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强人政治能被新加坡人所认同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新加坡在立国之初就被强邻包围。
前日，特首梁振英再次开炮，呼吁市民用选票将泛民逐出议会（vote them out）。在普选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的背景下，特首的言论自打嘴巴之余，亦是不公允的表现。香港社会的政治化，从政治新闻（相对于政策新闻）占据越来越多新闻版面就可以看出。无筛选的全面直选，无疑是最高理想；但若关于选举方式的分歧无法达成共识，香港人是否要在这种对立和撕裂中无限沦陷？
李兆富昨日在本版的文章，点出了香港恶性循环的症结----很多人都认为，社会的乱局，是政府无能的结果；他们本人比董、梁更胜任。这种「换人试试总会成功」的心态，李先生称之为「疯狂」。政府越管越多，越做越错，如今更加是堂而皇之挂起党派立场，这才是值得警惕的。
日前过身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完美示范了大政府模式的危险。要知道，李光耀成为政治强人，是在1965年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李称之为「moment of anguish」。作为「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李被迫要带领新加坡在东西方大国的夹缝中谋求生存。这种强人政治能够被市民所认同的时代背景，是新加坡被国民自诩「东南亚的以色列」的悲情所笼罩，生存压力激发这个被驱除的小国要团结、自强，因此人民自愿（或者无意识地）将自己的权利让渡给一个务实、专断的领导人。反观如今的香港和中国大陆，已不是这样的政经环境，民众的诉求已不再是苟活，而是要追求更多的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力。让一个独裁者，尤其是成功的独裁者让渡权力是困难的。李光耀曾公开说，「我从来没有因为民意调查或者欢迎度调查而忧虑或纠结过。我认为如果你为此过度忧虑或纠结，你就是一位虚弱无力的领导者」。在新加坡成为亚洲最富有国家后，针对独裁政权的批评与日俱增----民众的公民权力意识逐渐高涨，新加坡政府对民众集会、言论、生活方式等方面事无巨细的严苛管制，必然引起了反弹和不满。有趣的是，晚年开放台湾党禁、报禁的蒋经国，是独裁者中的特例。但台湾民主化的政治乱象，却成为北京批评民主体制的有力武器。然而，无论如何，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混乱而自由的台湾，民主制度在李登辉之后会永续经营；有秩序但无自由的新加坡，李光耀的政治体制，将与其一起长眠地下。」既然在无论怎样的选举方式下，政府都是必要之恶，不如回到约束政府权力、保证行政中立这条路上。
新加坡政府对反对党的打击，和今日梁特首炮轰泛民的行为，其实没有本质的差别。内阁制的新加坡政府，总统形同虚设，由议会中的多数党党魁担任总理控制内阁和政府。但虽然有强制的全民直选，新加坡议会和政府从来都不是独立的。行政从来不中立的政府通过控制经济基础、严刑峻法控制言论、集会等方式来打压异见者，以保证人民行动党在议会的主导权，只不过是比梁振英多走了五十步而已。这样无所不能的政府，才是香港人真正要提防的。批评政府是容易的，将几位高官当做人肉箭靶时时监督就可以了；但更要努力的，是维持中立和受监督的行政权。
李光耀曾多次预言香港----「香港值得有民主，但在现实中，我们不是经常都得到应得的东西」（1992年评彭定康政改方案）；「（北京）不想香港成为中国的政治模范，他们想香港成为中国的经济模范；如果民主和利伯维尔场合而为一，打造出繁荣的香港，这样就是在挑战他们的制度」（1992年接受TVB专访时谈香港前途）；「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逐渐失去英语优势，经济发展上只好依赖北京生存」（2013年出版《李光耀观天下》）。李光耀没有说的，是香港人如何要从立场、身份这种意识形态之争中找到突破，向他学习一种更加务实的生存之道；在新加坡的威权模式中，看到香港的危险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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