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二代”因为自身地位的敏感性，一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习近平探望耿飚
耿飚之女耿
莹在接受采访时对于这种不公平予以回击，她认为“红二代”并不特殊，外界应该是平等对待他们这个群体，不管是“几代”。耿
莹强调“如果我做错了，外界要指责我，我没话说，因为我做错了。但我跟大家都一样，没做错，外界凭什么指责我？这样不公平。我们这群人从小就被人家特殊化，其实我们并不特殊。”
作者邵思思、袁训会，原题为《耿莹：父亲耿飚的一生》。以下为全文。
新年之前，共识网编辑部拜访了耿飚将军的大女儿耿莹女士，向她了解她父亲的传奇一生。
有人评价耿飚是“现代赵子龙，上山能打猎，下水能摸鱼，出门能谈判，回家能做饭”，在耿莹女士这里，我们不仅了解到了耿飚作为共和国元勋的正直和无私，而且看到了作为父亲的他对子女的严厉。
“父亲多次挡我的路”，耿莹女士如是说，但说这话时，她非但没有半点责怪之意，反倒对父亲充满感激。耿飚的坚持，让她更多地了解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懂得了为人处世，不盲从，亦不崇外的道理。
2007年，耿莹女士创办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通过四年的努力，才使得基金会获得审批。基金会以“唤醒公民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及责任，配合政府调动民间力量修缮和保护中国文化、历史遗迹，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为宗旨，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贡献突出。
在采访过程中，耿莹女士多次流露出对当前文化信念的担忧，她认为华夏文化博大而精深，正是华夏的文明赋予了中华民族自信、包容、果断、凝静、刚柔并济和胸怀浩瀚的优秀品质，使得多个民族和谐相融，历经数千年演绎着知性人生，启动着未来的每个瞬间，才有今天的自强不息。打AB团对我党损失太大了
问：应该讲，建国前您父亲是战功赫赫，但在20世纪30年代，他却经历了一场共产党人自己打自己的肃反运动。
资料显示，在那次红军肃反中，赣西南苏区肃清AB团时，许多干部被集体杀戮，而跟您父亲关系特别要好的司令部参谋长赵昆光也在打AB团的过程中不幸遇难。
耿莹：打AB团这件事，给我党造成的损失很大。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党在战争年代里，是在不停摸索的过程中。这当中，有来自不同路线的斗争，也受到过来自共产国际的影响。对中国来说，不管是李德也好，博古也好，康生也好，他们都是走极左路线的。
我们为AB团的事情牺牲了很多很多文武双全的指战员。这点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敢怒而不敢言。爸爸他们九师的参谋长叫赵昆光，是一个打仗非常勇敢，指挥也非常敏锐的指战员，因为被怀疑是AB团成员，当天夜里就被拉出去枪毙了。
我有时候觉得父亲这一代人太“神”了。他参加革命时只有14岁，秋收起义失败后，红军大部队撤离文家市，开始打游击战，向国民党统治薄弱的农村进军。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走了几夜，终于到达文家市北边的一个村庄。一打听，才知道文家市、铜鼓都已被敌人占领，毛委员已去浏阳。他立刻改变行程，向浏阳赶去。刚赶到浏阳，又得知毛委员带着秋收起义的队伍已上井岗山了。
这个时候，浏醴县委负责的同志就跟他们说：“这里的斗争很激烈，很需要人，干脆你们留在这里工作吧!”爸爸说行。爸爸没有想回家结婚或者说回家小日子，就这么留下来了。浏醴县委负责同志为了考验父亲，给他布置了一个盗枪任务，后来他圆满完成了。负责人一看，连忙夸道：“这个小家伙行啊，这样，我给你一支游击队”。爸爸一听就乐了，说：“今后我有队伍了”!
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总共也就七个人、一支枪和一根筷子。为什么还有一根筷子？因为枪打完之后，子弹壳退不下来，必须用筷子从枪眼子把子弹壳捅出来。爸爸从此有了自己的部队，这是不是太有戏剧性了？就这么一把破枪，爸爸居然爱得不得了。
给他的七个人又是什么呢？都是头上缠着帕子，腰间插着烟管，一律打着赤脚的农民。他一个14岁的孩子，居然能把这七个人壮大成一支游击队----这就是他们，中华民族的瑰宝，我觉得，这以后这种人恐怕真的再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打AB团对我党来说，真的损失太大了。
父亲擅长化敌为友
问：我们知道，战争年代，您父亲在改造俘虏兵上特别有一手，有个传奇的故事说，当时国民党有一个特务跟踪他，您父亲发现了，但是没有揭穿他，后来好几天没看到这个特务，您父亲还特别关心地去看他。
耿莹：这是发生在当时的北平翠明庄及北平饭店国共谈判时候的事。那个时候他是参谋长，我爸爸很有意思，任何时候他都当参谋长，写作战计划等等。有时候我就跟爸爸开玩笑，问爸爸，您是不是一直当特务啊？我爸爸说是啊，爸爸是老特务，你就是小特务。
那个时候正当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二战结束。美国充当好人，要求国共两党停战和谈，其实由于亿万中国人与日本抗战八年，好不容易迎来和平。我共产党也呼吁。蒋介石无奈，同意国共和谈。定在北平。而我们共产党这方面的代表团的每个人都被国民党的特务盯着，他们采取的是像打篮球一样的人盯人的战术，走到哪里特务就跟到哪里。
但是我爸爸油滑得很，经验很多，分分钟就能把跟着他的特务甩掉，他也知道谁跟踪他。有一次爸爸去看电影，排队买电影票，发现隔他4人后面是两个特务。他就多买了两张票，直接递给跟踪他的人，说：不用买票了，我给你们买了。
因为给人买了票，一起看电影，父亲就跟那个特务有了套近乎的机会。爸爸上来就问，怎么换你了，原来跟着我的那个人呢？这个特务就回答，原来的那个人生病了，在宿舍里躺着呢。他听说后，就到中药店去买了点药，晚上就给原来那个特务送去，结果把人家吓了一跳。爸爸安慰他说，“你别害怕，听说你生病了，我给你买了点药”。
这个特务生病了以后，国民党那些人就随着他躺在那儿，他们对他的态度就是：你要死就死，要活就活。没有人理他，也没有人给他买药，任他自生自灭。接着爸爸又说，“你先等我一会儿，你得吃点稀的。”于是，他就到伙房里给他弄点稀饭让他喝。看到爸爸这么做，这个小特务就哭了，其实他也是穷人的孩子，被拉壮丁才参军的。再后来，他就跟爸爸讲起他家里的事。他说，耿先生，对不起，我要告诉你一个事，我们在你们叶帅的屋里装了几个窃听器。爸爸是参谋出身的，感到这个情报非常重要，于是他就问，是在什么地方装的。小特务说有两个不是我装的，是别人装的，我不知道在哪儿。喝完粥后，爸爸问他还需要什么吗，我明天再给你送来。他说不用不用。但是第二天我爸仍旧去看他。爸爸从小特务那儿回来以后连夜跑到叶剑英的办公室和住处，把这个情报告诉了叶帅，直到把最后两个窃听器都找出来了。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后来他又拿了一些干粮去看这个小特务，两人聊天。爸爸还跟他说，你要需要帮忙的话来找我们，我们来帮你。
父亲一贯是方向明确，任务坚定。他调动了他所有的智慧和能量，完美的完成它每次的任务。还有一次，是他十几岁的时候，为了不被敌人发现，爸爸他们的部队全都隐蔽在山里，饿了就吃野果，渴了就饮清泉；到晚上，才到山下活动，探听消息，顺便挖几块红薯充饥。在一次支部会议上，大家讨论如何在当前不利的形势下，坚持斗争。爸爸提议说：“我们下山去贴标语、发传单，揭露敌人罪行，宣传党的主张，让农民知道党还在坚持斗争。”同志们一致认为爸爸的建议好，这样可以长我们的志气、鼓人民的士气、灭敌人的威风。但是大家又觉得把传单、标语贴在农村，作用还不大；要是贴到县城，影响就大了。最后，会议决定：到县城去张贴。
但是派谁去呢？他们想到了爸爸，因为当时他才十多岁，是个小孩，不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怀疑，而且学过武功，胆大心细。
爸爸他们用从农会带来的纸笔，写了几十张传单和标语，伪装成账薄。而爸爸则化妆成一个到城里收账的少年。
那时候，县城已经成了狼窟虎穴。一队队贼眉鼠眼的敌军，守在入城的路口，打量着每个过路人，还随意搜身、抓人。马路两边张贴着悬赏缉拿共产党员、工会和农会干部的布告。
他进城门，看到一个兵在检查老百姓，搜的可严了，他反而想出一个办法，看准时机倒退着进去检查区域，故意叫人家发现他，叫他回来。士兵说“不许出去，回去，回去”，他说“好好，回去，回去”。他装成好像是从城门里要出城门的样子。骗过了搜查兵，就这样进了城。
进城以后，已经傍晚了。那么多传单，他一个人贴一晚上也贴不完，怎么办？他就先到了一个破庙里，里面住着一群乞丐，他假装自己也是乞丐，跟他们套近乎，问他们想不想吃米饭。乞丐们都饿坏了，当然说想。于是，爸爸就自我介绍，说自己其实不是乞丐，而是粮店的员工。爸爸很机灵，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就先侦查，这次也不例外，在县城的时候，都把当地米店的店名记住了。他介绍说，“我是茂源米号的，我手上这些呢是我们老板写的广告，你们有没有认识字的？”结果这帮乞丐中只有一个认识字的，爸爸就把自己的那个干粮偷偷的都给了这个认字的乞丐，以保证他不拆穿传单上内容。爸爸拿出那些传单标语告诉乞丐们：“大张的是‘告示’，贴到各个十字路口；这些小的是‘请帖’，捡那些大户人家门缝塞进去。不过不许偷懒，我要检查的，一个贴不到，明天讨喜莫怪敝店不肯打发!”乞丐们接受了爸爸的“任务“，不一会儿，城里就都贴上了我们标语。爸爸也兑现承诺，把赏钱分给了这些乞丐们。
第二天早上，满城的传单、标语，把国民党的保安团们吓坏了，纷纷议论八路军什么时候来了。这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我很佩服爸爸，很崇拜他。
父亲耿飚是人民的儿子
问：我们知道您的父亲被认为是“无冕之王”，也是建国后唯一一个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耿莹：我的父亲一生当中担任过很多职务，有高有低。有时候虽然职务已经比较高了，但让他去低的岗位就职他也去。一句话：他是人民的儿子，党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不论地位高低。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咱们是一个新的国家，新的国家就要新的气象。要在国际上亮相，那么跟国际接轨就是必须的，因此要与承认中国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按照国际惯例，要建立外交关系就得有大使、有大使馆。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我们绝大多数干部都是俗话说的“泥腿子”，让他们当外交官，简直就是 “隔行如隔山”。试想一下，让“泥腿子”一下子脱下军装去吃洋饭、说洋话、办洋事、岂不是像隔着山一样？
咱们新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例派打过仗的将军去国外当大使的国家，首批一共派了十个将军，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个。颁布这个命令的时候，毛主席跟他们谈话：“你们不要遗憾干不了革命工作了，我让你们到一个新的领域里去继续革命，你们的军衔我给你们留着，等你们一旦不干外交了，回来了，再把军衔还给你们。”但是主席说过的话没有做到，军衔后来再也没还上，不过，父亲从来也没抱怨过这件事。
我父亲一生当了两次兵，第二次当兵是在78年年底，他又穿上军装。不过他赶没上80年代末恢复军衔的时候（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分为两个历史时期：1955年至1965年的第一次军衔制时期、1988年之后的恢复军衔制时期，从1965年起，军衔制曾取消）。但他从来没对这事说过什么，他习惯了。打仗的时候，本来好好的当着参谋长，一道命令下来就让他去当个小排长，他也二话不说即刻就去，让当个队长他也去，因为这是革命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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