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几部三级片“会战”香港。《雏妓》以将近1,300万的票房从众多“对手”里脱颖而出，成为近期香港影市的亮眼主角。出道已满十五年的蔡卓妍一向以清纯可爱形象示人，这次放下玉女架子演三级片，可以说有不少观众是被粗口、裸戏的噱头吸引买票进场的。不过，《雏妓》不止是一部情欲电影，它是在伦理片的结构上进行现实批判的电影。
《雏妓》片段
电影讲述了少女何玉玲年幼被后父强奸，离家出走，偶遇“糖爹”甘浩贤。她用性换取入读名校的资格，毕业后如愿以偿成为了记者。入行没多久，年少轻狂的何玉玲为了揭露某权贵的丑闻，乔装妓女拿到猛料，却在发稿之际被杂志社总编拦下。原以为能靠大新闻立足新闻圈的何玉玲万念俱灰之下来到泰国，在那里她认识了雏妓“Dok-My”。Dok-My的悲惨遭遇激起了何玉玲的正义感，通过多番努力，Dok-My终于被她救了出来。不过结尾处，被送往福利院的Dok-My再次出走，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回去赚钱她的家庭将陷入困境……
少女之殇
看过《雏妓》的观众，或许会想起两年前的中国。那时，名义为“公仆”的公职人员和名义为“师表”的人，频频成为伸向少女的黑手。法律既没能保护好这些未成年少女，而成人社会也没有在价值观念上引导好少女。
十多年前，电影《手机》里，葛优躲在教师寝室偷数停在校门口的豪车究竟能装下多少女孩，当8个女孩从车里钻出来时，我们和他一起感叹这群少女的社交生活超乎想象。中国是快中国，社会是商品社会，最流行的价值观是实用主义和成功学，成人都无力与之抗衡，少女更难免疫。她们在某些方面和父母分道扬镳了，更追求自我，有更开放的心态，下定决心不再为传统所累，在另一些方面却和父母越来越像，知道财富的可贵，明白竞争的残酷，拥戴成功学，崇尚物质享受。橄榄形的社会无疑是最健康的，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现实社会的每个领域细分起来都是金字塔形的，成功者永远是少数。成功往往和付出的代价成正比，所以，会有少女成为嫩模，成为辍学生，会有“干爹”进入她们的生活，成为通向物质生活的捷径。少女的物化和被物化，其实都是成人世界的传染病，而那些尚未被传染的少女，也未必能过得快乐。
和城市少女相比，农村少女过着截然相反的生活。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留守儿童，另一部分提前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有一部分则期望通过寒窗苦读改变命运，可是已经有教育专家说了，现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寒门学子上大学的几率越来越小。即便他们有天能进入城市，也会和父母一样为户籍所累，青春被加上政策的壁垒。这个问题似乎是无解的，同样的少女，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被挤压消耗，直到青春远行，诗意不再。
很多人认为只要把这些堕落的少女就是把她们从“地狱”里救出来，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其实，影片结尾处恰恰讽刺了这种“理性”。与之相像的是前年深圳解救童工的行动最后导致的两难。事实上救人的记者没错，反悔的孩子也没错，错的是没有给贫穷阶层孩子一条出路的社会。
拯救她还是拯救自己
在影片中，邱礼涛导演试图提出一种可能性：别以为“潜规则”就等同于性关系和利益交换，它最大的妙处在于可以随时转换为爱情，甚至婚姻。故事主线最令人疑惑的就是何玉玲与包养她的中年人甘浩贤之间的关系。无疑后者的角色设置包含了邱礼涛一向对“精英阶层太伪善”的反讽，但随着基于性交换建立的关系逐日发展，原本缺乏父爱的玉玲渐渐对这位乐善好施的“长腿叔叔”产生了爱意，这也是大部分性交易“失控”的常态。但在后来的叙事中，甘浩贤至死也没有对何玉玲说一声“我爱你”，他心里明白得很----世上根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除了性交易，现今中国社会上还存在各式各样的潜规则。这些潜规则之所以摆不上台面，因为它本身见不得光，甚至是不道德的。但何玉玲却没能如琼瑶剧里的女主角一般“天真”。她之所以能“改变”命运，不是因为她拒绝潜规则，而是因为她选择了以更强大的潜规则对抗稍弱的潜规则。
现实里，想被潜规则的未必能得偿所愿，以为潜规则了别人的人却最终被下了个套。潜规则最可怕的一点是不能说，无论你基于什么出发点、有怎样的动机，一旦你说破，即成为所有相关人士的避讳，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法理都难以得到支持。面对潜规则，人们应该继续沉默，还是选择揭破？电影里何玉玲最终还是站到了“光明的一边”，她把被潜规则撤稿的黑幕报道交给民间媒体发布，尝试动摇这个企图把人民都当作“雏妓”培育和玩弄的社会。第一个提出“潜规则”概念的吴思曾表示：“在中国，潜规则这种现象不会消失，然后会逐步萎缩----我说的萎缩是在有了宪政和民主的条件之下，它会逐步萎缩。”而就在去年，习近平也曾说过，要让那些看起来无影无踪的潜规则在党内以及社会上失去土壤、失去通道、失去市场。这里提到潜规则“看起来无影无踪”，但愿潜规则也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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