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有包括国家住房分配、免费的基础医疗卫生和促进文化多元发展等众多西欧国家的福利政府措施，也有淡马锡这样的“国有企业”，虽然整个经济主体完全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私有产权制度。正是这样实用而灵活的制度选择，使得新加坡这个“亚洲的十字路口”充分发挥自己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成为了全球最有竞争力和经济发展最快的现代化国家之一。
李光耀辞世
李光耀的身上留着中国人的血液。李光耀的祖籍是广州客家人，他本人是西化的第三代移民；其次，李光耀一生的政治智慧都和他的文化认同密切相关，尤其是他所推崇的儒家精英政治思想并将之进一步现代化；其三，李光耀虽然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是一个新加坡人，但他一生的政治生涯都和中国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他不仅会使用中文和潮州方言和选民交流，而且一生访华33次，并积极参与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岸统一等重要的历史进程。
作为一代跨越了中西政治制度和文化的伟大政治家，李光耀其人已逝，但是他留给未来的中国以哪些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政治智慧呢？
实用主义
究其本质，李光耀在新加坡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耀眼成功，是一种实用主义哲学的胜利，它和小平提出的“黑猫白猫”理论有着内在的相同政治逻辑。
作为一个城池岛国，新加坡的国土长42公里、宽23公里，面积不到700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的徐汇区或者两个北京市的丰台区这样的大小，在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除了作为一个天然良港和重要的区域交通枢纽，新加坡的自然资源实在是少得可怜，连所有的自来水都要依赖邻国的马来西亚。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建国之后的50多年里，新加坡的人均GDP上升了100倍，从一个第三世界小国跻身发达国家，拥有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府，也是鼓励多元文化共存的社会典范。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和一个人有关。
这个以强腕权力著称的人就是李光耀。他不仅一手缔造了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领头小龙的经济增长奇迹，更是以他实用又不缺少灵活的政治智慧和哲学，打破了“小国无外交”的魔咒。
以李光耀在上世纪60年代推动的“居者有其屋”计划，就是其社会理想的一个缩影。国家通过大面积地修建住房，为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廉价的、住得起的全面住房计划，在李光耀看来，“居者有其屋”，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基石。
儒学的现代化与西方的法治传统 新加坡模式
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去过新加坡的人，都会为这个亚洲“花园城市”的整洁、有秩序和整个城市所充满的竞争活力而印象深刻。
如果说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是基于新加坡独特的地理环境、国家特点和历史文化所作出的理性选择，那么在一个精英政府的打造和促进“善治政府”的完善方面，李光耀先生将儒学的现代化和西方法治传统的巧妙而有选择的结合，堪称是一项杰出的制度创新。
从骨子里讲，李光耀非常崇尚儒家传统中的精英政治思想，他个人拥有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国家立法上采用了英式的宪政制度，但他同时又推崇儒家的君子理想化人格，进而认为，只要一整套良好的政治制度设计能吸引到最优秀的人才，那么即便一个政府中有其他种种弊端，单靠极个别优秀人才的主政，也能拯救于整个国家于危难；但另一方面，李光耀又深知传统儒学的劣根性，进而用西方的法治和民主传统为新加坡的国家治理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石。
这一“不中不西”的“政治产品”设计不仅让李光耀生前饱受中西方人士的争议，更使得这一“新加坡模式”成为独一无二的创新政府模式：为了推进法治思想，李光耀不惜在华人人群超过74%的新加坡将母语改为英语，更是在上世纪80年代推行“去中国化”的基本国策，在他看来，一种语言和某些思想在底层的藕断丝连是无法割断的。竞争和秩序之间的平衡
如何在鼓励创新型竞争和不失包容和谐的社会秩序之间如何找到平衡，是李光耀先生穷其一生所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和政治实践。
国家竞争力的本质是什么？在李光耀看来，就是在竞争和秩序之间的某个平衡点的拿捏。以新加坡和中国的关系而言，李光耀的一生经历中都充满了对中国的复杂感情。如何处理和这个正在崛起的“东方巨人”的关系，正是首先考量他政治智慧的选项之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李光耀不仅在上世纪70年代就谋划在美、苏、中之间进行巧妙左旋和相互制衡，更是在90代年初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岸和平统一等重要历史进程，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未来发展趋势，对于新加坡这样的城池小国而言，知己知彼，跟随时刻翻新的国际秩序而动，正视以大吃小的国际强权竞争逻辑，只能使李光耀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并试图在巨人竞争的缝隙之间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空间，这才是小国与大国之间最重要的博弈之道。
在竞争和秩序之间的平衡，体现了李光耀政治智慧的每一个选项中。在中国入世和走向改革开放、两岸统一的历史进程中，李光耀是最先知先觉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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