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中将、川军高级将领杨森的一生从某种角度暴露着中国社会的恶疾：娶妻妾十二人，有所不从，想杀就杀，双手沾满三条生命的鲜血，在1949年飞赴台湾后，仍因几十年剿共有功大受蒋家款待，到了晚年，杨森更以高龄登山，好玩古玩字画等而风光无限……在没有法制只有权势的社会中，草菅人命似乎可以心安理得，没有人追究他欠下的命案，只有人赞叹他的一生是何等传奇！
杨森，摄于1928年以前
30年代的中国军阀，除了抓权、弄钱、扩张势力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玩儿女人。从东北的张作霖到西南的杨森，无不后宫充楹，姬妾成群。
在四川的军阀中，二十军军长杨森虽然以妻妾众多、子女成群而闻名，但还不是“世界记录”（世界纪录保持者一直是沙特阿拉伯国王），甚至连川军中的“榜首”都不是（据说原是杨森手下师长的范绍曾，家里有17个姨太太，意犹未尽，还与1935年全运会女子游泳五项冠军外号人称“美人鱼”的杨秀琼同居。即便他也不是“榜首”，至少在数量上已经压过杨军长一头了）。
不过杨森也有别人无法望其项背的特点：第一，他这一生中，到底有过多少个女人，这是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的。因为部下投其所好，给他找的“临时夫人”，简直不知其数。其中在泸州有“尼姑太太”、在贵州有“苗族皇后”等等。有的“临时夫人”为他所喜欢，转为姨太太了，他所不喜欢的，就一脚踢开，能从他那里拿到几个钱的，就算是“幸运”的了。第二，他最喜欢的是十四五岁“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他的姨太太中就有好几个都是十四五岁就被他“收房”的。至于玩弄以后就抛弃的“小宠”，当然更多。
第三，他妻妾虽多，却不像历代封建帝王那样纵欲，“从此君王不早朝”；作为一个军人，他依旧黎明即起，从事体育锻炼。正因为如此，他能够活到九十六岁；到了九十高龄，还能够登山，还能娶最后一个小老婆，还能生育子女。在“高龄渔色”及男女年龄相差之巨这一点上，是任何一个多妻者所无法比拟的，堪进迪斯尼世界记录。
他究竟有多少子女，这也是一个谜。因为除了妻妾所生的子女之外，还有一些私生子，根本无法精确统计。
按照一般人公认的，杨森一共有原配妻1人、续弦妻1人、妾11人，儿子21个，女儿22个。
杨森结婚很早，原配夫人姓张，在他中学毕业考取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时候病故，没有留下子女。她有个弟弟叫张元培，一直跟随杨森在二十军军部当军需。
杨森的续弦叫谭正德，又名继贞，四川广安县人，1908年与杨森结婚。杨森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毕业以后，谭夫人曾一度随军，生有长子汉忻和次子汉烈。1903年杨森的营长职务被撤，把妻儿送回广安老家。两个儿子都曾在北平读书。长子汉忻信奉共产主义，与父亲长期不来往，事迹也鲜为人知；次子汉烈一直随父亲在军中任职，是二十军的最后一任军长。四川解放前夕，在四川金堂县率部起义。
三姨太刘谷芳，云南禄丰县人。1913年杨森丢官，到昆明投靠滇军将领黄毓成，替他在温泉监工修造别墅。有个在温泉开茶馆的刘柱卿见杨森能干，主动把长女谷芳嫁给他。杨森发迹以后，刘柱卿曾出任杨森驻汉口办事处处长。刘谷芳生有子女5人。
四姨太田蘅秋，四川阆中县人。杨森脱离滇军转投川军熊克武，任第九混成旅旅长。1920年5月，杨森驻兵阆中，见田蘅秋长得漂亮，就托刘湘的炮兵团长白义普到田家去说媒。田家不愿把女儿嫁给军官做姨太太，媒没有说成。一直拖到1921年，田家慑于权势和压力，由田母出面把女儿送到泸州与杨森结婚。田蘅秋善于经营管理，后来成为杨森的“管家太太”。所有现金、田产，都由她经管。解放前夕，携带财产逃到香港，后来定居台湾。生有子女7人。五姨太肖邦琼，四川泸县人。杨森驻防泸州的时候，与团部秘书肖竹轩都住在南门外，两家只有一墙之隔。肖家的女儿肖邦琼是个小学教师，杨森看中了她，让下属拉线，纳为第五房太太，颇得杨森宠信。生有子女5人。肖邦琼的哥哥肖寿眉，因此成了杨森的亲信。曾出任二十军军法处处长兼军械处处长，后任二十七集团军住成都办事处处长。
六姨太陈顺容，又名凤英，本是刘谷芳的贴身丫头，15岁的时候被杨森收房。生有子女5人。
七姨太曾桂枝，贵州毕节县人。她本是杨森在路上拣来的一个幼女，也许是弃儿，也许是走失。这个小姑娘聪明伶俐，很讨人喜欢，杨森就交给一个下属收养。稍稍长大，出落得相当漂亮。杨森见了，取回家来，改名杨家桂，先给三姨太刘谷芳当使唤丫头，然后按照陈顺容故事，收为七姨太。当时她只有14岁，年轻漂亮又善解人意，很得杨森宠爱，一直带在身边。杨森专门为她请来一名音乐教师，教她弹琴唱歌，后来还送她到北京、上海等地读书，学习外语。这时候她已经生有两个女儿。
1929年杨森败退渠县，有耳目向他告密，说曾桂枝在上海与一个姓陈的男同学经常在一起跳舞，似乎有越轨行为。杨森听了大怒，立即找了个理由，写信要她速回。曾桂枝到底年轻，不知道利害，还与陈某惜别依依，照相留念，陈某送她一个戒指，她当即戴在手上；陈某要求她回四川以后代他在杨森面前谋一工作，她也满口答应，甚至回到渠县以后，仍继续与陈某书信往来。
杨森看见她手上戴着的戒指，偷看了他们的合影和来往信件，也不发作。曾桂枝以为他什么也不知道，还天真地要求杨森给陈某安排一个好工作。杨森很痛快地答应：“你写信叫他来，我让他当县教育局局长。”曾桂枝信以为真，立刻给上海发信。陈某接信，高高兴兴地动身来四川。那时候，从上海到渠县不能坐火车，只能坐溯长江而上，到万县起旱，然后坐“滑竿儿”也就是简易轿子到渠县。陈某刚走到渠县附近的乌水滩，就被杨森派去守候在那里“迎接”的汽车接着。陈某上了汽车，把滑竿打发走。车子开到鲤鱼桥，两个马弁把陈某揪下车来，说了声：“陈先生，军长的命令，别怪我们！”陈某刚醒过茬儿来，枪声也响了。
杨森得到陈某已死的消息，又叫两个马弁送曾桂枝坐船到鲤鱼桥去接陈某。曾桂枝不知道死期将至，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满怀高兴地上了小船。船到鲤鱼桥边，曾桂枝刚刚一脚迈出船舷，正四顾寻找情人的时候，身后的马弁喊了一声：“曾太太，对不起！军长的命令！”话音刚落，枪声就起，曾桂枝应声倒地，去追赶他的情哥哥去了。接着另一条船马上来到，船上坐着杨森的侄儿杨汉印和五姨太的哥哥肖寿眉。他们用石头绑在两具尸体上，沉入了渠江。陈某所带行李和他身上所穿西装，就全归了肖寿眉。
曾桂枝和陈某死后，据说渠江江面上经常出现一对形影不离的野鸳鸯。当地人都相信这是曾、陈两人的精灵所化，不但不去惊动它们，还把“鲤鱼桥”改名为“苦鸳鸯桥”，一直沿用至今。
杨森听说曾桂枝是在跳舞场上认识的陈某人，很认真地说：“只能自己和别人的老婆、女儿跳舞，自己的老婆、女儿绝对不能和别人跳舞。”并以此作为“家规”，要妻女们严格执行。
又有人说：曾桂枝认识陈某人，是田颂尧的一个家庭教师从中牵线的，杨森不问真假，派手下把那人也暗杀了。
八姨太汪德芬，四川成都人。她是杨森杀害七姨太曾桂枝以后，于1930年在广安县新娶的“填房”，当时只有15岁。她父亲原来是成都的一个中学教师，后来在二十军军部当秘书。汪德芬结婚以后，还到广安中学继续读书，并由军部的音乐顾问姜芸丛和闵德新教她弹钢琴，发现她有音乐天才。1932年底，杨森派秘书张晋才送她到上海音乐学院学音乐。毕业以后到成都，在杨森办的天府中学当校长，以后一直住在成都。她依靠杨森的势力，当过“国大代表”。生有子女4人。
九姨太蔡文娜，四川泸县人。她在泸县女子中学读书的时候是有名的“校花”，经人撮合，把她送到资中与杨森同居，当时只有14岁。后来杨森把她送到广安中学读书，自己住在泸州。
不久，杨森听说她与教英文的男性家庭教师关系暧昧，就把她接回泸州来打算处死。众姨太以她年幼无知苦苦求情，杨森用马鞭狠狠打了她一顿，又要田蘅秋作保，才算了结。
抗战期间，她在成都华西大学读书，才二十三四岁，但已经生有两个儿子。
蔡文娜上的是社会学系，有比较清晰的头脑，对妇女解放运动也有一定的认识。她自己在14岁的时候糊里糊涂地受了杨传云老婆的骗，把她送给杨森做姨太太，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认识的提高，对自己的婚事当然是很不满意的。她有心要冲破这个牢笼，求得自己的解放。但在那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时代，她的生死存亡都在封建军阀杨森的掌握与控制之下，要想通过“请求”的方式向杨森乞求解放，无异于与虎谋皮。结果，她还是死在杨森的屠刀之下，成为封建主义的牺牲品。
关于蔡文娜的被害经过，一般人的传说和报刊上的报道，是这样的：蔡文娜到华西大学读书以后，因为她以前有过“不轨”的行为，杨森当然很注意她，就让五姨太肖邦琼的哥哥、时任二十七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主任兼天府中学校长的肖寿眉派人暗中监视。一连观察了三年，反馈回来的消息，都说她虽然经常与一些外国人往来，参加打网球、听音乐之类的活动，但是恪守杨森的“家训”，从不敢参加舞会。因此杨森对她的监视，也逐渐放松了。在她上四年级的时候，通过打网球认识了医学院口腔系一个姓吕的男同学。那时候，她那个只占有十分之一的老丈夫已经六十多岁，性格暴戾，动辄打骂，缺乏情趣，刚刚二十岁冒头的蔡文娜，眼看着校园中一对对青年情侣，联系自身，不免有红颜白发之叹；而这个学医的小白脸，则风度翩翩，温柔体贴，善解人意。不久，两人就由相怜而相爱了。他们悄悄儿商定，等蔡文娜大学毕业以后，逃离杨森的桎梏，两人一起到美国去生活。
尽管两人的行动相当秘密，但是男女相爱，总难免要见面，一见面，也难免要亲热一番。一次两次，也许没人知道，时间一长，就难免会露出蛛丝马迹来。没过多少时候，就被肖寿眉放出的眼线所侦知，并把情况汇报到了杨森那里。
杨森姨太太多，最怕的就是戴绿帽子。一听说蔡文娜“老毛病”发作，气得脸都白了。立刻发电报，要文娜在寒假期间回到重庆。
杨文娜回到重庆的那天，正好赶上杨森宴请外宾，即由文娜充任翻译。饭后又一同到戏院看了川剧，没发现杨森有什么反常的脸色。看完戏回家，杨森发现她手上的一枚大钻戒没有了，严辞追问。蔡文娜无法掩饰，干脆来一个破釜沉舟，把实情说了出来，还十分天真地要杨森看在她伺候了他十几年的份儿上，放她一条生路，准许她离婚，成全她与姓吕的婚姻。杨森听了，只是绷着脸，既不答应，也不说不许。当夜两人还在一起歇宿。
第二天一整天见不着杨森，蔡文娜心中惴惴不安。她不是不知道七姨太曾桂枝是怎么死的。但她又幻想杨森如今年纪已老，也许会对她网开一面。直到深夜，还不见杨森回到公馆，她只当不会有事儿了，就上床休息。没过多久，房门被推开，她还以为是杨森进房来，抬头一看，却是杨森的侄子杨汉印，而且手里还握着手枪。蔡文娜喊了一声：“汉印，你要做啥？”杨汉印没有答复她，枪声却响了。
杨森杀害蔡文娜以后，立刻集合所有的姨太太到蔡文娜的房间里去看。姨太太们一个个吓得浑身发抖。杨森又吩咐马弁把蔡文娜的尸体用被子裹紧，扔进“渝舍”网球场旁边的枯井里。
杨森搜检蔡文娜的遗物，发现有吕某用英文写的信，请人翻译出来，当然是卿卿我我的情书。杨森气儿不打一处来，立刻派人去杀。不久杀手回来说：姓吕的已经逃跑，是坐飞机先到印度后转的美国。──不知道是杀手网开一面放他一条生路呢，还是姓吕的听到了风声，果然逃跑了。
事后，蔡文娜的姐姐蔡文琪因好久没接到妹妹的信，特地到重庆去看看，在公馆里没找到妹妹，就去问杨森。杨森回答说：“她跑了，跑到英（阴）国去了。”接着又言不由衷地说：“你的丈夫，我准备委他当县长。”蔡文琪发觉杨森的脸色不对，说话也不自然，心知妹妹多半已经被害，就哭着跑到一个师长叫陈兰亭家里，果然得到了证实。陈兰亭的夫人房芝兰还劝她说：“你赶紧离开这里，当心杨森要斩草除根！”蔡文琪无可奈何，只得立刻离开重庆。以上是一般的传说。最近我在写一本传记文学《特殊少将的特殊使命》，主角杜重石老先生，本是杨森的秘书，后来受杨森委派到延安参观访问，参加抗大学习并秘密入党，毛泽东与朱德都接见过他，受陈云委派，回蒋管区做统战工作，促成了川康军人的和平起义。杜重石在广安、在成都都与蔡文娜不但有来往，而且关系还比较好，对蔡文娜的死因十分清楚。据杜先生说：蔡文娜的被杀，完全是一桩冤案，而且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被国民党特务借题假手谋害而死的。其经过过程曲折复杂，绝不是传说的那样简单。下面就是杜先生提供的蔡文娜被害经过。
1942年夏天，身为贵州省主席、二十七集团军总司令的杨森由贵阳到重庆向国民政府述职，蔡文娜也回到重庆“渝舍”与杨森团聚。暑假结束，蔡文娜由重庆到成都继续上学。同行的有潘文华部师长陈兰亭的夫人人称“房八姐”的房芝兰、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刘航琛的夫人外号人称“黑牡丹”的陈玉英。车子开到离成都六十华里的龙泉驿地方，汽车的发动机出了故障，司机下车修了半天，仍无法启动。时近黄昏，她们三人站在汽车旁边，一副焦急不堪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溢于言表。
这时候，有一辆美国空军的吉普车飞驰而来，见道旁停着一辆小轿车，三位美貌的女士伫立一旁，明知是车子抛锚，却故意停车询问停车原因。当即由蔡文娜用英语回答。美国空军就热情地邀请她们三位搭他的吉普到成都。途中，蔡文娜继续用英语和那美国空军交谈，向他表示感谢，并得知他的名字叫史特沫斯，是个空军中尉；蔡文娜也告诉他自己的姓名，现在在成都的华西大学读书，但没告诉他自己是杨森的如夫人。
这以后，史特沫斯到华西大学去看过蔡文娜，还给她写过一封信，按照美国人的习惯，抬头写的是My dear miss tsay，也就是“我亲爱的蔡小姐”。这在外国，本是很普通的事情。
成都华西坝，是教会大学集中的地方。除了华西大学之外，还有抗战后内迁的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山东齐鲁大学，都是教会办的学校。
解放前的教会学校，学生大都是有钱人的子女，除了家在成都本市的之外，一般都住学生公寓。蔡文娜的条件更好：杨森专门给她在华西坝置了一座小洋房，门口挂着“蔡寓”的铜牌，里面卧室、书房、客厅、厨房、车库、卫生设备一应俱全，书房里还有钢琴。不过她的车库里放的不是小轿车，而是一辆“包车”。
当时成都的小轿车还不是很多，除了军政高级人员之外，一般的富有商人、有身份的官员、高级的教授、走红的演员等等，坐的都是这种“包车”。所谓“包车”，其实就是人力车，通称“黄包车”。不过“包车”与街上兜揽生意的黄包车可不一样。尽管也是两个轮子一个座，一个人在前面拉，可不论是车是人，突出的一个字是“帅”：先说拉车的车夫，讲究的是请那膀大腰圆、年轻力壮、模样清秀、腿脚麻利又不爱说三道四的老实小伙子。夏天穿一身细白洋布的中式裤褂，扎着裤腿儿，脚登一双布面皮底的圆口鞋，头戴一顶细麦秸编的小草帽，一条雪白的毛巾搭在脖子上；冬天则是一身藏青或深灰色的小棉袄棉裤，戴一顶毡帽。从外表上看就显得干净利落。跑起来不但要快，更要稳，上坡不要人家下来走，下坡能走四川车夫特有的“飞步”，让坐在车上的人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有时候前面眼看就要撞人了，要立刻站得住；实在站不住的时候，哪怕自己滚出八丈远，也要保证坐在车上的人不摔下来。没有这几宗本事，就甭想拉包车，拉辆破车街上揽生意去吧！再说车子，当然是崭新的，车篷乌黑，车两边两盏白铜大车灯，擦得锃光瓦亮，车上插一个油光光的大鸡毛掸子，足有二尺多长，车垫子上绣着图案。年轻的太太坐在车上，夏天打一把小伞，冬天膝头盖一块毛毯，嘴里嗑着瓜子，脚底下踩着叮咚作响的车铃，招摇过市，的确是当年成都街头点缀市容的一景。
蔡文娜有的是钱，选车夫不是百里挑一，而是千中挑一，从外表模样儿到拉车的技术，全是第一流的。他不但管拉车，还兼“司阍”，谁要想进入“蔡寓”，先得到他那里挂号。对这个车夫，蔡文娜十分满意。不论上学、上街，坐的都是这辆车。──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命，就送在这个人的手上。
由于蔡文娜的身份特殊：既是贵州省主席的如夫人、本身又有封建婚姻的桎梏和封建家庭的处境，四年的大学生活，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她不但成了反封建、争女权的活跃分子，而且在华西坝的女大学生中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
当年的大学生，功课不像现在这样紧。有些选修课，可以上也可以不去上。只要修满了规定的“学分”，就可以毕业。因此，大学生们聚集在一起聊闲天儿、侃大山的时间也比较多，不一定非得是星期假日。而蔡文娜拥有这样宽敞、豪华的住所，既不受外界的干扰，又有茶水果点可供，因此她的“蔡寓”中，经常总是高朋满座，胡侃神聊，从生活小节到国家大事，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变成了一个家庭沙龙。
前面说过，蔡文娜出于自己的人生经历，政治上的基本态度是反封建、求自由的，加上与杜重石等思想进步的人士接触较多，政治倾向越来越明确。而出于她独特的身份，又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什么犯忌犯禁的话她都敢说。由于她具有比较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她的言论，逐渐成为华西坝女大学生议论时政的舆论中心。
中国青年党中央委员、华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狂飙》月刊主编姜蕴刚，标榜的虽然是“民主党派”，实际上与国民党是一个鼻子眼儿通气的。他经常在自己的刊物上发表“评论国是”的政论性文章，还在上课的时候信口开河地贩卖他的观点：“常听自以为进步的人说：国际上真正帮助中国抗战的，只有一个苏联。现在怎么样？苏联竟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了；他们的交换条件是：日本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苏联政府承认满洲国。这样一来，日本人就可以免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就可以放手侵略中国了。眼前的事，已经彻底撕开了俄国人帮助中国抗日的实质是红色渗透的面具；在历史上，还可以指出俄国人一向是口是心非的伪善者。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向全世界宣布：沙皇时代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律作废；以后又促成了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制定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创办黄埔军校，希望中国也建成像俄国那样的革命军队。大家都认为：中国有了俄国人的无私援助，从此就会富强起来，不再遭受外人的欺负，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事！那时候，我和同学们一样年轻，天真无邪，只相信口号，不看行动。其实，俄国人说的‘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只不过是哗众取宠的外交辞令，并无实际行动。不仅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中国领土、苏武牧羊的贝加尔湖一带的大片中国土地，都没有归还中国，而且还在‘民族自决’的幌子下把我国的外蒙古拉进了俄国人的怀抱，成立了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由此可见，俄国人是从来不讲信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中俄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都是在俄国人甜言蜜语、威逼利诱、软硬兼施的压力下强加给中国人民的。如果炎黄五大民族都打出‘民族自决’的幌子来，那么青海、甘肃、西藏都可以自立为国了。推而广之，连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起来的傀儡‘满洲国’，也是合法的‘民族自决’了。实际上，这是新列强喊着愚弄人民、对他们有利的政治口号，来实现他们对中国的重新瓜分。……”由于中国青年党是不执政的第三党，姜蕴刚所谈的问题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而且他的所引所据，又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经过他这样一引申，一分析，就更加能够被青年们所信服、所接受了。因此，姜蕴刚的政治见解，很能迷惑一些人，影响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1932年杜重石到二十军当军部秘书的时候，蔡文娜虽然已经成了杨森的姨太太，却只有15岁，还在广安中学读书；如今9年过去，她年龄增长了，思想也成熟了。蔡文娜不但认识杜重石，而且还是她比较信服、比较崇拜的一位。于是杜重石就利用这一重关系，首先做通了蔡文娜的思想工作，然后让她在学校里发表与姜蕴刚针锋相对的政治见解：“姜老师在《狂飙》上发表的国是评论，上课的时候又加以引申发挥，结果引起了同学们的思想混乱。姜老师说：‘中国版图的地形，是一张秋海棠的叶子。外蒙古被俄国人拉过去成立了所谓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同学们是热血沸腾的、有良知的爱国青年，能忍心看着这张秋海棠叶子任凭俄国人、日本人撕碎吗？有的人还高喊”工人无祖国“，要忠实于国际主义，在各地推行苏维埃。汪精卫就是抓住了这些把柄，鱼目混珠地以反苏反共来掩饰他媚日投降的卖国行径。日俄两国都与中国相毗邻，中国受他们的欺凌也最重。’”古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难当头，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是应该的。现在不是国共合作抗日了吗？但是国共两党是怎么合作的，同学们也应该知道一下：中国革命的兴起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引发，是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留学国外或者通晓外国政治学说的知识分子有极大关系的。国共两党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派系，意见并不统一，弄得怀有一腔热血但又缺少识别能力的爱国青年们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我比同学们略大几岁，经过的事情也多一些，那些娓娓动听、颇能感人的话也听得多一些。所以对那些一贯以说好听的话为职业、而做的往往又是误国误民的坏事的人，可能具有较强的识别力。照我看，抗日救国，只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才能取得胜利。像汪精卫那样卖国媚外、制造内乱的败类要是不除，怎么能够外抗强敌呢？
“现在最时髦的学说，是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这是舶来品，我没有研究过，更谈不上信不信。舶来品不一定都好，也不一定都坏，主要要看是否适合于中国国情。至于三民主义，就是在国民党的显要人物中，真正有研究的人也不多。只有陈立夫的《唯生论》，还有些成果。北伐前后，国共第一次合作，两党内部的上层人物中，意见也有分歧。主张不一，造成了内部磨擦和外部斗争，两党下层党员不明底细，出于爱国，都有参加对方组织的。结果这些下层党员大都莫名其妙地左右挨整，甚至还有丢了性命的。这真是中国党争政治中的一大悲剧。”蔡文娜说完之后，有的同学说：“姜老师说的话，有些还是对的。至少苏联现在不应该同日本签订什么《互不侵犯协定》。”蔡文娜根据杜重石的话进行解释：“苏联和日本签订《互不侵犯协定》，是苏联预见到希特勒有挥师东进的危险。为避免东西两线作战，为防止再次发生吉林省中苏交界处日本挑起的张鼓峰事件，这是稳住日本的暂时性策略。苏联是否对日本宣战，要看形势发展。因为他东线还有希特勒，不能顾此失彼。我们坚持抗战到底，第一要有必胜的信心，第二要把胜利的希望建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抗战要靠自己，不能寄托于外援。就好像我们提倡的妇女解放一样，主要依靠妇女自己站起来，冲破社会强加给妇女的牢笼，不能等待人家来解放。”蔡文娜的话，比较客观地阐述了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状况，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是无孔不入的。在大学生中，他们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发展了一批特务分子或外围组织。在蔡文娜的座客中，当然也不乏这种“职业学生”混杂其中。
根据特务学生的汇报，军统当局对蔡文娜的言论既感到头疼，可又无计可施。因为他们并不能据此通知杨森，让他对自己的妻子多加管束；也不能直接把蔡文娜抓起来关进监狱。于是，就产生了“除之而后快”的念头。
要杀蔡文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明杀暗杀都不行。最理想的办法，就是让杨森自己下手。杨森小老婆多，而他最怕的就是戴绿帽子。他的七姨太是怎么死的，特务头子们都很清楚。那么，干脆投其所好，让他来一个醋海兴波，让她在醋海中灭顶。
本来，军统特务打算利用美国空军中尉史特沫斯给蔡文娜写信这件事情来大做文章，但是这样做一者会引起中美外交上的麻烦，二者也还难于制造一两种能让杨森相信的物证，仅凭一封写有My dear miss tscy的英文信，是不能让杨森动杀机的。
于是军统局的特务分子们处心积虑地想办法制造一件事端，专门用来刺激杨森。这一任务，就交给了毛人凤的老婆向心影。这时候，毛人凤和向心影恰巧都借住在杨森的在重庆的公馆“渝舍”内。
1943年冬，杨森循例到重庆去向蒋介石述职，而蔡文娜也值寒假到重庆与杨森欢聚。其间适逢美国空军节，宋美龄在嘉陵宾馆举办盛大的中美联欢舞会，杨森也带了蔡文娜去参加。
杨森有很严的“家规”，绝不许姨太太和女儿们参加任何舞会。因为他的七姨太曾桂枝，就是在舞场上认识了“野男人”而勾搭成奸的。尽管蔡文娜从来不进舞场跳舞，可今天是“第一夫人”办招待，又有丈夫在身边，这条家规，似乎也有了“圆通”的余地。说巧也真叫巧：恰恰在舞会上又遇见了美国空军中尉史特沫斯，他一者不知道蔡文娜是杨森的如夫人，二者即便知道她名花有主，绝不会知道她家有不许跳舞的规矩，于是一而再，再而三地邀请蔡文娜共舞。杨森并不知道史特沫斯半年前就认识蔡文娜，见他们俩不但跳得起劲儿，谈得也很亲热。而他们用英语交谈，杨森又一句听不懂。特别美国人的性格比中国人奔放，杨森在旁边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不由得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蔡文娜与杨森相处十几年，当然知道他爱吃醋的毛病，三场跳下来，见杨森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就说：“咱们提前走吧！这里是舞会，总会有人邀我共舞的。”杨森却又很犹豫：“今天是蒋夫人主持的联欢会，他也很注意我，咱们这样早就走，是对她的不礼貌、不尊敬。还是再坐一会儿吧！”这时候，由向心影挑选并安排的一个军统小特务，西服笔挺，风度翩翩，彬彬有礼地过来请蔡文娜跳舞。在这种场合，即便不想跳，也不能过拒，只好勉强应付一曲。小特务是向心影关照过的，跳到某一个角落，突然把蔡文娜搂得很紧，脸挨着脸，两人的嘴唇几乎就要贴在一起了。就在这一刹那间，躲在一旁的向心影的情人周伟成偷偷儿迅速抢拍下这一镜头。
下面的戏，就都由向心影和周伟成导演了。寒假期满，蔡文娜返回华西大学不久，肖寿眉突然接到一封署名“华大同学”的匿名信。信中说：蔡文娜即将与情人私奔。肖寿眉不敢隐匿，把匿名信转给了杨森。杨森密嘱肖寿眉不要声张，暗地里派人监视蔡文娜的行动以及与她来往的可疑人物。肖寿眉用钱收买了她的几个同学和拉车的车夫。
蔡文娜的车夫，按例送她到学校以后，就回到住处兼任“门官”，等到了说定的时间，再拉车到学校门口去接。有一天，蔡文娜已经上学去了，突然来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青年，上门来拜访“蔡夫人”。车夫说：“太太上学去了。请教尊姓大名，等太太回来了，我好回话。”来客说：“不用了，我下次再来吧。”说完，就匆匆地走了。
从那以后，这个年轻人又来过两三次，每次都是太太上学去了，总也没见着她。最后一次，他自言自语地说：“怎么这样不凑巧，来了几次，都见不到你家主人。这样吧：等蔡夫人回来，请你把这封信交给她。”车夫觉得这事情蹊跷，根据肖寿眉的嘱咐，没把信交给太太，而是交给了肖寿眉。
信封里不但有一封热情洋溢的情书，而且还有一张蔡文娜与一青年男子几乎脸颊相贴的亲热照片。
照片正是向心影的姘夫周伟成所偷拍。至于那个青年，也就是舞会上邀请蔡文娜共舞的那个小特务。至于情书，反正是男方写给女方的，怎么造都可以。
肖寿眉以为抓到了证据，立刻把这封信连同照片一起转给了杨森。肖寿眉的妹妹肖邦琼是杨森的五姨太，不论是出于替妹妹争宠，还是为自己邀功，他都不会把这封昧起来的。
杨森看见了这封情书和两人如此亲热的合影，怒不可遏，就起了杀蔡文娜的心。
不久，杨森以述职为由到了重庆，并电召蔡文娜来渝相会。夜间，杨森诘问蔡文娜可有私情，蔡文娜说绝对没有。两人为此争吵起来，蔡文娜觉得受了委屈，气愤之下，跑到邻室去过夜，不与杨森同房。这对杨森来说，无异于火上加油，追到邻室，拿出合影的照片来质问：“照片上的这个人是谁？他到华西坝去看望过你多次，别以为我不知道！”蔡文娜瞠目结舌，不知所对。杨森拂袖而去，蔡文娜嚎啕大哭。杨森在火头上，不辨真假，就下令叫杨汉印枪毙蔡文娜。杨汉印说：“夜间人静，枪声一响，会惊动何（应钦）总长。”杨森说：“不管你用什么法子，只要把她整死就行。”结果杨汉印把蔡文娜勒死，把尸体扔进了渝舍的废井里。
蔡文娜死后三日，肖寿眉对杜重石说：“惠公蔡夫人与人私奔，现在还隐藏在成都，伺机外逃。老弟是袍哥大爷，地面上人头熟，消息灵通，请你找袍哥弟兄探听一下隐藏的地方。”肖寿眉放出这样的烟幕，目的当然是为了掩饰蔡文娜的真正死因。其实杜重石心里很明白，又一个冤鬼作为封建婚姻的牺牲品离开了人世，哪儿也找不到她了。蔡文娜的姐姐蔡文琪，在民生轮船公司当会计，好久不见妹妹，去问杨森，杨森也说：“你妹妹有了情人，现在藏在成都，打算外逃。我正在找她。”蔡文琪明知是谎言，但在杨森炙手可热的权势威胁之下，也无可奈何。
至于这个向心影，是何许人呢？真巧，他也是杜重石的老朋友。
1942年12月，杜重石以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少将处长的身份，到重庆去参加杨森的女儿杨郁文与蒋介石的外甥竺培丰的婚礼。
杨郁文是杨森的管家四姨太田蘅秋所生的女儿。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以后，当时杨森任贵州省省主席，不经常来重庆，所以何应钦、陈诚和特务头子毛人凤三家，都住在重庆中二路杨森的公馆“渝舍”内。杨森的管家姨太太田蘅秋也住在重庆，她对这三人的家属曲意奉承，招待得非常周到，因此交情很深。过了一段时间，就由毛人凤的妻子向心影出面介绍，把她的女儿杨郁文嫁给了竺培丰。竺培丰是蒋介石妹妹蒋瑞莲的长子。蒋瑞莲的丈夫竺芝珊，本来是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玉泰”号的店员。蒋介石发迹以后，他依靠裙带关系，当过苏州税务局局长、中国农民银行常务董事、津浦铁路车务总段段长等肥缺。蒋培丰在宁波商校毕业以后，蒋介石保送他到日本学习空军，很得蒋介石的喜爱。杨竺两家的联姻，一家要笼络，一家想巴结，当然是建筑在利害关系上的政治性婚姻，只是以新郎、新娘为联系的纽带罢了。
婚礼在重庆嘉陵宾馆举行。男女双方都是豪门，其场面的盛大、隆重、欢快、热烈，自不待言。贺客之多，虽非绝后，也是空前。婚礼之后，接着举办舞会。杜重石参加这样的集会，当然不是为了图热闹、更不是来看场面的。他作为一名地下党员，身负重任，到这里来，是他的工作，是另一种形式的战斗。因此，他没有那种兴趣找舞伴下舞池，而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有什么适当的人选可以交谈的没有。
在舞厅里面转了一圈儿，正好迎面碰上了谈云章。谈云章是杜重石姑妈的侄子，两人也算是远房的表兄弟。他在刘文辉的部队中从连营长一直当到团长，后来参加军统，成了骨干，顺着这条线当上了重庆市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说起来，也算是行伍出身。此人性格倒还爽直，只是有意无意间总要显示自己在军统中的地位，显示自己比别人知道的内幕消息多。正因为如此，所以杜重石在成都筹办袍哥组织“蜀德社”的时候，有意把他拉进社里来当个“大爷”，一方面拿他当保护色，一方面就近探听消息。今天无意中在这里相遇，当然要跟他谈谈，就把他拉到了一边儿。
谈云章从刑警处派一批刑警到新近成立的中美合作所受训，谈起了有关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情况，杜重石故意用话将他，他也越说越来劲儿。俩人正说得有趣，突然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迎面走来。谈云章给杜重石介绍：这是毛人凤的夫人向心影，如今两口子都借住在杨森的公馆“渝舍”内。毛人凤是军统局地位仅次于戴笠的特务头子，这是尽人皆知的。他的夫人，杜重石却不认识。没想到向心影听了谈云章的介绍之后，歪着脑袋端详了一阵杜重石，笑着说：“原来是杜家阿弟呀？十几年不见，小伙子不但有了出息，人也越长越漂亮了嘛！”向心影一笑，露出腮边两个小小的酒涡，风韵相当迷人。杜重石这才想起来，原来这个向心影，就是以前的老邻居向绍英！谈云章惊讶地问：“你们本来认识？”向心影哈哈大笑：“认识你以前，我们就是老相识了。岂止是相识，我们还在一起住过呢！”“怎么？你们……”谈云章有些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许胡思乱想！”向心影卖弄风情地白了谈云章一眼。“人家可是个正经人，不像你……”说笑了一阵，向心影别处应酬去了。谈云章还有些不信地问杜重石：“你们当真同居过？”杜重石也笑了起来：“我可没那胆子偷吃这样的禁果！1931年，我在上海读书，暑假期间我没回老家，在打浦桥租了一处石库门①房子住。为了省房租，是和一个万县人叫向友楠的合租的。
我和向友楠住前楼，他的一个侄女儿住后楼。这个侄女儿，当时叫向绍英，就是今天的向心影。我们俩同年，不过她比我大几个月，所以混熟了以后，就叫我‘杜家阿弟’。那时候，她刚满十八岁，豆蔻年华，的确长得漂亮，鹅蛋型的脸面如桃花，整齐的刘海下面，两条柳叶似的眉毛，一双水汪汪的双眼皮儿大眼睛，明亮清澈，高矮适中，身材窈窕，常穿一件乔其纱的旗袍，一笑露出两个小酒涡，真是温文尔雅，聪明伶俐，妩媚动人……”
“听你那么一说，简直把她描写成西施再世了。看她的今天，尽管风韵犹存，却不像你说的那么美。别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看她的今天，一方面固然年龄已经增长了十一岁，对一个女人来说，‘青春’阶段已经过去，更主要的，是生活的经历把她少女时代的天真烂漫、纯真无邪统统消磨光了。当年她的眼光是热烈、聪敏、温柔、坚毅的，令人生爱；今天她的眼光是深沉、冷凝、狡黠、闪烁的，看了令人生厌，甚至恐惧，的确是前后判若两人。《麻衣神相》上说的‘相随心变’，是有道理的，绝不是迷信。当年她在上海，如果不是早已经名花有主，我是会喜欢她的。今天重逢，我却有些怕她了。”“你说的当时她已经名花有主，是不是指的殷汝耕？”“不错。我和她认识不久，就知道她原来是殷汝耕的情妇。殷汝耕是浙江平阳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的留学生，1927年当过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当时在外交部东亚司工作，已经四十五六岁，时常到她住的后楼来幽会。暑假期满后，我回到学校，接着‘九·一八’事起，我们忙于救亡，从此就没有再见过她。”“那么她后来的情况你是一无所知罗？”“至少她怎么会嫁给毛人凤，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九·一八’事变以后，殷汝耕参加过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1935年，日本人制造冀东事变，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出任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委员长，投靠日本当了汉奸。向心影的叔叔向友楠，本来就是我们的人，这时候出任四川省会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他向我们老板详细介绍了向心影以前跟殷汝耕的关系，建议利用她与殷汝耕的旧情作为掩护，派她去刺杀殷汝耕。我们老板接受了他的建议，亲自跟向心影谈了话，鼓励她以国家、民族的大利、大义为重，割断儿女私情，果敢行动。向心影当时倒也答应得很干脆。可是一到河北，见到了殷汝耕，发现殷汝耕还是那么爱她，为情所困，不忍下手，就劝他不要做为人唾弃、遗臭万年的事。殷汝耕听出她话中的意思，醒悟到她不是为续旧情而来，一再盘问，软硬兼施，她终于说出了戴老板派她来刺杀的实情。殷汝耕感动之极，再三保证在他权力所及的范围之内，绝不会伤害她，保证安全送她回到南京。刺杀任务没有完成，戴老板很光火，责令毛人凤审查她未完成任务的原因。审查期间，毛人凤被向心影那双勾魂摄魄的眼睛所征服，给她做的结论是‘年轻无知，悔悟认真，恕其初次，留观后效’。──这一留，就留给他自己了。要是别人，处分起来可不轻呢！”向心影参加军统以后，心肠变得十分冷酷。她与毛人凤之间并无感情，而是有她自己的所欢周伟成。两人经常合作设计害人。他们陷害杨森的九夫人蔡文娜，只是他们的杰作之一而已。十姨太郑文如，重庆人。她原来在重庆南岸裕华纱厂做工。她有个远房舅舅叫杨正谊，在二十七集团军当军医。他为了巴结当时在贵州省当省主席的杨森，于1945把她带到贵阳，通过杨森的副官王联奎用汽车把她送进杨森公馆，收为第十房姨太太。后随杨森到重庆，生有子女2人。重庆临解放时，她已经失宠，所以杨森逃到台湾，也没带她一起走。解放后嫁给一个工人。
十一姨太胡洁玉，四川广安县人。她是杨森老家的仆人胡应忠之女，14岁的时候，到重庆读书，住在杨森公馆里，杨森的子女都叫她胡妹妹。这时候杨森已经60多岁，一定要纳她为妾。胡应忠竭力反对，把她带回广安。杨森不舍，亲自驱车到广安，以送她进国立女子师范读书为名，又把她接到重庆。胡应忠十分生气，但又无可奈何，发誓从此再也不进杨家大门。1949年杨森从重庆逃跑，把她带到台湾，送她进台湾大学读书。在杨森86岁那一年，胡洁玉生了一个女儿。后来又送她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书，1959年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并成为核物理教授。这是杨森姨太太中比较有“善终”的一个。
十二姨太张某，台湾人。杨森虽然妻妾众多，到台湾后，田蘅秋年老多病，另住别处，胡洁玉去了美国，子女也大都分散在国内外各地，身边实际上没有人。在他90岁那一年，聘请了一位17岁的初中毕业生当他的秘书兼如夫人，通称“张小姐”，经常陪着他爬山、骑马、打猎、游览、参观，访问，还给他生了最后一个女儿。杨森本来子女各21个，有了第四十三个孩子以后，女性的一头砝码增加了。
杨森自称是北宋边将杨继业的后代。在军中，他搞的是任人唯亲的“杨家将”；在家里，他用封建主义加法西斯对妻妾子女进行严厉的“管教”。
他的妻妾们，一律不准请客、不准打牌、不准抽烟、不准酗酒、不准跳舞、不准看戏看电影、不准私自拿用家中的东西……等等。家中的事务，按月由各房妻妾轮流管理。也和《红楼梦》中的贾府一样，大人孩子都规定了一定数量的“月份钱”。他在家的时候，年轻的姨太太必须在清晨5点钟起床，陪他打网球或骑马。年纪大的，不会打球骑马的，也必须同时起床，站在一边儿“捧场”。年轻的姨太太还必须读古文、弹钢琴、学英语。稍有违拗，非打即骂，甚至让妻妾们跪成一排，挨个儿鞭打，称为“满堂红”。他虽然子女众多，但仍然鼓励妻妾生育，怀孕之后即给5000元生活补贴，孩子一生下来，就在外国银行开户，存款20000元（他自己在日本正金银行存款几十万，抗日战争爆发后全部被日本没收）。姨太太们为了得到这笔钱，千方百计争媚邀宠，希望多生子女。传说他的子女中，有的并不是他的亲骨血。一旦发现妻妾有外遇，处置起来是极残酷的。杨森还购置了大量的田产和房地产，分给妻妾们：泸州的田产分给蔡文娜、肖邦琼，成都的田产分给汪德芬、蔡文娜、肖邦琼，广安的田产分给陈顺容，重庆的田产一部分分给郑文如，郫县的田产分给田蘅秋，在汉口的房地产分给刘谷芳。
他的子女们，都要求大学毕业，一律住校，只有星期天和节假日才能回家。还必须学会骑马、打球、弹钢琴。家里请了许多家庭教师，分别教妻妾儿女们古文、英文、数学和音乐，并经常举行家庭音乐会和球赛，目的是检查子女们的学习成绩。每次的家庭音乐会，按例都必须先演唱由他作词、由著名音乐家刘雪庵作曲的混声四部合唱歌曲《杨氏家歌》。杨家开饭，不但热闹，而且很富于戏剧性。饭厅里“品”字形放三张圆桌，上边一张大圆桌，坐的是杨森和他的妻妾们，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众星捧月似的拥着杨森，一边吃吃喝喝，一边嘻嘻哈哈，当着儿女们打情骂俏；下面两桌，一张大的是大儿女们的饭桌，一张小的是小儿女们的饭桌。子女不论大小，开饭之前，都要像教徒做祷告一样，双手合十，拖长了声音，先念一篇杨森制定的“感谢词”：
爹爹妈妈，给我们饭吃。我们要听教训，学好人，才对得起爹爹妈妈。请！
说完了这个“请”字，方才开始吃饭。
“杨公馆”里面的故事，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足可以写一本厚厚的书。这里不过是点滴而已。
注释：
① 石库门房子──为清代末年至民国初年上海标准的“弄堂房子”，是两层或三层的木结构建筑，为当时的中产阶级民居。每幢房子以一家一户为单元，一般都开有前后二门。前面的大门朝南，用细洁的条石做门框，黑漆双扇厚木门。“石库门”之名即由此而来。进门经一小天井即是客厅。客厅的后面是上楼的楼梯。楼梯的后面是厨房，有一扇小门通弄堂。客厅楼上为前楼，即正室，厨房的楼上为后楼，也叫“亭子间”。亭子间上面，一般是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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