写到：“那是多么明亮的星啊／千颗星万颗星怎能相比／它闪耀着伟大思想的光芒／照亮了苦难人民前进的方向。……请你们倾听啊，倾听／那音乐的雄壮节拍／鼓舞着人民向前进／在宽广的宇宙里／它发出人类的最强音。”〔5〕
左派出版物在建立毛个人崇拜中起了特别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研究这段历史的人士了解当年对毛个人崇拜的主要来源。例如，1967年10月1日的《人民论坛》在头版发表长篇社论，题目是“全世界人民仰望天安门上的红太阳----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这份刊物1970年1月1日新年特刊的“特稿”题目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文章自问自答地说“为什么全世界革命人民不断地以最大的光荣、无限的欣慰、及革命的积极性和热情来书写、讨论及宣传毛泽东思想呢？”文章接下来一口气列举了七、八个“毛泽东思想是万能的”理由。《阵线报》在推动人们对毛的个人崇拜上更是不遗余力。1968年新年特刊的《阵线报》发表两篇赞颂红太阳毛的诗歌，其中一首是“在收音机旁”，描绘一家人无论清晨黄昏深夜都围在收音机旁倾听来自北京的声音，“‘东方红’的乐声一起／大家都屏住了呼吸／那是从毛主席身边发出的声音。……收音机啊，你可要争气，可别发出嘈音，哪怕是微微的短短的嘈音，来自毛主席那儿的话，我们一字都不能漏过啊”。诗中还说这家的3岁小孙女还在牙牙学语，“但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她念得比什么话都清晰！”
象中国在“文革”时一样，文艺演出也成为新加坡的左派充分发泄革命热情的渠道与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的手段，文艺演出中虚构的“革命”景象代替社会现实给左派带来短暂的亢奋和陶醉。每年的新春和各种节日，左派都大操大办，举行各种文艺汇演，在这样的演出中毛崇拜成为其主要内容。1968年新春，“社阵”举办新年晚会。《阵线报》这样报导说：“红色的大幕拉开了，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在背景上映现了。‘啊，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三千观众立即激动欢呼。大组合唱深情唱出‘万岁毛主席’这首歌。”接下来表演“使人耳目一新的”“语录舞蹈”，看了“等于接受一次深刻的毛泽东思想教育。”节目单上还有宣传毛泽东“造反有理”的相声，由一个青年向老汉宣传，最后让他接受毛的“造反有理”的教导。1969年新春汇演中的毛崇拜更上了一层楼。除了红卫兵歌舞“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即把林彪所写的“再版前言”配上音乐和歌舞），毛语录舞蹈之外，还有一个“欢腾的场面”：演员们轻摇着手腕，使‘毛主席语录’象迎风的红花，同时又欢唱‘万岁！万岁！毛主席！”
左派人士还用毛语录与毛万岁的口号来“鼓舞”自己去“斗争”。例如，根据《阵线报》的报导，1967年12月，当新加坡政府以“非法集会”罪判处262名“社阵”成员监禁6个月（这是当时的一件“大案要案”，被左派人士控诉为“法西斯血腥镇压”），被判的“社阵”成员和在场家属以及同志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语录歌，一路唱到监狱。宣传毛思想、散布毛像成为“斗争”的重要形式，很多人因为在大街或他人住宅外张贴毛像或语录，被警方以损害他人财产罪拘留，在罚款后获释。很多参与者是中学生----这种“斗争”方式和结果，今天看来有如一场闹剧，但当时新加坡的左派却如中国的“红卫兵”一样虔诚上演如仪。
各左派报纸每期都在头版大幅方框内刊登毛语录（《阵线报》始于1966年11月27日刊登毛的“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一段语录），其内容与本期特定内容有关。例如1968年3月1日的《人民论坛》在头版发表文章“以昂扬的斗志迎接三八妇女节”，文章标题的上面是大幅毛泽东语录“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此外还大量刊登毛的像片，刊登或连载毛泽东着作（例如《论联合政府》就被1972年1月30日到4月14日的《阵线报》连载）。一度还有“林副主席着作选读”，尤其是发表于1965年8月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毛泽东诗词也大量被刊登----《阵线报》1967年1月29日第一次刊登毛的“七律·冬云”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这两首以反修和世界革命为含义的诗词。毛泽东语录歌的歌词和乐谱也大量被刊登，如“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971年9月12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1971年8月29日）等。左派报刊还大量刊登毛泽东语录画，即用通俗形像的画面表现毛思想，很多作品直接来自中国大陆。除此之外，左派报刊还发表大量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例如《人民论坛》1969年发表连环画故事“小贩华叔掌握毛泽东思想坚决斗争的故事”，用9幅画面配上文字，很多画的文字说明都直接引用毛泽东语录。所谓“坚决斗争”是说这个香港小贩用毛泽东语录来和说他“阻街”，“摊子大”要赶他走或罚款的警察“斗争”，常常把毛泽东小红书拿出来挥舞和朗读。最后一幅画面是人民手挽手，头上是光芒四射的毛头像。
1968年新年《阵线报》特刊发表“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长篇文章，是把毛泽东个人崇拜和新加坡“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一个典型。文章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整个世界正进入一个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帜的新时代”。文章在回顾了上一年全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后，声称它们“都灼灼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光辉。毛泽东思想已成为世界人民不可缺少的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阵线报》为了完成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光荣任务，在“过去一年中曾经三番两次努力加以改善”，尤其是开辟了毛泽东语录专栏。
1970年1月11日的《阵线报》发表“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长篇广播稿“马来亚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军（根据地建立在“反动统治薄弱”，实际是没有政权机构的马泰边境）大量翻译、翻印、出版和发行毛主席着作”，向新加坡左派介绍马共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情况。从1966年7月起，马共专门派人负责收听、记录毛泽东语录和“最高指示”，每收到一百条就出一袖珍本的《毛主席语录》，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指战员。他们在1967年4月收到由林彪撰写“再版前言”的毛语录后，于同年翻译出版，在年底分发给干部战士和其他人。分发仪式在除夕夜举行，成为一个隆重的场面。“战士们除了个别学习外，每星期还举行两次集体阅读。每天晚上睡觉前，部队战士以班为单位，结合班里出现的的活思想，选学一两条语录……部队还经常举行‘语录晚会’，进行背诵语录的比赛。”此外马共还收听记录了毛语录歌200多首，在根据地广泛传唱。除了中文，马共还用马来文出版了大量的毛着。有一件小事或许很能反映新加坡左派学生的毛崇拜热和受“文革”影响的程度。1969年新加坡一份杂志发表了一份读书习惯调查，结论是孙中山、李光耀、肯尼迪和毛泽东在大学生心目中名列前茅。《阵线报》迅即发表署名“一群学生”的来信“伟大领袖不容被侮辱”，说那份杂志是“乌烟瘴气的文坛”“抛出的又一本黑杂志”，是一棵“由一小撮‘大专’学棍所编，旨在向马来亚（新加坡）人民灌输反动思想毒素”，把毛和“臭名昭着、罪大恶极的李光耀”和“死于黑社会子弹下”的美帝头子肯尼迪排列在一起”，“这是有计划的，决非偶然的讨好反动派的行径……我们要正告你们这批躲在臭粪堆里的学痞文棍，尽管你们挖空心思，竭尽一切诬蔑之能事，你们的目的是永远不能得逞的！”
可以说，新加坡左派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表现形式上和当时被“文革”狂潮所席卷的中国相比，除了还没有出现用毛主席着作可以指导外科手术、毛泽东思想可以使聋哑人恢复听觉开口说话这类神话巫术之外，其余没有什么区别。
三、新加坡左派以打倒本国政府为己任的革命行动
在毛泽东及其追随者那里，“文革”绝不仅是一个国内的政治事件，而是所谓“世界革命”到来的标志和动力（有关论述见笔者“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6〕）。新加坡左派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宣传和接受“文革”，并把自己的“斗争”看作是以“文革”为中心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新加坡人民党是在新加坡“社阵”之外另一个有相当影响的左派政党。以这个党主办的《人民论坛》（半月刊，公开发行）为例，1967年9月15日它在头版刊登戴军帽的毛泽东头像，在显着地位刊登毛泽东语录“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配发一副政治漫画：一个形象高大的革命者右手紧握“毛选”四卷，压住一群形象渺小、面目丑陋的国际反动派（包括新加坡的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的拉赫曼），左手挥斥另两个帝国主义者。漫画下面是毛泽东语录“不管中外反对派如何猖獗（这种猖獗是历史必然性，毫不足奇），我们是能够战胜他们的”。这期杂志还刊登了长篇文章，题目是“把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文章说：“今天，东南亚的人民革命斗争正出现一片大好形势，一个伟大的、空前的革命风暴正在整个东南亚兴起。这个形势的最大特点，就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正日益深入人心，正在东南亚的广阔土地上、海洋上传播！……我们马来亚（包括星岛，下同）革命人民正是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同英美帝国主义及其走过进行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不论在城市或乡村，我国的革命斗志，政治水平都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觉悟也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予我国人民巨大的鼓舞和和伟大的指示。我国广大人民已经抛弃了‘议会道路’的幻想，认识到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粉碎反革命的暴力，彻底打烂帝国主义支撑的拉曼、李光耀政权的国家机器，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1968年3月15日的《人民论坛》又在头版刊登长篇文章，题目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是美帝的反革命工具”。文章用典型的中国“文革”语言说：“不久前，美帝国主义在东南亚地区的两条臭名昭着的走狗----阿都拉曼（注：马来西亚领导人）和苏哈多（注：印尼领导人苏哈托）在雅加达举行了一系列的走狗会议，密谋反革命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建立“东南亚国家联盟”。文章把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国名打上引号，表示根本就不承认它们是独立国家，并把“东南亚国家联盟”称为“新殖民主义的产物，是英帝伙同美帝拼凑起来的”。文章写道，“以李光耀这个老狐狸为头子的行动党也迫不及待地表示要加入”，“它那件早已破烂不堪的‘不结盟’外衣就连最后剩下的一点破布也掉下了。”
早在1966年7月9日，《阵线报》就全文转载中国政府7月3日就美国轰炸北越河内和海防、扩大侵略战争发表的声明，特意用声明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战争打起来是没有界限的”，暗示东南亚革命可以从中国那里得到最大的支持。7月23日又在头版发表题为“朝向决战的东南亚局势”，描绘了一幅以越南战场为中心、以中共支持为后盾，遍及东南亚各国的反美反帝革命大好形势，给人以“决战”就在眼前的紧迫感，最后提出“身为东南亚人民一员的马来亚（注：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术语中“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也必然会伴随局面的发展，更好地打击美帝国主义及本地反动派。”1968年新年特刊的“搞好出版工作，努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又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卷动着历史的车轮飞骋向前，宣告了帝修反末日的来临，……马来亚人民尽最大的努力学习和应用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执行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正确政策，推翻拉曼李光耀傀儡集团。”
所有这些都说明，在新加坡左派的政治意识中，他们的斗争是由“文革”所推动的“世界革命高潮”的一部分。“地球正在向左转”（《阵线报》1968年6月23日），为了反映这个“正在向左转”的世界，从1966年下半年到1972年，《阵线报》基本上每期都有世界各地武装斗争、工人罢课或学生罢课的相关新闻或评论，并配发照片、政治漫画与图表等，介绍某地武装斗争的情况，例如战斗发生的地点、参与人数、消灭敌人的数量和缴获的武器弹药等等。1969年3月30日的《阵线报》用整版篇幅刊登了“北加里曼丹人民武装”两年来的主要战斗和战果。此外，每年的新年特刊都有长篇报导，有时长达数万字，分地区、分国家详细回顾上一年“世界革命”的进展，并往往和毛泽东思想相联系。例如1968年新年特刊的文章题目是“毛泽东思想光辉照全球----1967年国际革命形势综述”；1972年新年长篇国际综述的标题用的是毛泽东诗句“冷眼向洋看世界，风物长宜放眼量”。《人民论坛》也大量刊登“世界革命”的文章，例如1967年8月31日第1版整版发表“武装斗争烈火燃遍亚非拉”，报导“世界革命”盛况。1968年7月19日，《人民论坛》第1版整版发表题为“资本主义世界正在发生‘大地震’”的文章，详细介绍西欧北美的学生运动、黑人运动和知识分子运动，强调“他们放弃了静坐、和平请愿等消极方式，而采取了罢工、罢课、占领工厂矿山、占领学校、逮捕和关禁作恶多端的资本家和反动学校负责人等革命性的步骤”；甚至“向反动国家机器挑战，以暴力反抗对付反动派的暴力镇压。……这一巨大的飞跃，……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威力无穷的铁证。”1969年1月马来亚共产党在中国湖南省益阳市建立了“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7〕，用多种语言向东南亚地区广播，号召革命。这是毛主义当时在整个东南亚地区发动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新加坡的左派欢欣鼓舞，《阵线报》发表社论“革命力量进一步发展的标志”，宣告“一个红彤彤的马来亚（包括新加坡）人民共和国必将在不很久的将来光荣诞生。”此外还在“特大喜讯”的标题下将电台的广播时间、频率和波长刊登在报纸上，并不时更新。电台一建立，《阵线报》就组织了诗歌和漫画等稿件，如11月3日发表了三首诗：“倾听”、“听，马来亚革命之声”和“晴空中的巨雷”，说“北方传来了空前大喜讯”，“象长夜里／盼来了光明。象生活中／重逢远方的亲人”。在漫画上，经过丑化处理的李光耀、拉赫曼和身上写着“美帝”、“苏修”的丑角在一个高音喇叭的强力音波下惊恐万状地抱头鼠窜。“马来亚革命之声”建立后，《《阵线报》》和《人民论坛》常常大量直接刊登它的广播稿，尤其是反映武装斗争和世界革命的内容。笔者在新加坡时曾和一位当年马共在新加坡的成员交谈，了解到当时并没有其它渠道传送文稿，新加坡左派专门组织人重复收听广播，做速记，核对笔记，然后整理交给报社。此人当年就从事过这样的工作。
新加坡左派不但反帝，而且跟在中国后面“反修”，大力批判和新加坡社会现实毫无瓜葛的苏联，大肆宣传北京已经取代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在60年代初展开了有关经济改革的讨论，主张重新考虑被计划经济严厉排斥的个人利益、利润和市场机制等。苏联这场讨论在社会主义国家历史上意义深远，是80年代改革的先声。但中共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标志。新加坡左派报刊也刊登了反映这一论战的内容。他们安排了这样一组政治图画表明中共和苏联的区别：在版面的上半部分是两幅中共宣传画，一幅是挂着毛泽东头像的火车头，文字说明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另一幅是光芒四射的毛泽东头像下中国人民手握“毛选”，意思是毛泽东思想是鼓舞中国人民的精神力量。版面的下半部分是两幅苏联政治宣传画，一幅是一个挂着一个巨大的1卢布硬币的火车头，另一幅是一只手高举着1卢布的硬币。文字说明称，这是苏联当局“赤裸裸地宣传有钱能使鬼推磨”和“钱是带动一切的火车头”的反动思想。1968年捷克发生要求改革和摆脱苏联控制的“布拉格之春”，新加坡《人民论坛》8月15日（在苏联入侵之前）发表文章说“苏修，捷修货色一样”，不同的是苏修还要用社会主义的招牌欺骗人，而捷修连招牌都不要了，表明了新加坡左派反改革的立场。在很多漫画上，苏联领导人常常和美国领导人以及其他所谓“各国反动派”的头目被放在一起丑化。当时新加坡左派极力阻挠苏联和新加坡发展关系。有一个苏联舞蹈团来新加坡访问，新加坡左派号召抵制，要人民不去买票，不去看演出，并且高呼“苏修舞蹈团滚回去！”1967年中共支持下在北京公开活动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发表“打倒苏修、美英帝及其走狗”的长篇声明，无中生有地谴责“苏修”对“马来亚人民所犯下严重罪行”----大概是因为实在缺乏证据，才没有用“滔天罪行”表达愤怒。它所讲的“罪行”无非就是苏联承认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独立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罢了。《阵线报》立即全文转载这份声明。
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