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行政会议成员罗范椒芬早前接受内地媒体专访时表示，增强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要从年轻人和新教师做起，要考虑安排新教师赴内地接受一个月国情教育，作为入职基本要求。她还建议让每个香港大学生带学分到内地上一学期课。她表示，未来的国情课必须互动，不能说教，要多讨论，消除误解，一定要让学员感受到国家的大、难及复杂，才会产生认同感或同理心。
这建议一出台，立即引起争议，反对者直指她倡导“洗脑”。但笔者认为，部分香港人对内地认识不足是客观事实。香港人前往内地了解国情，也的确是提升国家认同感的有效途径，因此不必以阴谋论看待罗太的建议。
然而，推动国情教育应该在教师和学生自觉自愿的情况下进行。罗太的建议等于把赴内地接受国情教育与准教师能否上讲坛、学生能否毕业挂勾，这无疑有违自愿原则。任何事情一旦变成强制性，就会失去原有意义，甚至适得其反。
在实际操作上也有问题，例如，由谁来安排新入职教师学习？如果由内地当局安排，就意味着内地官员掌握了香港教师能否上讲坛的话事权。香港基本法第136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础上，自行制定有关教育的发展和改进的政策，包括教育体制和管理、教学语言、经费分配、考试制度、学位制度和承认学历等政策。而罗太建议的谬误，恰恰在于忽视了香港教育制度的自主性。
另一种可能性是与内地大学合作。很多内地学校会乐于承担此任务，但很大程度看在钱的份上。近年国家选拔干部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大学便大办在职研究生班，高官报个名，几年后就是硕士博士，尽管他们可能一天课也没上过，连毕业论文也请人代劳。富豪班也很普遍，老板们捐一笔钱就成为博士，以儒商身份招摇过市。香港师生若参加这种学习班，能学到什么“国情”？
此外，社会上的歪风邪气不可避免地吹进校园。大学当局想方设法赚钱。有些教授把精力用在争招生数目、专题经费、科研课题，根本无心教学。有些人还借招生机会性侵犯女学生，剽窃丑闻亦不时发生。港府在安排香港师生到内地进修时，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实际情况。
另一方面，内地当局正加紧对校园意识形态的控制。教育部长袁贵仁宣称，要把亿万青少年培养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继承者。当局规定，教师不得在课堂上宣扬普世价值。内地推行社会主义，当局这样做无可厚非，但要来自香港的师生接受这一套，恐非易事。
由此可见，罗范椒芬的建议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有违基本法原则。尽管如此，笔者认同她有关香港人需要认识国家的说法。正如她所说：“在内地生活一段时间，感觉会好不同”。
由于种种原因，香港人对内地的了解确实比较片面，较多注意负面新闻。其实，内地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绩是很大的。目前比较突出的是财富分配不均，但几乎每一个家庭都生活得比改革前好。笔者早前到粤西某山区县农村住了几天，发现当地农民的生活方式与城镇居民几乎已无差别。本人在行内算是“中国通”了，年青时又曾下乡当“知青”，自认为熟悉中国农村，也了解中央近年推出的惠农政策，但农村变化之大，完全出乎本人意料之外。
又如，对于内地的医疗制度，我们在香港听到很多负面消息，如医务人员收红包、某些医院见死不救等等。这些都确有其事，但与此同时，不应否定医疗改革的成果，经过多年努力，内地已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险制度，尤其把数以亿计的农民都纳入医保范围，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过去，北京方面把香港人对内地认识不足，归咎于香港传媒。传媒固然有一定责任，但首先得怪那些披着“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外衣的贪官污吏，正是他们的倒行逆施，严重影响了香港传媒和市民对国家的印象。
因此，特区政府有必要鼓励香港市民回内地参观访问，实地考察民众生活与政府施政。北京当局不应随意剥夺香港人回内地的权利，尤其对一些参加过抗议行动的青年学生，更应持包容态度。他们的世界观尚未定型，若过早在政治上定性，拒绝他们回自己的国家，无异于把他们推向对立面。
一言以蔽之，罗范椒芬建议让本港教师和学生回内地熟悉国情，出发点是好的，但她提出的措施却难以实现。事实上，国情教育也应循序渐进。子女离家一段时间，回来后都要重新适应家中的生活节奏；香港离开国家一百多年，香港人又怎能回归后就马上对国家的一切那么适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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