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逆流”在中共官方称之为“二月抗争”。在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是这样定义的：“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现在人们说起“二月逆流”，直接想到的就是“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但实际上并不仅止于此。
“大闹京西宾馆”的过程中，既有军方整体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也有从徐向前和叶剑英的对抗体现出来的军队各山头之间的矛盾。图为1937年徐向前与叶剑英在陕北合影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体作法有些意见，而且用中央的官样文章的话语公开表达出来。在“稳定军队”这一点上，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意见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倾向表现得比林彪要明显一些，林彪在言词上要更显得“紧跟主席”。林彪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的分歧在于“升哪些人的官，罢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实际上几位老帅之间也是有分歧的。例如下面我们会看到叶剑英和徐向前在这一点上的对立。
基于中央领导层的这种态度，随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的展开，军队在1967年1月开始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冲击。如果说对于1966年10月前后，各级党政机关受到的冲击毛泽东还可以拍手称快、林彪还可以回避矛盾、几位老帅和副总理还只能发点牢骚的话，到了1967年2月各级军事机关受到冲击，连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都因造反派的揪斗而“东躲西藏”，而且各地军队的负责人如许世友、韩先楚已经气愤已极的时候，他们谁也无法袖手旁观了。本文选自《百年林彪》，作者欧阳龙门，以下为书中“‘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现”全文。
“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有：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闹京西宾馆”；1月28日，“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2月11日和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
为了表现“老一辈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1〕，中共官方对这些事件进行了黑白两极化的曲解，尤其歪曲了林彪在其间的作用。而对于几位老帅和副总理以及周恩来的一些言行则作了掩饰，因为这些言行在官方后来的观点中是“缺点错误”或者“违心的话”。
“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则表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整肃和镇压。如果说中共官方对“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现作了曲解的话，那么中共官方对“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的表现则是加以掩盖，因为这里有许多复杂的矛盾、血腥的场面，即使完全按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来看，也很难分清“敌我双方”和“谁对谁错”。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闹京西宾馆”，其焦点是关于揪斗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其实质是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什么程度。
毛泽东本人对于“文革在军队中造成的动乱应当达到什么程度”是不十分确定的，对于是否要打倒萧华也是犹豫的，这种犹豫一直持续到1967年的夏季才见分晓。
中央文革一方，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把文革的烈火烧到军队，把动乱的程度加大，所以支持揪斗萧华。而出席会议的军队的领导，则有不同的打算：军方作为一个整体，出于自身的机构的利益，希望军队稳定。在机构稳定的前提下，要“升一批人的官，罢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那么，升哪一批人的官，罢哪一批人的官，保哪一批人的官，不同的山头又有不同的想法。在“大闹京西宾馆”的具体场合，叶剑英希望保萧华，而当时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是站在中央文革一边，赞成揪斗萧华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以及其他一些人，由于过去的一些个人因素，也是这个态度。
因此，在“大闹京西宾馆”的过程中，既有军方整体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也有从徐向前和叶剑英的对抗体现出来的军队各山头之间的矛盾。
中共官方的说法是在与中央文革的对抗中“徐帅一掌拍在茶几上，把茶杯盖震落在地。叶剑英怒不可遏，用拳头连连捶击着桌子”。〔2〕
实际情况是徐、叶两人在是否要揪斗萧华的问题上拍茶几、捶桌子，相互对抗。《叶剑英传》中隐讳地写到了这一点：
“过了一会儿，萧华来了，徐向前问他，昨晚到哪里去了。萧华躲躲闪闪。徐向前生气地对萧华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他盛怒之下，拍了桌子，把茶杯盖子和碟子都震摔了。”
叶剑英“也大声地说：‘他昨天半夜里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收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说话间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猛拍桌子，伤及右掌。散会回家以后，端茶杯觉得右手无力，秘书陪他到军事科学院门诊部拍了片子，才发现右手掌骨远端骨折。”〔3〕
《徐向前传》的描述是：
“肖华到会后，讲了头天晚上被抄家的经过。徐向前气得拍了桌子，茶杯盖子摔到地上。叶剑英气愤他说：肖华是我保护起来的，如果有罪，我来承担！说着，也拍了桌子，伤着了手骨。接着‘大闹京西宾馆’一说就传扬开了。”〔4〕
当时在场的吴法宪后来证实：“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出于责任，和陈伯达一起批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于是引起两位元帅之间的对抗。”〔5〕“与会的军中高级将领见两位老帅对拍桌子，谁也不敢说话，有的见势不好干脆溜走了，一时会场大乱。”〔6〕
对此，王年一含蓄地说道：“军队高级将领的抗争极为复杂”。〔7〕
林彪的本意是保萧华，认为“萧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点名打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不断反复，所以代表林彪出面的叶群的态度也不断反复，直到1月20日深夜毛泽东表态保萧华。〔8〕此后，林彪和江青大吵一场〔9〕，甚至说“叫他们也来打倒我好了”〔10〕。
1月22日，毛泽东接见了军方高级将领，“一方面要求军队要站在革命派一边，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面又耐着性子听取了军方将帅们诉说挨整被斗的情形，表态说要抓紧战备，要稳定，要团结，不要分裂。”〔11〕参加过接见的陈再道后来说他当时得到的印象是：毛主席“对造反派冲击军事机关是反感的，认为这里面‘一定有坏人’。”“我当时的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们以退为进，做到有理、有利、有节，退避三舍、四舍还不行，就要硬一点，就要执行军委八条命令，追究冲击军事机关的坏人。”〔12〕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在1967年1月28日颁布了“军委八条命令”〔13〕。照中共官方的说法是：“经过老帅们的努力，终于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分送给毛泽东和林彪，毛泽东把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清去，一起对八条命令作了仔细研究。他认为八条很好，并提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戴高帽子的规定。林彪也表示同意。”〔14〕
王年一的说法是：“徐向前当时是全军文革下组组长，提出要制定这个文件”〔15〕。然后引用了徐向前在他的自传《历史的回顾》里的描述。徐向前的原话如下：
“我们心急如焚，几次打电话找林彪，他都不见。我实在憋不住了，干脆去‘闯宫’。一月二十四日晚饭后，坐车直趋林彪住地毛家湾。林彪的秘书见我突然到来，不便阻挡，领我去会客室，林彪、陈伯达正在交谈。我开门见山，向林彪讲了目前军队的混乱状况，说：军队要稳定，这样乱下去不行，要搞几条规定，如不能成立战斗织织、不能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林彪连连点头，说：是的，军队不能乱，我同意军委发一个文件。当即由他口述，秘书记录，整理了七条。接着，他说请叶、聂来研究一下。陈伯达便起身告辞。叶聂来后，都赞成七条。确定由叶、聂和我去钓鱼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我还特意打电话给陈毅同志，请他到钓鱼台开会，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嘛。
我们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陈伯达也在。他们把周总理也请来了。我讲了产生这个文件的因由，让人念了文件内容，经反复讨论获得通过。
‘七条’送到毛主席那里审批，毛主席提议交住京西宾馆的各大军区负责同志讨论一下，征求意见。大家讨论中，鉴于昆明军区曾反映过有的高干子女参与抄民主人士的家，影响不好，建议增加一条严格管教子女的内容。我们采纳，‘七条’遂变成了‘八条’。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时，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将‘八条’送毛主席审批。毛主席完全同意，当场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林彪拿到批示后，对毛主席说：‘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据我观察，林彪当时有自己的算盘。他是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军权在握，军队大乱特乱，向毛主席交不了帐，对他不利嘛！”〔16〕
张云生的说法与此有很大的不同：林彪“于1月20日晚紧急约见叶帅、徐帅、聂帅和杨代总长，商量对策。根据大家的讨论，林彪归纳了九条，经他口授，林办秘书记录并整理出来，交给当夜召开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席会议讨论，准备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公开发布。”……“第二天早晨，叶帅打电话给林办。叶帅说：‘我们昨晚在钓鱼台讨论军委命令的稿子，争论非常激烈。我们拿去的九条，通过了七条。’……”“中午，钓鱼台发来一份铅印的军委命令草稿清样。这就是昨天钓鱼台会议讨论通过的那七条。林彪听说后，立即约见主席。主席当面表示同意这七条，并提议再加一条，加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这就是后来传遍全国全军的那个军委‘八条命令’。”〔17〕
《徐向前传》的说法与徐本人的说法大致相同，但是也指出草案最初时“九条”而不是“七条”，在钓鱼台“经讨论改为七条”。“后来，林彪把七条报到毛泽东主席那里，主席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又批示：‘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问题’。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修改后的八条交住在京西宾馆开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人讨论。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处，毛主席同意照发。林彪很高兴，对毛主席说：‘你批了八条，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18〕
《聂荣臻传》的说法：“作为军委文革小组组长的徐向前，这时实在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聂荣臻、叶剑英先后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陈述了军队不能再这样乱下去的理由，要求规定出一些条条，以稳住军队。当晚，经反复研究，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林彪同意后，叫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三人拿着这个命令初稿去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见。中央文革的讨论会一直开到夜里3点多钟，周恩来也参加了讨论。江青等人知道这已经经过林彪的同意，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就将命令初稿送请毛泽东审定。1月28日下午，毛泽东特地把林彪、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儿位老帅请到中南海，详细地进行了研究，并在命令初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要严格管教好高干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内容。接着，毛泽东亲自批发了这个文件。”〔19〕
《叶剑英传》的说法是：“叶剑英主持军委碰头会议，同其他几位军委领导同志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无论如何要稳住军队。叶剑英说：‘我们军队要搞个法，搞个命令，搞个章程，不能把军队搞乱了。’聂荣臻说：‘不能再乱下去了，军队要有个限制才行。’1月24日晚，徐向前、叶剑英和聂荣臻先后到毛家湾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军队要有个限制，要尽快搞个条令和规定。林彪同意，拟定了一个军委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讨论，又报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亲自找几位元帅进行研究，最后审定批示‘很好，照发’。”〔20〕对比以上几种说法：张云生认为“军委八条命令”在林彪的积极倡导下形成的；徐向前本人、《徐向前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都说是林彪在徐、聂、叶的要求下拟定的，其中关于每个人的作用，说法各有不同。虽然说法各有不同，但都认为是林彪拟定在先，毛泽东批准在后，而不是中共官方说的几位老帅拟订、毛参与研究批准后，“林彪也表示同意”。而且从徐向前叙述的“万岁万岁万万岁”来看，林彪内心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个命令的。
2月11日和2月16日的“大闹怀仁堂”的直接诱因是：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就陶铸被打倒一事批评了江青和陈伯达。会后李富春将消息传播出去，再加上林彪与江青大吵，几位老帅和副总理受到了鼓舞，也觉得该出出气了。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大闹怀仁堂，是借我批评文革小组的东风。”〔21〕
王年一、高文谦、纪希晨等人的书中均有关于这两次会议的部分内容。其中陈毅的话颇有意味。据王力说：在周恩来和康生对会议记录作最后整理时，陈毅认为记录歪曲了他的一些话，要求删去，被周恩来拒绝。〔22〕
“二月逆流”在全国各地体现为军方对造反派的全面回击，在很多地方表现为“二月镇反”。中共官方对此完全不提，似乎文革中根本没发生过这回事。王年一的书中略说了“二月镇反”几个例子〔23〕，但没有指明“二月镇反”是“二月逆流”在各地的表现。事实上“二月镇反”是文革中有极大影响的事件。
各地军方负责人在面对文革初期的混乱局势都感到非常的困惑，当军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时，他们的困惑已经变成了不满和愤怒。“军委八条命令”使压抑已久的军方拿到了反击造反派的尚方宝剑，纷纷对包围、冲击军队的造反派进行回击和镇压。除了“八条命令”之外，中央军委常常还有针对当地具体问题的电报、命令或通知，支持当地军方的打击造反派的行动〔24〕。
各地军方根据《军委八条命令》和针对各地的具体命令，对造反派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镇压”，很多地方都抓了人。广东、福建、安徽、河南、湖南都抓捕了造反派骨干，取缔了一些造反派组织。其中抓人较多的有湖北、四川：武汉抓了两、三千人〔25〕，四川抓了近十万，仅成都就抓了两万〔26〕。对抗最为激烈的是青海，发生了“二二三流血惨案”〔27〕。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各地镇压情况的具体态度，但是据推测毛应该是默认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军队如此大规模的行动没有毛的认可是不可能的；同时，官方的舆论工具也对军队的行动表示了支持：
2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对那一小撮反动的首恶分子，要坚决镇压，绝不留情。”
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军委制定的方针政策，就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纪律。”“必须严格地、坚定不移地遵守这个最高纪律。”
又例如，中央文革对于镇压湖南的造反组织“湘江风雷”是表态支持的〔28〕。
所有这些，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是不可能不知道的。由于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表态，紧跟毛泽东的林彪也不明确表态。
对此，张云生写道：“主席最初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主席已有过内部指示：对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对和冲击解放军的右派群众组织，当一再的说服工作和忍让态度不能奏效之后，可以进行镇压。”〔29〕
“‘二二三’当天，赵永夫通过电话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报告，说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但不知为什么消息到了西宁大街上，‘叶副主席’变成了‘林副主席’。秘书向林彪报告说，西宁传说‘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林彪听了一笑了之，不加评论，不置可否。”〔30〕
军方对造反派的打击也是很极端的，造成不少的冤案。军方照样只有政治观点，没有法律概念。有时为了夸大造反派的违法行为，甚至采用栽赃陷害的手法。〔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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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7年的3月，各地的形势显得稍微平静一些了。这时已经有上海、黑龙江、山西、山东、贵州五个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员会〔33〕。在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被镇压的省份，军方也在考虑解放一些领导干部，依靠保守派或温和的造反派来建立革命委员会。如果照当时这种局势发展下去，文化大革命可以按毛泽东的预想，在“二、三、四月看出眉目来”〔34〕如果按1967年3月的状态结束文化大革命的话，其结果与后来在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实际上的结果所差无几：军方在革命委员会中起主导作用，配上一些文革前的领导干部，群众组织会在革命委员会中有一些代表，但没有本质意义上的作用。
略有不同的是：当时军方选择的群众组织代表是来自保守组织或温和的造反派组织；而后来实际上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时候，群众组织代表来自温和的或激进的造反派组织，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群众组织代表在革命委员会中起的作用实在是很有限。而且，不论是来自温和的还是激进的造反派组织，大都在接下来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运动中被清洗了出去，有的还又重新进了监狱。
然而毛泽东对这样的结果并不满意，认为这样的文革结局是“反革命复辟”，他要反击这股“从上至下各级都有”的反革命复辟逆流。〔35〕
注释：
〔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三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第139页
〔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三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第133页
〔3〕军事科学院编写组《叶剑英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年，第409页
〔4〕国防大学编写组《徐向前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年，第321页
〔5〕金秋《权利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英文本）斯坦佛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95页（Jin Qiu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6〕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 2003， 第196页
〔7〕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207页
〔8〕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8年，第65至68页
〔9〕张云生《毛家湾纪实》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8年，第163页
〔10〕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 2003，第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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