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虽然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但是在华国锋的主持下，中国更像是要开始一场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归根结底，华国锋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之所以将枪口对准“四人帮”，是因其威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华国锋从未想过否定文革，将中国从不正常的政治气氛中带出。他为何对毛泽东之后的时代需求麻木不仁，拿不出符合人心、符合时代潮流的对策？本文作者马立诚、凌志军认为这是华国锋四个行为特点决定的。
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后得到了诸多赞誉。图为1976年10月24日，首都庆祝粉碎四人帮庆祝大会上
引言
1978年年初的北京，寒风凛冽。
那时候北京街头的汽车远不像今天这样堵塞。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说，北京虽然建成了二环路，但是没有几辆汽车，大路空空荡荡的。当然，那时候也没有今天这么多耀眼的现代建筑。
在一排排暗淡的建筑物中间，骑自行车上班的人艰难地在马路的冰辙上蜿蜒蛇行。
春天迟迟不肯降临。
一年多以前，粉碎“四人帮”的金秋十月，北京城曾爆发出何等热烈的场面啊！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迫害的数以亿计的干部和群众，涕泪横流，庆幸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人们叹惜，受“四人帮”残酷迫害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听到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之后大喜过望，狂饮醉卧，结果手里的烟头烧着被子丧生于大火。此时他57岁。距粉碎“四人帮”仅12天。他在“四人帮”大施淫威时创作的不屈的诗歌《团泊洼的秋天》辗转传抄，成为当时人们最喜爱的诗歌。
“恶梦过去是早晨。”压抑了太久的激情和思考，对中国的未来抱着多么大的渴望！
逮捕“四人帮”之后的第二天，即1976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做出决议：“根据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将来提请中央全会追认。”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通报王张江姚事件。中央机关、各省市区和大军区负责人参加。会议提出了“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形势”的方针。
在会议上，华国锋主张继续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他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
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全国各地迅速掀起欢庆粉碎“四人帮”、庆祝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活动。
这四个人巨奸大恶如此狠毒，若不是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挺身而出，人民岂能这么快重见天日?
人们在称颂华国锋的时候并没有吝惜词汇。
但是，说实在的，中国人中了邪似地唱颂词的劲头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差不多已经耗光了。在“三忠于、四无限”“红海洋”的运动中，人们已经献出了所有的热情与虔诚，而得到的回报却是晴天炸雷般的林彪事件、“四人帮”事件……
经过了10年老君炉一般地熬炼，虽不能说人人已经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可毕竟成熟得多了，冷静得多了。
中国，不能总是停留在赞颂上，中国还要思考、前进。
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之后又下发了材料之二和材料之三。“四人帮”令人发指的罪行一桩桩、一件件在报刊上披露出来了。
人们深思着，为什么“四人帮”在中国大地上能够如此长时间地横行无忌，为所欲为，给中华民族造成这样大的灾难?
这就很自然地触及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的重大错误。与此同时，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也认为，不但要揭批“四人帮”，粉碎其帮派体系，而且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纠正党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从灾难中走出来……
但是，当时华国锋等主要领导人，对上述这些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却没有正确的认识。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作了四点指示：一、要集中批判“四人帮”，连带批邓；二、“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三、凡是毛主席批准过的、讲过的，都不能批评；四、“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
这已经是“两个凡是”的先声。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在全国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说：“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的，我们都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人们的心，渐渐冷缩了。
粉碎“四人帮” 阴霾仍未散
“文化大革命”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甚至连毛泽东也感到孤立不安，丧失了信心。他去世前曾说，他这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另一件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党心民心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任何有头脑的人都很清楚的。
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却发生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976年10月24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上，吴德在讲话中除了号召揭发批判“四人帮”之外，还要求广大干部群众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样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创造。《人民日报》是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军报》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以两报一刊名义联合发表社论，表明文章具有最高规格，传达了最高司令部或最高统帅的声音，极具威力。甚至到了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也还是以明确的口气肯定“文化大革命”，要求全党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自然与华国锋有着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去世前之所以给华国锋以重托，就是希望他能维护“文化大革命”。
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对于“文化大革命”，可说是一往情深。
1976年10月8日，在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上，华国锋在讲话中说：对“文化大革命”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我们要着重解决有所不足。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老账。搞“四人帮”，并不是因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他们的核心问题是篡党夺权。要教育我们的干部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会说：“‘文化大革命’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子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可要注意这个问题啊！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要注意。华国锋还说：批林批孔，要按毛主席的指示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要继续批。
这个讲话说明了华国锋和“四人帮”有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华国锋和“四人帮”的矛盾在于：华国锋认为“四人帮”是“另搞一套”，对他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想要推翻他，企图“篡党夺权”。这一矛盾激化起来，才促使华国锋与“四人帮”决裂了。
1976年12月，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在北京召开。
在会上，华国锋讲话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我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深刻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毛主席的伟大理论，解决了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个当代最重大的课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伟大理论的伟大实践。”
华国锋这里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毛泽东发动和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1967年11月6日，由陈伯达、姚文元起草，毛泽东圈阅同意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将这个理论归纳为六个要点：
一、必须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
二、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领域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要充分注意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充分揭露他们，批判他们，整倒他们，使他们不能翻天，把那些被他们篡夺了的权力坚决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
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最重要的，是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战胜利己主义，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很明显的，如果认为这个理论是正确的，还要用这个理论来指导人们的思想和工作，那就不可避免地还要发生“文化大革命”。
1977年1月初，《红旗》杂志社打报告请示当时主管宣传的汪东兴，“张春桥在1975年春发表的《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两篇文章是否可以点名批判”?
汪东兴以这两篇文章是毛主席生前看过的为理由，不同意点名批判。
另外，这一时期，汪东兴在谈到“四人帮”的时候说：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哪有什么理论?
197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口的一个请示报告。该报告要求宣传战线在批判“四人帮”的同时，要“宣传毛主席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和‘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这正是华国锋的意图。
研究“文化大革命”史的学者金春明在1995年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中指出：“如果按照华国锋这一套继续干下去，那只能是没有‘四人帮’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指导方针，同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形势距离太远，同亿万人民群众的要求针锋相对。
在新的形势下，华国锋的“文化大革命”方针是根本执行不下去的。他的错误主张理所当然地遭到以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等为代表的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但是，作为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不顾党心民心，死死守住对“文化大革命”的正面评价。
1977年3月14日，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说：要高高举起和坚决维护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文化大革命”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如果不这样看，就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1977年5月1日，华国锋利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时机，在这一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他自己署名的长文《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文章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路线。”
阴云仍然笼罩中国。
“四人帮”是“左”还是右
“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竭力鼓吹实施的“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进行到底”、“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解放世界上四分之三受苦受难的人民”、“批判文艺黑线”、“反对奖金挂帅”、“砸烂封、资、修”、“人民解放军要支持左派”等等，到底是“左”还是右?当然是“左”，而且是极“左”。
但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一段时期，报刊声讨和揭批“四人帮”，却反过来了，一个劲揭露他们的右。对于“左”，则避口不提。
这样批下去，不是越批越糟糕吗?
这当然与华国锋确定的指导方针有关。
华国锋等领导人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要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换句话说，只能批右，不能批“左”。
在华国锋的指示下，1976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宣传工作座谈会，部署批判“四人帮”的任务，只提批判“四人帮”的极右，闭口不提批“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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