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浩早年曾追随张国焘，因为张国焘，陈昌浩被扣上了“路线错误”的帽子。红军会师后，陈昌浩与徐向前共同率领西路军力图打开前往苏联的通道。在河西走廊与马家军困战4个月后，由于补给缺乏，又无援军，西路军全军覆灭，陈昌浩一生的命运也由此发生重大改变。文化大革命中，陈昌浩由于历史原因遭受迫害，于1967年7月服毒自杀。《联合早报》2010年2月5日发表文章陈祖涛（陈昌浩之子）口述、蔡亮编写的文章《陈昌浩与西路军》，简述陈昌浩坎坷人生，并罕见披露陈昌浩平反过程。
20世纪50年代，陈昌浩（左一）等中央编译局部分领导同外国专家合影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但是会师的喜悦并没有延续太久，蒋介石调集数十万大军步步进逼，决心一举消灭红军主力。面对如此严峻局势，中共中央决定派一支队伍西渡黄河，打通与苏联的联络以获取战略物资。10月24日，陈昌浩、徐向前等带领着红四方面军的精锐部队两万余人出发了。迎接他们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
西路军渡黄河之后，由于西安事变的发生，局势瞬息万变，中央的电报指挥在这一时期变化频频。国民党部队对红军虎视眈眈，因此西路军既肩负着打通国际路线的使命，又要策应河东部队。两万多人在河西走廊来回奔波，与彪悍凶猛的“马家军”展开激战。当时陈云已经带了大量的武器，在星星峡迎接西路军。但关键是怎么走，对此，陈昌浩和徐向前还有过争论。中央的电报一会儿要求往西走，一会儿回来往东走，一会儿又说就地建立根据地。徐向前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建议陈昌浩一直往西，不要走回头路。但是作为西路军最高指挥的陈昌浩因为曾经听了张国焘的命令，犯过“南下”的路线错误，心有余悸，因而坚决听从中央的。
没有后勤，一个人只有十几发子弹，子弹打完了，就肉搏。而“马家军”却是个个骑着马、挥着刀。在倪家营子，部队曾经突围成功，当时整个队伍只剩下了千把人。经军政委员会开会决定，陈昌浩给中央发了个电报，一是求援，二是请示下一步怎么走。结果中央的回复是，你们还坚持南下的错误吗，就地不动，坚持到牺牲最后一个人。
中央电报中所说的“南下的错误”是陈昌浩一生的痛。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发生“北上”和“南下”之争。陈昌浩因张国焘反复电令，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但很快事实证明，“南下”的路走不通。现在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系到一起，令陈昌浩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陈昌浩1931年从苏联学成回国，是红极一时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后来被派到鄂豫皖跟随张国焘。很快他就当了军政委，成了张国焘的亲信。张国焘当时的威信相当高，他是党的创始人之一。25岁的陈昌浩对于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张国焘自然很尊重。
张国焘个性好强。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仗着自己部队人多，再加上自己在党内的资格比较老，就想争夺一把手。当时中央的毛主席要求“北上”，而张国焘要“南下”。但张国焘错就错在“南下”以后，部队损失惨重，八万人仅剩下了四五万，最后只得再被迫北上，与毛泽东带领的一方面军会合。当时还是陈昌浩主张再北上的，张国焘还跟他急了，但最后还是“北上”会师了。
然而这件事情还是给陈昌浩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张国焘，陈昌浩被扣上了“路线错误”的帽子。
与“马家军”恶战了4个月，此时正值严冬，西路军孤军深入，没有任何后方补给，仗越打越困难，终于在倪家营子因弹尽粮绝又无援兵，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2万余人所剩无几。
因为“马家军”和国民党联系，要活捉陈昌浩和徐向前，目标太大，因此军政委员会决定让两人离开部队，并派了一个保卫营，营长是陈明义。但敌人始终穷追不舍，一次又一次地包围他们，想活捉二人。陈、徐二人觉得上百人的保卫营目标还是太大，于是便让他们回去了。
没有了保护，陈、徐二人来到了一个山区。陈昌浩的胃病犯了，实在走不动了。恰巧这时正好遇见了一个老医生，又是老乡，于是陈昌浩就对徐向前说，你自己往延安跑吧，我再把病稍微养一养。就这样，两人分开了。一个去了延安，另一个则回了湖北老家。两人的人生轨迹也从此岔开了。
其实陈昌浩一开始也不想回湖北，他又何尝不想去延安？但事情往往就是这样阴差阳错。
徐向前走后，那个老乡把陈昌浩藏在一个洞里养病。待到病稍好些的时候，陈昌浩就想要回延安。他想跟张闻天联系，于是就写了封信给朱光，让他转给张闻天。但他又怕信落到敌人手里，于是就签了俄文名字，用中文签了“依祖莫鲁多夫”。然而朱光收到这封信，却没有看懂，也没有回信。于是陈昌浩白等了一段时间，实在和党组织联系不上，就随那个老乡回到了湖北，而此时距离上次离家已隔了9年。
1937年，陈昌浩回到湖北。对于9岁的陈祖涛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到父亲，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母亲从来不敢告诉他父亲是谁，因为她怕小孩子说漏了嘴，被国民党抓去杀头。在家里呆了两三天，陈昌浩就去了武汉。因为那时在武汉已经有了国共合作，有八路军办事处，当时办事处的主任是王明。通过这个办事处，陈昌浩终于回到延安了。然而此时的延安正在进行对张国焘的批判。
中央在延安开展对张国焘路线的清算，西路军的失败已与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陈昌浩以西路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他以“待罪”之身开始了漫长的“检讨生涯”。他没有办法申辩。他开始写检讨，一次不行，第二次。所有的官衔都被抹去了，什么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的最高领导的成员，都没了。因为他有学问，他们叫他去教书。那是1938年，陈祖涛已经到了延安。陈昌浩牵着儿子，在讲台上讲马列。他讲马列从来不看书，一节一节地讲。此时的陈昌浩已经完全成了一个普通人。
西路军两万人马兵败，成为陈昌浩人生中的一个重大转折。31岁的他从原先战场上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变成一名在讲坛上慷慨激昂的特殊教员。两年之后，也就是1939年，中央批准他以治疗胃病的名义飞往苏联，但这一去再要回来却又是望穿秋水。
1941年年初，卫国战争还没有爆发。周恩来因为骑马的时候不慎跌落，到苏联治疗。治好了，临走时，他给陈昌浩留了一封信，他说昌浩，你把病一养好，你赶快回国。这是总理的话。然而要回国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苏联的十三年里，陈昌浩翻译了大量的书籍，像《旅顺口》、《列宁选集》、《日日夜夜》，就连根据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改变的同名电影也是陈昌浩翻译的。有一次，陈祖涛到父亲家里看他，那是陈昌浩正在翻译《青年近卫军》。陈祖涛见父亲总是嘴巴在动，却不发声音，就问你干什么，结果陈昌浩说，我在考虑配音，对口型。可见其认真。
1947年，陈昌浩已经和一个叫格兰娜的苏联女人结了婚，生了陈祖涛的弟弟。但是他回国的愿望始终是那样强烈，他曾经写了无数的信，希望回国。一天周日，陈祖涛去看父亲。陈昌浩对他说，祖涛，你的俄文好，你替我写封信给马林科夫。他是希望马林科夫能够放他回国，当时马林科夫是苏联的二把手。陈祖涛替父亲写了信。很快答复就来了，说你这级干部，中共中央没有调令，我们不能放你走，因为要过边界，要办很多手续。于是回去的念头又泡汤了。
1948年，蔡畅、张琴秋带了个妇女代表团到苏联。当时团长是蔡畅，副团长是张琴秋，随行的还有丁玲等一行人。陈昌浩又去找了蔡畅，希望能够给毛泽东、给刘少奇、给中央带个口信。然后他又写了无数的信，可还是没能回国。之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徐向前带着军火供应定单到了苏联。于是陈昌浩又找到了徐向前。
1952年，陈昌浩终于回到了祖国，刘少奇在车站迎接了他。回来以后给了他一个职务，中央马列学院的副教务长，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成立了编译局，主要是翻译马列着作、毛泽东着作。
因为陈昌浩以前做过翻译，于是他就当了编译局的副局长。
生活似乎安定下来了，可每次面对昔日的老朋友、老搭档、老将军，陈昌浩还是感觉充满愧疚。“我对不起你们，西路军，我的过错，我的责任，使这么多人牺牲了。”他多次鞠躬谢罪，抱拳作揖，在场的同志无不动容。这位当年的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已不复当年的锐利，他踏踏实实埋头于着述，但是文革的风暴再一次让他的生活掀起巨浪。
1967年年初，陈祖涛还在山沟里的实验室搞二汽的技术工作。造反派来了一个电报，勒令他回一汽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领导都劝他说，祖涛啊，你可不能回去，回去你就出不来了。可陈祖涛仗着自己在苏联学习了这么多年，不怕，于是就从湖北十堰回长春。途中路过北京，和父亲取得了联络。父亲说，他前几天在街上看到了批斗彭德怀，一卡车的红卫兵，彭德怀被剃了个光头，坐着“喷气式”，游街。当时父亲说很快就要轮到自己了。刚开始，陈祖涛并没有把这句话当回事儿。可他没有想到，这将是他和父亲最后一次见面。因为回到长春后，陈祖涛就被隔离起来了。父亲自杀时，他还处于隔离期间。
陈昌浩的预感是对的。他们要他交代是怎么反毛主席的，拳打脚踢。终于，在1967年的7月30日，陈昌浩在其寓所内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去世了。那一年，他61岁。在北京医院，造反派为陈昌浩准备了个棺材。但他一米八几的个子，棺材装不下，于是硬是把他弯着腿塞进棺材里，烧了。最后连骨灰也没有留下，所以现在在八宝山，他的骨灰盒里是空的。
长期以来，陈昌浩一直生活在西路军兵败与张国焘路线的阴影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团政治迷雾慢慢在化开。在陈昌浩去世13年后，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在八宝山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
为了给父亲开追悼会，陈祖涛兄弟三人，跑胡耀邦，跑王震，跑李先念，还给邓小平写信。最后是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还非常明确地表示，不要说陈昌浩是张国焘的走狗。当时大家都年轻，没有所谓的“路线错误”，只不过是你说往这边走，他说往那边走，“路线错误”是现在扣的帽子。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央终于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的规模很大，五百人，徐向前主持了追悼会，在场的还有李先念、王震等很多四方面军、西路军的一些老同志。悼词中对陈昌浩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却没有提及他曾经担任过的中共中央常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军委六人小组成员等职务，但好在没有带“尾巴”的地方了。
1983年，邓小平、陈云委托李先念写西路军的事情，李先念就明确写了西路军是中央指挥的，不是张国焘。当时有一部正要出版的党史，里面只写了西路军是奉命过黄河。李先念看了大发脾气，他说奉谁的命？你们不写出奉中央的命，是什么意思！后来李先念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查阅了档案馆里所有的电报，最后说，是中央、毛主席命令过的黄河，确凿无疑。当然这部尚未出版的党史也重新修改了材料。
历史终于还其本来面目，西路军奉中央命令，为了河东红军的战略转移，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最后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英勇地作出了自我牺牲。原西路军将领徐向前，李先念念念不忘这段悲壮历史，在身后将骨灰撒向河西走廊，陈昌浩一生与西路军失败连在一起，最大的遗憾恐怕莫过于不能仿徐、李二人之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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