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召开的中央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因为是由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召开，被各大媒体置于网站头条。重要的位置却没有引发相应的反响，或许是因为其有关乡村教育、医院改革、司法改革的议题过于平泛琐碎、老生常谈。不过，这些内容恰恰是执政者改革艰难之处和意义所在，应合了习近平在此前所称的“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的指示，象征着十八大以来“群众路线”的真正回归。
即使对中国官场和政治的不满十分普遍，但普遍民众对高层领导人仍然十分支持。
“群众路线”被中共定为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其执政合法性的根基，然而在批评者眼中却是群众运动和统御之术的象征。在中国国际地位应势攀升而“中国模式”渐成显学之际，“群众路线”也获得了重新审视和考量。在西方已受被固化的民主机制困扰不已的情况下，即使是表现稳定出色的新加坡也表示要向中国学习，尤其是“群众路线”部分，似乎说明这一理论确有特殊价值。那么，又特殊在哪里？
深改组高配办“小事”
第十一次中央深改组会议同时通过了5项改革文件，分别是《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人民法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意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重要举措实施规划（2015－2020年）》。其中的第二个有关医院改革的文件最受注目，被多家媒体提取“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建立维护公益性”予以突出报道。而在此前一天，重庆市的医疗改革导致部分环节涨价引发群体性事件而夭折，突显出此项改革的困难。
据悉，自中央深改组于2014年1月22日召开首次会议以来，至今共召开了11次会议，审议了至少50个文件。司法体制改革是其中的重头戏，有7次会议涉及到。另外还有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央企薪酬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公务员制度改革、媒体发展、足球改革等等。可见，涉及到社会、民生的内容占据相当的篇幅。这也因应了习近平在第十次深改组会议上所称的“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相似的表述是已被奉为司法改革标尺的“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事实上，中共十八大之后，新的执政团队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拉近其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距离，其行为举止和顶层设计里皆是如此。习近平在上任伊始的记者见面会上宣称，“这个重大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稍后不久，有关部门展开对新常委们苦难的年少或知青经历的隆重宣传。新高层还在过去两年中形成了一种政治传统：习近平与李克强在每年春节前后分赴地方基层慰问民众。另外，此前在全国中共党政军各领域轰轰烈烈进行的“整风运动”，实名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鉴于深改组四位政治局常委的高配，用来推动招生、医疗改革等事项似乎显得本末倒置、“牛刀杀鸡”。实际上，这些深层次的细节问题其实正是难点所在。如果说之前的行为举止尚且停留在符号和宣传之上，缺少实际意义，那么深改组所审议通过的这些涉及到社会民生的改革决议已经是一种实际动作。在新团队上位最初的一年里，最主要的考量是夯实执政地位，同时为接下来的实质性改革设计和施政方案作准备，在此之后就轮到收割成果。
习近平致敬毛泽东 重拾群众路线
这些说法和做法，其实都属于中共“群众路线”的范畴。所谓“群众路线”是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被中共定义为其指导思想之一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虽然早在中共成立之初就曾提出“群众路线”，但它在中共政治理论中的地位的取得主要归功于毛泽东。
客观地说，群众路线是中共夺取政权的重要“法宝”。其在成立初期进行的土地革命，在抗日战争中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共逐鹿时的统战策略，都与群众路线紧密相联。“军民鱼水情”并非虚言，而是形象地揭示出“小米加步枪”的中共驱逐因抗战赢得巨大声势的国民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共建政之后的毛泽东主政时期，群众路线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也即后来的文革。细究起来，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动机或许正是为了克服中共在执政初期出现的脱离群众和官僚主义现象。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时代一改前政，终结了文革乱局，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种被错置的群众路线政策。当然，从另一种角度来理解，邓小平拨乱反正、重拾民生、发展物质经济之举，其实是对群众路线另一种选择。此举极大地改善了城乡基层的生活条件，引来群众积极响应。不过，群众路线的弦音似乎很难一直保持。改革开放继续进行，贫富差距、官僚主义、官民对立、群体性事件则愈演愈烈。如果说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就建立在群众路线之上，那么中共的执政根基已经因之而动摇。这才有了习近平等新领导人重拾群众路线，极力向群众靠拢的景象。其实，胡温时期也是如此，民生也得到一定改善，医保、农民工等领域均有较大进步，但对大局影响较小。而习近平一代不得不举力而为方有突破。在过去两年里，反腐、改革、新政如泄洪一般喷薄而出，使国家局面颇有改观而中共的执政基础因之更为稳固。如果苛刻地说，缺点也还有，那就是最基层的民众似乎受惠不多。所以在网络上产生了质问反腐收缴的巨额赃款去向的声音。不过，由深改组的诸项议题看来，人民群众并未被抛之脑后，只是从改革设计到执行再到结果有一个过程，届时自然会有水到渠成的感受。
中共“法宝”角力西方民主
西方观察者对中共的“群众路线”缺乏了解，正如认为中国缺乏民主一样。对西方民主制度有深入研究和信仰的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提出“历史终结论”而名声大噪，他还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一大缺陷是无法解决“坏皇帝”问题。因为中国实行“向上负责制”，如此将无法约束毛泽东式的政治强人，也容易导致治国失察。他在近期与中国学者论战时重申了这一观点，但却遭到了有力反击，具体论点此处不再详述。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中共的“群众路线”或许正是福山等西方学者所忽略，而又能在相当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政治设计。虽然中国奉行严格的自下而上负责制，但最高决策层却又需时时以基层群众为要。如此就会自上而下地迫使执政团队向群众靠拢。虽然在法理上似乎不能契合当下主流的民主理论，但这种模式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西方式民主陷入“否决政治”、民粹主义、政治斗争、效率低下、国家紊乱的顽疾。
在治国探索中独辟蹊径而又得到普遍认可的新加坡似乎也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民主在该国体现得也不甚明显，甚至出现了家族政治现象，但这并不妨碍新加坡成为周边民主国家环抱中的一颗“明珠”。事实上，该国国情、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都与中国极为相似，但也不完全相同，比如“群众路线”。近日，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中国的群众路线值得新加坡认真学习。此语点明了“群众路线”的价值。
当然，中共在“群众路线”方面表现并非毫无瑕疵，曾经出现过“文革”的极端案例，上文所提到的官民对立等现象尚未得到根本扭转。无论是中共党内还是体制之外，民主多体现为一种镜中花、水中月。官民之间管理者仍然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群众的利益时常被忽略，民众参加政治、社会和市场活动，以及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仍然受到压抑。民主的主体是人民，而“群众路线”的主体是执政者。中国始终难以比拟西方的一点就是难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和创造力。显然，不论是中国的群众路线还是西方民主，都远远称不上完美。
评论 (0)