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长柯文哲接受大陆媒体专访提出“一个中国说”，他认为一个中国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中国的内容是什么”，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31日表示，柯文哲的表态，对台北市与上海或大陆其他城市交流非常有帮助。有评论称，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曾提到柯文哲看棒球时都“只看结果”，不注意比赛过程。这种被称为“效益主义”“能替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效益的行为，就是对的”，他们称此为“效益原则”。
柯文哲称一个中国并不是问题的报道是陆媒断章取义
台北市长柯文哲30日接受大陆媒体联访时表示，当今世上没人认为有“两个中国”，所以“一个中国”并不是问题，引发议论。他31日在市政会议后被媒体问及此事，则强调意思是“一个中国”重点在内容而非符号，“我就是最怕这个，断章取义！”
柯文哲表示，专访中是说“一个中国重点是内容，不是符号”，就像是平常买东西，贴了一个标签，“我才不关心你标签贴什么，我关心的是你的内容是什么。”他指出，当时也反问陆媒“你们老是说一个中国，但是一个中国的内容是什么，你们要不要先讲清楚？”，而自己的的一贯想法，就是将重点摆在内容，“如果断章取义，我就完蛋了！”
就当这次柯文哲没有失言，就当是陆媒断章取义。柯文哲这番话获得了大陆在双城论坛问题上的善意，也算有一定效用。有台湾媒体认为，柯文哲虽不断失言，但执政百日的民调满意度仍稳定攀高，许多人认为“柯文哲主义”已获民意支持，可以靠着这鼓气继续向前冲，甚至压过议会的反对力量。批判者们则对这类数据感到大惑不解，仍一再强调柯文哲的“保守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成份，必然会导致悲剧，只是百姓不懂这点。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夫人陈佩琪，日前提到柯文哲看棒球时都“只看结果”，不注意比赛过程。报道指，陈佩琪的“结果论”对柯文哲到底属于什么主义有画龙点睛的效果。即“柯文哲主义”就是“小市民主义”，小市民喜欢什么，他就搞什么，也不见得是威权或保守，一切都是“随喜”。
和其他的民粹主义者的差别在于，柯文哲还添上了“结果论”的成份，这使得柯文哲主义有了实质的内容。有种近代伦理思潮非常接近这种想法。
这种被称为“效益主义”（过去译为功利主义）的流派认为，“能替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效益的行为，就是对的”，他们称此为“效益原则”。他们认为事情的成败善恶，完全看其结果，而行为结果都可以化为数字计算，考量其成本和效益，评估是否对最大多数人有利，就可以得知该不该做。
就算没学过效益主义理论，多数人在思考公共建设时也会自然依此原则做出判断。柯文哲也是这样的“普通小市民”出身，也采取了这判断理路。算出来对大家有好处，就干吧。
所以公车专用道要不要拆，就数据拿出来算一算，确定有利，就拆。砍这个交通费能省钱，就砍。那个救灾指挥车没用，就换掉重买。他的市政府充满了数字，而主要的效益受惠者，则指向“非特定”的一般市民大众。
“效益原则”有很强的说服力，一看就能理解，大众也自然接受，“合情合理”。所以“效益主义”是最棒的政治哲学理论啰？
当然不是。效益原则推展到极端，会出现严重的反效果。这也是效益主义于当代不再为主流理论的重要原因。
目前柯文哲压迫的是过去的政商复合统治集团、炒房者、古怪的意识形态团体，以及一些不肖官员，所以人人叫好。
但任何的政策都可能造成他人的损失，每位小市民在将来都可能因为某种条件而被列为“牺牲者”。像是“机车族”、“公车族”、“Youbike使用者”“外食者”、“摊商”、“宗教团体”，随著政策打击面越广，民气越强，这种搜索“社群敌人”，强逼其让利的作法，迟早泛及所有的相对少数。
这也是某些人批评柯文哲是“纳粹”（纳粹一开始是压迫犹太人，最后压迫各族群）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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