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生人的杨文翰于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赣东北游击队政委。抗日战争开始，国共第二次合作后，由于消息闭塞，拒绝接受改编，并把前来联络的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等人当作叛徒错杀。对游击队内部，凡谈论国共合作、思念家乡者，都按动摇分子论处。杨文翰率部在皖赣边区转战多年，形同流寇。最终于1943年遭国民党部队清剿，杨文翰本人突围后于1943年3月19日在弋阳葛溪被逮捕，同年11月19日处以枪决。本文选自《看历史》2012年7月刊，作者毛剑杰，原题为《最后的红军游击队》。
1935年2月7日，方志敏被押至南昌豫章公园示众。由于方在赣东北苏区威望极高，杨文翰是方志敏的忠实仰慕者，因而对方之死始终耿耿于怀，心存强烈的复仇之志
1937年10月，应该是杨文翰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短短一年多，在红军主力北上长征、留守游击队纷纷被打散时，他率领的红军赣东北游击大队，却从最低潮时期的30多人，发展到了500人，还拥有轻机枪1挺，步枪200多支。
杨文翰最初是一名宣传干部，并无军事经验，是红军留守游击队一败再败的覆亡危局，将其推上了一线。
1935年1月，作为先头部队出发“长征”的方志敏红十军团损失殆尽，在江西弋阳磨盘山等候其回师的苏区闽浙赣省委，当即决定分散成三部分打游击，其中，省委书记关英直接领导红军独立团、直属游击大队，活跃于弋阳磨盘山、贵溪三县岭一带。此时任苏区葛源（中心区域在今上饶、弋阳、横峰交界处）区委书记的杨文翰，也在这支队伍中。
关英显然缺乏军事才能。防御时常令留守部队筑起碉堡与数倍、十多倍于己的敌人硬抗，弹尽粮绝后，又令部队冲出碉堡拼刺刀，导致部队损失极大；进攻时又往往无视前线敌我实际情况，强令往前攻击、不许后退。1936年初，关英又无视国民党军重兵集结，强令独立团攻入浙江联系粟裕部，以为声援。结果遭十倍于己的敌军围攻，军区司令员唐在刚战死，军区参谋长邹琦被俘后处死，两个主力连队也都伤亡殆尽，关英自己也与部队失散，只身突出重围。
一度规模达八九百人的红军皖浙赣独立团，至此烟消云散，仅剩零星几支红军游击队各自为战。
1936年农历6月，这些红军小游击队重新汇合起来，组建了赣东北游击大队，杨文翰任宣传部长。不久，游击队司令、政委离队寻找独立团，从此失去联系。紧接着组织部长也走了，再无消息。此时，游击大队只剩下30多人，而其中职务最高的宣传部长杨文翰，便成了一把手。
小部队的游击战，至为艰苦。游击队常年在深山密林中与敌人周旋，翻山越岭、踏遍深谷，住的是临时用树枝茅草搭起的山棚，吃的是野菜、草根、野洋姜，时时面临饿死、冻死和被捕杀的威胁。
在赣东北特委书记余金德等多名干部被捕并遭枪杀后，杨文翰游击队便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能独自为战。
然而，与关英一样没有军事经验的杨文翰，这时却表现出了在军事上的过人的天赋。用杨文翰之妻王荣真的话说，他“天生就是一个打游击的料”----没有情报不动手，没有内线不动手，抢不到枪不动手，决不干赔本买卖，决不死打硬拼，谋划军事行动谨慎而精准，专捡落单的国民党军班级建制的小股部队打，很快打出了影响力，威名震动了弋阳、德兴、横峰、上饶、乐平、贵溪、万年等七八个县。
难解的血仇
极盛时的杨文翰，自信之余，竟没有再去主动寻找中共党组织，这使得杨文翰游击队长期以磨盘山为驻地孤军作战。
在后来的党史研究者们看来，这显然是一个危险的苗头，除了容易滋生山头主义、流寇主义等不良行为外，对杨文翰而言，最现实而直接的危险在于，因为信息完全闭塞，到1937年下半年中共党组织重新找到他之前，他不知道1936年底发生的“西安事变”，不知道1937年7月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更不知道，这些重大事件，将1927年决裂了的国共两党又粘合到了一起。
1937年8月，经历多轮高层谈判的国共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而后，中共南方八省游击区红军游击队改编方案也在9月24日商定。
国共双方约定：中共方面集结各游击队集中听候改编，国民党当局则撤走了部署在游击区周围的军队，释放了包括方志敏妻子缪敏在内的一批政治犯。随即，项英代表中共中央东南局，在南昌月宫饭店设立“总接洽处”，指挥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抗日武装。
而杨文翰对这些全不知情。当组织终于找到他时，他表示绝不相信国共可以合作。对于首次听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他的第一反应是“你不要信他，你欠了他的债，分了他的田，杀了他的人，他怎么会跟你合作呢？”（《弋阳文史资料》）
他始终反复强调，“五角星与十二角星斗了十几年，国民党天天嚷着要消灭红军，而我们也天天喊着要打倒国民党，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又说：“既然国共合作，他们为什么杀方志敏？为什么杀我们那么多同志？”（《弋阳文史资料》）
1935年，方志敏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在怀玉山失败，被俘后在南昌被枪决。由于方在赣东北苏区威望极高，杨文翰亦是方志敏的忠实仰慕者，因而对方之死始终耿耿于怀，心存强烈的复仇之志。
类似的仇恨，在当时的红军游击队和国民党地方政府之间普遍存在。
十年国共殊死搏杀、三年惨烈游击战争，令游击队与国民党军之间结下了难解的死仇。如婺源鄣公山一带根据地，在国民党多次围剿后“无不焚之居，无不伐之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因此，许多游击队领导者都和杨文翰一样，认为这只是国民党企图消灭游击队的阴谋。
1937年10月，湘鄂赣军区红16师政委明安楼、省苏维埃部长林海清，奉命到赣北会见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刘为泗，要求游击队下山改编。刘见明、林二人身着国民党军装，误认他俩是“叛徒”，便下令枪毙。
甚至陈毅也险些被游击队误杀。1937年11月13日，化装成大商人模样的陈毅，在永新铁镜山同湘赣游击区领导人谭余保会面，却被斥为“叛徒”，准备枪决之。幸得陈毅口才出众，反复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痛陈利害关系，谭才答应派人下山调查陈毅身份，三天后，谭确认了党的新政策，陈毅才从阶下囚成了座上宾。国民党方面同样对中共游击队旧恨难消。在国共谈判已经开始的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五县剿共区署”还对赣北红军游击大队发动大规模“围剿”，打死游击大队政委喻照光，将其首级悬挂街头；1937年8月20日，国民党江西省保安队修水中队长饶东黎，假借给游击队“送粮”之名偷袭，使游击队损失三分之一；1937年7月间，闽南红军游击队近千人在漳浦“点编”时，被国民党驻军157师缴械，领导人被捕……
与时代背向而行
不过，一段时间的误解与沟通后，几乎所有的红军游击队最终都接受了时代的大变局，也认可了国共合作。如误杀了自己人的刘为泗，后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中共中央新政策后，便主动向国民党提出了“停止进攻，联合抗日”的和谈呼吁，终于成功下山接受改编，参加了抗日统一战线。
唯独杨文翰始终坚决抵制国共合作。一直以来，杨文翰在孤立无援中坚持着艰难的游击战，对国民党戒心极重，而1937年2月的一次吃亏，更让他心中彻底断绝了与国民党和谈的念想。
当时，国民党派人上山找他，请他率部下山，要谈国共合作。杨文翰半信半疑，只派先头部队下山，结果遭到敌军伏击，一下子损失了十几名游击队员。此事令他怒发如狂，对部下称“以后不管什么人来都不听，我们一定要等到红军大部队来再下去！”（《弋阳文史资料》）
杨对自己人也充满疑虑，时刻提防着“叛徒”，因此对游击队内部也严加控制，凡谈论国共合作、思念家乡者都按动摇分子论处。从1938年至1942年，曾因此先后枪毙5名游击队战士。其中游击队女战士林三姩，只因想念家人，就被杨文翰枪杀于德兴大茅山。
甚至连妻子王荣真上山找他，他也认为肯定是敌人派来劝降的，掏枪就要毙，幸亏被战友们拉住。整整半年后，他才相信妻子没叛变，但仍要求其下山。王荣真寻死觅活不同意，杨才收回成命。
当中国举国上下奋起抗日，百万精锐血战于上海、南京、徐州、太原、武汉时，杨文翰仿佛对此毫无所知，对中共中央不断发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也视若无物，继续坚持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武装对抗。
1937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对游击区工作的指示》，要求“转变领导方法，用旧政权形式去保障人民利益”，杨文翰游击队却于1941年12月印发《告工农群众书》，公开号召“工农群众大胆起来向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作斗争”，“大胆起来推翻国民党统治”。
1940年8月，中国抗战已进入第三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友军中扩大交朋友工作，以便争取二百万军队继续抗日”，而杨文翰游击队却又印发《告白区民团士兵书》，公开号召民团士兵“驮枪来革命，打死压迫剥削你们的万恶长官”。（《杨文翰游击队及其历史教训》----《南昌大学学报》）
政策抵触之外，杨文翰游击队的主要活动，也依然是当年红军时代的打炮台、打地主富户、打区乡公所，还经常组织百姓抗租、抗税、抗丁。令国民党当局对这支游击队极为不满，向中共交涉称其“昧于大义，不知幡然，改图执戈卫国，反而乘机思逞扰乱后方之举”。（《弋阳县国民党县长张抡元民国二十六年九月十日转发国民党江西省政府第一〇九〇二号训令》）
关英之死
显然，此时的杨文翰，已经带领着他的游击队与大时代背向而行、渐行渐远。中共南方局高层对此并非没有看到，连续派了3批人来传达党的新政策。
据杨文翰的警卫员吕根有回忆，1937年9月份，皖赣特委派县委书记李春望等2人上山动员，被杨下令枪杀；1937年11月，组织指派一位姓邹的区委书记动员杨下山，又被枪杀。王荣真后来回忆称，她当时发现杨文翰穿着一件大衣，问其来历，杨文翰说“两个叛徒要我下山，被我宰了”；第三次是1937年12月，原丁山区委书记余明兴上山，又被杨下令枪杀，余被杀前高呼“共产党万岁”。
见迟迟不能说服杨文翰，中共东南分局委员兼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黄道决定，让刚刚归队的关英，以老上级的身份去劝说杨文翰。此前，关英在只身突出国民党军围困后，以上海客商的名义，用省委活动经费在玉山开了一间榨油坊，等候中央消息。七七事变后，关英闻听红军南方游击队陆续改编成新四军，于是变卖油坊，到南昌重新找到了组织，随即被派往弋阳磨盘山。
1938年5月，关英告别刚刚在离乱中重逢的妻子汪菊媛，“你在家里等我，今天夜边就回来。”于是，汪菊媛站在山边等。然而，这是他们的诀别，关英再也没有回来。路过横峰县与葛源时，关英受到了国民党县、区当局的热情款待，并派人护送。在葛源时，关英还在村头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统一战线。关英不知道，杨文翰的内线在注意着他。国民党方面对他的热情款待，以及他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等举动，都被杨文翰疑为其叛变。关英到达磨盘山后，杨文翰做了笋烧肉、野鸡炖蘑菇盛情款待。然而饭后两人的谈话极不愉快。当关英传达上级文件精神称“你应下山实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杨文翰毫不客气地回答说：“你讲的话，我不相信，以前都没听说国共合作，我们和他们拼死拼活地打了十多年，现在哪有国共合作的条件？实在要我下山改编，我得将全部人马调来开个会，问大家同意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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